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是伦理学中两大截然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如何判断行为的道德性上持有不同的立场。
功利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个行为的道德性应该取决于其结果，特别是这个结果是否能最大化幸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强调道德判断应该基于行为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其是否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提出了“快乐计算”，即通过衡量行为所带来的痛苦与快乐，来判断它的道德性。功利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行为能够带来更多的快乐或减少痛苦，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道德的。
功利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应用，尤其在公共政策、经济决策以及技术伦理中。政府制定政策时，经常通过功利主义的框架来权衡不同选择的利弊。例如，某种经济政策可能会通过计算它对大多数人的好处来评估其道德性。疫苗接种计划也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实践案例。虽然个体可能面临一定的副作用风险，但从总体上看，集体接种疫苗可以最大化公共健康的好处，因此被认为是道德正确的选择。
功利主义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实用的伦理框架，强调实际结果的重要性。然而，这种结果导向的伦理学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功利主义有时会忽视个体权利和少数人的利益。如果一个行为能带来大多数人的幸福，哪怕它对少数人造成了严重的痛苦，功利主义仍可能认为这个行为是道德的。这引发了关于“多数暴政”的伦理困境：如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权利，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的是正当的？
与功利主义的结果导向相对，道义论坚持行为的道德性应基于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而不是行为带来的结果。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是道义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著名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概念。康德认为，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其动机和原则，而不是后果。他主张，我们的行为应遵循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原则，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应该看它是否可以被普遍化为所有人都能遵守的道德准则。
康德的绝对命令的经典例子是诚实。如果一个人说谎来获得某种利益，康德认为，这个行为即便能带来好的结果，也是非道德的。因为如果说谎成为一种普遍原则，那么人们就无法信任彼此，社会秩序将会崩溃。因此，康德认为诚实是一个必须遵守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不论诚实的结果如何。道义论者强调，行为本身的道德性是不可妥协的，即使某个行为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如果它符合普遍道德法则，依然是正确的。
道义论的优势在于它强调了道德原则的绝对性和普遍性，这在很多法律和伦理决策中具有深远影响。例如，在法律体系中，许多原则是不可违反的，即便这些原则的执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不理想的后果。例如，禁止酷刑的国际法则就是基于道义论的理念，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酷刑都是非道德的行为，不能因为它可能带来一些短期的好处（如获取情报）而被允许。
然而，道义论也有其挑战。它的绝对性有时可能过于僵硬，无法应对复杂的现实情况。比如，在极端情境下，诚实是否总是最好的选择？假设有人在纳粹政权下帮助藏匿犹太人，如果执法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犹太人的藏身处，道义论要求他们必须诚实回答，这显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例子表明，过于强调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可能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在现代伦理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和影响。功利主义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用的工具，比如在医疗资源分配时，功利主义主张分配给那些能从中受益最多的人群。而道义论则为法律和伦理标准设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保某些道德原则不因短期利益而被破坏。
这两种理论的对立让我们意识到，道德判断并非总是简单的“是或非”问题。有时，结果确实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但同时，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也是无法忽视的，因为道德原则为社会提供了稳定性和正义感。在实际的伦理决策中，人们往往需要在功利主义的实用性与道义论的绝对性之间找到平衡。
总的来说，功利主义强调通过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好坏，认为道德应该服务于增加最大幸福，而道义论则更关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认为道德行为应遵循不可违背的原则。两者各有优劣，在不同的伦理情境中可能适用不同的标准。这种对比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伦理问题，也促使我们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考虑行为的后果与原则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