《帝京景物略》：一部明代北京的风物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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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4 22:12
北京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朝晚期的小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甚至可以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并提，成为那个时代的特色。明末小品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们以体制短小、文辞简约取胜，独抒性灵，韵味隽永，正如明朝人自己所说的“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在文体类别上，序、跋、记、传、铭、赞等各种文体几乎都可以称为小品。在题材上，小品逐渐趋于生活化、个人化，无论描写风景，还是杂记琐事，都透露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就像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明末著名的小品作家有袁宏道、锺惺、谭元春、刘侗、王思任、祁彪佳、张岱、徐宏祖、汤显祖、冯梦龙等。这些作家往往各具特色，富有独创性。例如，袁宏道的山水游记，重写意而轻摹形，文字中透露着浓浓的主观情趣和兴味；王思任则以“好以诙谐为文”著称；而张岱则“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纵观明末小品名著，《帝京景物略》绝对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它善以不寻常来写寻常，删繁就简，别开生面。《帝京景物略》重在记录明朝时北京的名胜景物，它将北京划分为“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西城外”“西山上”“西山下”“畿辅”八个区域。这八个区域内的山川园林、寺庙祠堂、亭台楼观、名胜古迹、风俗民情、花鸟虫鱼等，书中都有详尽的记录。在每处景物之后附有文士们所咏风物之诗，总计千余首。卢沟桥、潭柘寺、卧佛寺、戒坛、什刹海、海淀、西山……这些人们所熟知的名胜古迹都可以在这部书中找到它们的渊源。![]()
《帝京景物略》是由刘侗、于奕正、周损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完成的。爱有于子奕正采厥事，周子损采胶诗，以佐刘生之笔华墨冲。侗北学而燕游者五年，侗之友于奕正，燕人也，二十年燕山水间，各不敢私所见闻，彰厥高深，用告同轨。奕正职搜讨，侗职搞辞。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所未经过者，分往而必实之，出门各向，归相报也。所采古今诗歌，以雅、以南、以颂，舍是无取焉，侗之友周损职之。三人挥汗属草，研冰而成书，其卷八，其目百三十有奇。这些足以说明，《帝京景物略》是由刘侗、于奕正、周损三人通力合作而成的。刘侗（约1593—约1636），字同人，号格庵。湖广省麻城县（今属湖北麻城市）人。他是明末“竟陵派”散文代表人物之一。刘侗年轻时颇有才名，被督学葛亮寅所欣赏。而文采出众也为他招来了不少祸患。《麻城县志》载：（侗）为诸生，即见赏于督学葛公。礼部以文奇奏参，同竟陵谭元春、黄冈何闳中降等，自是名益著。刘侗虽然因此声名更加显著，但却从此祸患不断。乃至于“楚场数不利，复以公事忤乡先辈”，不能在家乡立足。为了寻找合适的应试环境，刘侗决定北上，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后，刘侗捐监生考北闱，一待就是五年。崇祯六年（1633），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受职吴县知县，赴任途中逝于扬州。除《帝京景物略》之外，刘侗还著有《龙井崖诗》《雉草》和《韬光三十二义》等。于奕正（1597-1636），明朝宛平（今北京）县人，字司直。王崇简《都门三子传》云：奕正生而峻洁，喜读书，性孝友。丧父，让财于兄弟，独居荒园，治举子业，耻剽窃为文章。其所交游者，皆当世名人，以故多畏恶讪笑之者。工为诗歌，好游名山。当时来北京的士人，闻名来访于奕正的不计其数。刘侗和同乡谭元春来京，就在他家中作客，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帝京景物略》的创作中，于奕正功不可没，他主要负责资料的采集、体例的确定，以及文稿的修订。《帝京景物略》中收录的《钓鱼台记》出自奕正之手。这篇不足三百字的小品，清晰地记述了钓鱼台的方位以及发展演变的历史，文字优美，艺术水平极高，堪称明朝游记中的上乘之作。崇祯七年（1634），刘侗中进士赴任，于奕正随行。二人在金陵逗留一年，游遍了南京的风景名胜。他们因此萌生了合著《南京景物略》的想法，奈何崇祯九年（1636）于奕正病逝，不久刘侗也去世了。除《帝京景物略》外，于奕正还著有《天下金石志》《朴草诗》等。周损（约1603－约1670），字远害，号迂收，湖广省麻城县人。周损三岁丧父，自幼就学于竹庄，与刘侗同学。崇祯十二年（1639），周损中举人，崇祯十六年（1643）中会试副榜，授饶州府推官。周损自幼博学，工诗文。在《帝京景物略》的成书过程中，他负责诗歌的采集和选择。初任饶州时，饶州多盗贼，周损一上任便惩办几十人，盗贼因此收敛。周损在任期间，马士英军队曾骚扰百姓，并欲屠城，周损设下缓兵之计，成功阻止了马士英的屠戮之举。因此，当地百姓有“周青天爱民如子”之谣。康熙九年（1670），周损病逝于家。《帝京景物略》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对寺庙、祠堂、园林以及民俗等方面的记录上。书中所记录的寺庙种类很多，大体来说，有三类：一种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佛寺，比如香山寺、卧佛寺、潭柘寺、金刚寺等。明神宗的母亲孝定李太后崇尚佛教，而且明朝历代的太监、外戚也都热衷于捐建寺庙，所以明朝北京的寺庙数量非常之多。一种是具有民间信仰的庙观，比如火神庙、药王庙、灵济宫、显灵宫、关帝庙等。还有一种是北京独有的具有帝王色彩的庙观，如帝王庙、朝天宫、皇姑寺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寺庙，恰恰反映了当时北京不拘一格、广收博采的文化特性。作者在描写这些寺院的时候，用笔非常讲究。比如写香山寺，作者开篇便说它是京城观寺的首游之地。岗岭三周，丛木万屯，经涂九轨，观阁五云，游人望而趋趋，有丹青开于空际，钟磬飞而远闻也。入寺门，廓廓落落然，风树从容，泉流有云。香山寺所建之地，崇冈峻岭，树木丛生，数以万计，山路宽阔。在五云阁中远观，可望见游人匆匆，整座香山宛若一幅画卷在空中展开，有钟磬声悠悠传出。走入寺门，庭院空阔寂静，树木从容随风而动，流泉清澈照映云彩。好一派幽静闲雅的景色！这短短的五十几字，便将香山寺的景物跃然纸上，让人身临其境，神驰向往。记录祠堂的，比如文丞相祠、于少保祠、三忠桐、晏公祠等。在这些关于祠堂的记录中，作者不仅对祠内的景色和建筑做了描绘，还对祠堂贡主的重要事迹做了概述和评论。比如，在《于少保祠》中，作者不仅对祠堂做了介绍，并且对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击退也先，拯救大明社稷，后来又被徐珵、石亨、曹吉祥等人诬陷致死，以及祠堂修建的经过一一做了叙述。文中评价于谦，说他是“二祖列宗之社稷臣也”。明朝中后期，市民经济日益繁荣，人们在文化意识、生活情趣和人格追求方面都和前代大不相同，社会风气也日趋浮躁。这也就促使很多士大夫转而追求宁静闲适的生活。有经济实力的贵族纷纷在自己的院落中修建园林，并把这看作是生活品质的象征。如英国公新园、英国公家园、定国公园等。明朝王侯贵族的园林修治得很讲究，本书对这些园林的记录是很难得的史料。后人可以从这些史料中分析北京士族们修治园林的整体思想和风格特征。相比于江南园林，京城的园林则或粗放质朴，如《定国公园》:环北湖之园，定园始，故朴莫先定园者。……土垣不垩，土池不凳，堂不阁不亭，树不花不实，不配不行。急买庵地之半，园之，构一亭、一轩、一台耳。但坐一方，方望周毕。其内一周，二面海子，一面湖也，一面古木古寺。牡丹数百亩，一圃也，余时荡然藁畦耳。花之候，晖晖如，目不可极，步不胜也。客多乘竹兜，周行塍间，递而览观，日移晡乃竞。蜂蝶群亦乱相失，有迷归径，暮宿花中者。这些都与江南园林崇尚清幽淡雅的特色相异。书中记录的园林数量之多，足以说明明朝北京私人修建园林的风气，远超以往任何时代。京城人流量大而且混杂，贩夫走卒、三姑六婆、医卜星相、商贾文人、王孙官吏等各阶层的人都纷纷聚集于此，市民文化因此繁荣、多样。节日游玩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活动。中国的传统节日众多，娱乐节目自然也不会少。从正月初一到除夕，节日从不间断。所以，除了寺庙、园林外，书中还介绍了不少当时的北京民俗。张灯之始上元，初唐也，睿宗景云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请燃千灯，帝御安福门纵观。永乐七年，今元宵节赐百官假十日。今市十日，赐百官假五日。内臣自秉笔篆近侍，朝臣自阁部正，外臣自计吏，不得过市，犹古罚帘幕盖帷意。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文中详细考证了历代朝廷有关上元节张灯闹市政策的沿革，以及明朝灯市具体的一些民俗。（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日灯市。贵贱相遇，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正月）十九日集白云观，日耍燕九，弹射走马焉。廿五日大啖饼饵，曰填仓。二月二日日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植，轿马后挂楮锭，梁粲然满道也。拜者、醉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七月）十五日，诸寺建孟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日放河灯。（腊月）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糟草秣灶君马，谓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详细记述了当时北京一年四季的民俗以及具体的活动。这些记录对研究当时的民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记述历代文人对石鼓文考证的《太学石鼓》，有详细记录明朝各种工艺名品和著名工匠的《城隍庙市》。所涉及的内容之广泛，不一而足。![]()
刘侗在序言中说：“所未经过者，分往而必实之，出门各向，归相报也。”他们想要记录的地方，如果没有去过，那就分别去看，回来之后各自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又如于奕正在略例中说：“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春；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问；字一未详，动色执争。历春狙冬，铢铢緉緉而帙成。”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刘侗他们是经过实地访察、反复推敲，最终成书的。所以，书中记录的寺院、祠堂、园林、人物、风俗等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因为创作者的这种严谨的态度，《帝京景物略》作为明朝北京的地方史料，历来很受人们的重视。后来出现的有关北京历史、风土人物的著作，无一例外都会参考本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都对这部作品青睐有加。刘侗他们对文字的斟酌，正如他在序言中说：“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刘侗、于奕正他们在晚明文学流派中，属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竞陵派”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明朝“前后七子”的拟古之风。纪昀在《帝京景物略》删节本序中批评竟陵派“诡俊纤巧之词”，鄙之为伪体，但同时又说《帝京景物略》“其胚胎，则《世说新语》《水经注》；其门径，则出入竟陵、公安；其序致冷隽，亦时复可观。盖竟陵、公安之文，虽无当于古作者，而小品点缀，则其所宜；寸有所长，不容没也”。事实上，竟陵派的文体虽然存在“冷僻艰涩，不容易懂得”的缺点，但也有“别趣奇理、造语冷隽”的妙处。这在本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作者往往用很短的句子，使用一些重复、冷僻的字，便表现出一种境界，勾勒出一幅图景。书中不少的篇章都可以作为小品文的典范来赏玩。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闲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作者用短短几十字便形象地描写出了柳色、柳形、柳韵，以及看柳树的人因柳树的四季变化而引起的内心变动。德胜门东，水田数百亩，渔沟浍川上，堤柳行植，与畦中秧稻，分露同烟。春绿到夏，夏黄到秋，都人望有时，望绿浅深，为春事浅深；望黄浅深，又为秋事浅深。同样短短的几十字，不仅细腻地描绘出了水田和堤柳的景色，同时还交代了人们通过观察稻的颜色来推知时令。作者这种观察的深入，描绘的细腻、简练，确实令人称道！方逢年在叙中说：“盖周咨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经年，而成书。”《帝京景物略》的撰写前后经历了六年，于崇祯八年（1635）冬初刊。之后，又数次翻刻。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纪昀删订出版，成为后来流行的版本。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原文以张次溪先生所藏明崇祯八年初刊本和湖北图书馆藏明崇祯八年金陵弘道堂初刊本为底本，并大量参考其他一些版本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校勘。另外，该书涉及的历史人物及典故众多，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者对原文做了简要的注释和通俗流畅的译文。鉴于古诗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对于书中的上千首诗歌不做白话翻译。囿于能力，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本文为谦德国学文库《帝京景物略》全本全注全译一书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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