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山区的我，吃着番薯长大，早已从骨髓深处烙上了番薯的基因和风骨。明代博物学家、诗人谢肇淛在《五杂组》写道：“闽中有番薯，似山药而肥白过之，种沙地中，易生而极繁衍，饥馑之岁，民多赖以全活。”县志记载：“每日三餐，富者米饭，贫者食粥及地瓜，虽歉岁不闻饥啼声。”正是因为有了番薯，这世间少了很多饥饿，多了几多温暖和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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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地处崇山峻岭的家乡，田少而贫，单季水稻根本无法满足农家一年的口粮，因此，每年冬春四五个月的时间，红薯是家乡村民的主粮。清代诗人胡健所写《薯米》中有“番薯当米度年华”，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印象中，寿宁番薯成熟时，已是冰柱挂满屋檐的时候。那时，每户农家都有几个番薯切丝推子。切丝推子是在一块木板中间挖一个长方形孔洞，镶嵌一张锋利的、有着数排切丝孔的铁片。那些熟练的推手——阿婆阿婶们将推子放在一个大筐上，推子一头顶在洗番薯的大桶边，一头顶在肚子上，左手扶着推子，右手拿着洗好的番薯，像木匠推刨子似的推着红薯。这可是个技术活儿，首先，右手掌要够大，可以将整个番薯握紧，当然，手掌不够大的，只能挑小个番薯了。其次，力气要够大，可以将番薯顺利地往前推，否则，就会脱落。其三，速度要快。沿河边上，大家围在洗番薯的大水桶边，刨着薯米，除了地瓜在推子上发出的嚓嚓声，四处静悄悄地，每个人都暗中铆足了劲，在比着谁刨得多而快。这时的河滩就是一个大赛场。最让我佩服的是，那些阿婆阿婶们能将剩得只有一厘米薄的番薯，用大拇指和食指挟紧，继续快速地刨着薯丝，而且不会刮伤自己的手。最后，留在她们手中的只有像纸张似的一层番薯皮儿。我在旁边看着，手痒痒的，央求阿婶让我试试。但我总是在手中的番薯还剩下很厚的时候就开始害怕，不敢继续推了。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农家阿婆阿婶们每天都要早早起床，来到河边，为的是尽快将男人们从山上挖回来的番薯刨成丝并晒干。那时，寿宁的河床还很宽阔，大家在河边架上一排木桩子，将寿宁竹篾师傅特制的篾簟斜放在木桩子上，与地面呈45度角。人们将刨出来的薯丝均匀洒在上面。那一排排薯丝白如雪，在太阳下，慢慢曲卷起来，散发着香甜的味道。那些阿婆阿婶们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大声谈笑着，把清晨的寒露驱逐个精光，整个河滩热闹而温暖。家乡高寒，一到晚间，秋风萧瑟，经常会有薄薄的晚霜降临，而经霜露滋润过的薯米会多一份甜度。薯米干透后，就收起，一担担挑回，储存在自家的粮仓里。在漫长的冬天，全家人就吃着这薯米，抵御着寒冷。也有吃不完的，就拿去喂猪或鸡鸭，偶尔也出售，但似乎便宜得很。
小时候，住在我家隔壁的是金华婶一家。金华婶是金华人，爱上了在金华打工的丈夫，逃婚来到寿宁。她的夫家人口多，全家人多数时间里都得吃薯米，白米饭是极少的。初到寿宁的金华婶吃不惯薯米，一碗薯米饭端在手上就是咽不下。眼看着远道而来的新媳妇腰身越来越细，婆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次盛饭的时候，都会在薯米下面偷偷地装上半碗白米饭，并暗中嘱咐金华婶站着吃饭，因为站着，其他儿媳妇看不见金华婶碗里装有白米饭。这碗里的秘密，温暖着金华婶，让她对这个家不再感到陌生，即便是后来的岁月极其艰难，她也从来没有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
寿宁人除了加工成薯米外，还在园子的垄边上挖个土窖存放鲜番薯。因为天气寒冷，放在土窖里的番薯到来年春天也不会腐烂。小时候，我们最喜欢最经常干的事情，就是将小个子番薯放在火笼里烤着吃。那时，学校允许学生带火笼进班级，所以，我们就会带上一些黄豆、番薯放在火笼里烤着吃。黄豆香、烤薯香在班级里飘荡着，寒冷的冬天能吃上一块热腾腾的烤番薯是件幸福的事，大家用力吮吸着美味，顿感活力倍增。如今，看到有人卖烤番薯，也会买着吃，但总是吃不出小时候火笼烤番薯的味道来。
寿宁地瓜扣 吴苏梅 摄
寿宁的黄沙土十分适合种植番薯，加上地处高寒，所产番薯品质优良，用寿宁番薯蒸晒出来的番薯干，甜而软，十分畅销。清代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说，地瓜可以“切而蒸晒，久藏不坏”，说得就是地瓜干的做法。每到农历十一月，我都会买点家乡的番薯干寄给远在他乡的母亲。母亲说：“还是家乡的番薯干好吃，松软不粘牙。”每年从农家阿婶那里买到还带着温热的番薯干时，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那松软的金黄色里，缀满我对母亲的思念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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