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 “何为中国”这样的讨论，最近几年变得相当热，不仅国内如李零先生，海外如许倬云先生有专门论著，不少研究、著作仍在进行。您对这个现象有何看法?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因为当下对中国的认同出现了一些危机或者说“断裂”? 另外，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是“中国”?
许纪霖 实际上，这和中国这些年的演变有关，特别是和文化演变有关系。80年代的时候，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融入世界，当时最大的一种焦虑感是80年代所说的，叫被开除球籍，被地球开除了，自我孤立。所以那个时候急于融入世界，融入世界就不存在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关键是怎么在全球化浪潮里异中求同，那个时候叫与世界接轨。但是差不多从80年代到今天，差不多过去40年了，中国接轨世界，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一半已经实现了，那么当你融入世界以后，成为世界中的一个中国以后，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我是谁”。科耶夫一次讲到他有个忧虑，担心全球化以后会出现一个同质性的国家，就是国家的面目、各个民族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这是最令人恐惧的。如果这个世界同一化，那么同一化是最乏味的，也最容易产生专制。世界的美妙在于它的多元性、多样性，同时又能保持和谐，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得以相处的共同价值，但是各自有自己的文化。这是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我非常欣赏的德国古典思想家赫尔德的理想。世界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大花园。那么今天为什么“何为中国”这个问题能够突然成为热点? 就是因为当中国深刻地加入到全球化过程以后，自我是什么就变得很突出。“我是谁? ”这和一个孩子的成长经历相似。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是在美国成长的，那个时候母亲老是希望她学汉语，她不愿意。因为她那个时候还没有融入美国，她什么都要像美国人一样，怕被别人认为自己不是美国人，后来她经过自己的努力考进MIT，然后像美国人一样，美国人拥有的她都拥有了，那个时候不用母亲督促，她却开始非常狂热地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历史，因为她要具有一些美国人所没有的，来显出她的个性。我想今天中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当中国融入世界以后，中国的一半已经和世界接轨了，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中国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这就是一个认同。所以，认同这个问题通常是在进入第二阶段，在自我比较成熟之后会凸显出来的。“五四”的时候自我认同不强烈，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何为现代中国这个问题就很尖锐了。李礼 从正面解释看，这也许是一种成熟。不过我想问问危机。您是否认为，大家会突然觉得虽然共处一国，但是对这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大不一样，出现了一些危机意义上的感受，或者说焦虑? 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想法如此不同，而且差别越来越大。许纪霖 认同一方面和全球化有关，另外一面就是中国今天观念的分离，利益的分化。中国是什么? 建立一个什么样意义上的中国? 以此之故，“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就变得突出。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差不多在四年以前，当时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院联合开了一次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我设定的议题是“何为现代中国”。我关心的是，什么叫现代中国，modern China。过去我们在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发现“现代”和中国似乎是冲突的，现代似乎是普世的，中国是特殊的，现代似乎是西方来的，中国是本土的。似乎在过去的叙述架构里面，中国和现代有一种紧张关系。那么在这种紧张关系里，怎么构成了一个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中国，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李礼 您可能注意到，一些学者曾指出，中国没有完成古今之变，认为中国还没有走完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之路，对此您有何评价? 刚才提到的“现代中国”，和这个话题也大有关系。许纪霖 我一般不太愿意用这种方式，从古今中西这样一种二分法来思考现代的中国。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西方的东西已经内在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古代的东西也沉淀下来，也内在化了。我们今天依然处于古代中国的延长线上，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古今中西的交汇所在，我称之为“一个十字架、一个焦点”。而且如果古和今、中和西两部分分得很清楚的话，那事情也好办了。问题是它们已经内在地交汇在一起，很难辨别清楚，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复杂性。所以在思考什么是中国的时候，我先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思考什么是现代中国，但越是思考这个问题，就越会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延长线上。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所以只能回溯看中国的历史是怎么过来的，它的基因是什么，它的文化内在构成是什么，然后，到了近代以后，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蜕变和转型。如此，你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开始对古代史有兴趣，过去我很少研究或者关心古代史，但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因素的推动，我现在对古代史部分越来越有兴趣，但我不是为研究古代而研究古代，是为了解、思考“现代中国”。李礼 记得您在华东师大，好像讲过中国古典文化之类的大课。许纪霖 我讲的是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讲课的方式完全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个死的东西来讲，我是把它看成一个活的传统。通常，当我讲中国文化的时候，讲中国过去的哲学、政治、制度、宗教、社会，不但把它们和今天的中国做比较，还试图用现在的角度、现在的用法，来回溯这个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把它命名为“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