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曾有齐白石，余墨尚存人世间。

若问余墨哪里求，白石山堂少白处！

白石山堂是中国齐白石书画院全资子公司：是目前收藏齐白石作品最多的一家书画院，全权负责齐白石文创、齐白石风尚等品牌的创立与发展致力于对齐白石书画、艺术、篆刻鉴定及拍卖等资产进行内容挖掘、体系梳理、产业推动、业态创新、价值观重现等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打造基于齐白石文化艺术的产品创新平台的重要环节。

我父亲刘金涛11岁进琉璃厂学装裱，曾为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等名家装裱书画，被业内称作“装池国手”。人民大会堂悬挂的傅抱石与关山月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等均出自父亲之手。

去年八月，刘宪怀与父亲刘金涛合影

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上，徐先生的许多作品都由父亲装裱。看到70多年前父亲所裱的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愚公移山》、《九方皋》，我百感交集，用手机拍下来带回去给父亲看；看到《泰戈尔像》和《逆风》，我喜出望外——这两幅作品，就是受廖静文先生之托，我去徐悲鸿纪念馆重新换的覆背……此刻，记忆的闸门瞬间开启——

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父亲刘金涛今年96岁。1934年11岁时就到琉璃厂学裱画。1947年，徐悲鸿先生力邀齐白石、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等名家作画筹资为父亲开店。并亲笔题写店名“金涛裱画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由于工作需要，张仃、陈叔亮几位院领导经由文化部将父亲从荣宝斋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组建了最初的裱画室，为学院的教学所需提供装裱书画服务，直至退休。我自幼耳濡目染看父亲装裱、修复古书画，感觉到这份手艺十分神奇，也曾懵懂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学习此传统手工艺。1987年我高中毕业，中央工艺美院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为了不使传统手工艺失传，允许鼓励老艺人带自己的子女学艺”之精神，阿老先生亲自到我们中学来招我进裱画室，跟随父亲及师傅系统地学习装裱技艺。至此我从事这份工作已近四十年。

残画修复前

我跟父亲学会了书画装裱技艺，修复古旧书画的技能，通过自己的重复练习以及不懈努力，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技巧，终于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一次，受人之托修复他祖上传下的道光年间的作品。一边是他的殷殷热望，一边是残破不堪的残画。当时真是心跳着工作，生怕有闪失。画酥得无法打开，只得喷上水一点点修复……当看到修复一新的画作时，对方兴奋得语无伦次。

我跟父亲学技艺，也学做人。

记得自己出道不久的一桩“糗事”，为一位知名教授费时多日所绘的大幅重彩工笔人物画托裱。由于我当时手艺还不太成熟，有些技术上的细节要领和经验都很欠缺，装裱后画面出现了技术上的问题，难以交付作者。当时焦急万分，心绪慌乱，寝食难安。父亲知道后对我说，“你要如实相告作者自己没裱好。”当时我那个难为情、难受劲儿啊，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后来，我坦诚地告知教授，获得他的谅解。后经父亲重新精细地收拾、揭裱，终于化腐朽为神奇，得以完美再现。我那颗悬着已久的心才得以放下。

但此事一生难忘。每每讲给徒弟们听。

修复后

老实做事，诚实做人。牢记父亲的教诲，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拯救了无数的濒危书画艺术珍品和文物精品，其中不少是中国书画界巨匠的经典佳作，使它们重新焕发出光彩。有老教授和专家谬赞：你们的工作不简单，是保护文化，抢救文化，是文化积德……

铭记李可染先生的教诲

从我记事起便知晓父亲与很多大画家之间都有很深的情谊，如：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黄胄、黄永玉、关山月等等。我记忆最深的是和李可染先生的初见与交往——

为黄胄先生修复文徵明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电话还未普及，朋友互相之间的交往大多靠信件往来。在我的记忆里，给我父亲写信最多的画家便是李可染先生。那时，父亲隔三差五就会收到李先生的来信，基本都是请他来舍间一见等等……先生都是用毛笔书写。信封地址都是“三里河南沙沟李缄”。因为我在工艺美院工作，所以每每来信大都由我转交父亲。父亲常年为李可染先生托裱书画作品，他们的感情也十分深厚。1982年，父亲受到广州美院之邀南下传授装裱技艺，长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李先生正好有画要托裱。父亲便派我到李先生家裱画。我因此前从未到别人家里托裱过书画，怕难以胜任，心情十分不安。

走进李先生家时，但见李发生笑容慈祥，言语亲切，他和我聊家常，说跟我父亲之间的种种经历。不知不觉间我的紧张拘束烟消云散。

李先生的知识渊博、为人谦和友善，从李先生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以及如何对本职工作。

李先生赞叹父亲对技艺的执着，告诫我一定要好好向父亲学习，要认真精细对待每个环节。他曾经给父亲题词“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他也希望我做事精益求精。他笑着说，常言道熟能生巧，干久了眼睛就是尺子。不过，我希望你裱我的画还是要用尺子啊，哈哈……先生的教诲至今我都牢记在心并讲给我的徒弟们听。干活一定会用尺子，做到精准规范，从不忽略微小的细节。

古画修复过程要胆大心细

那天，当我要开始工作时，李先生又微笑着对我说，你工作吧，我也工作去，咱们各干各的。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过来说，歇会儿，喝点儿水。

在我干活时，他不在场，消除了我的紧张，也给了年轻人充分的信任。托裱完成后，李先生十分满意，我也如释重负。我的潜能和自信被李先生激发出来了，这次的工作似乎是我发挥最好的一次。

有一年，李可染先生生病，住在协和医院。记得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到医院去看望，只见他的病房里有好多黄毛边纸，一沓沓的已写满了字。都是李先生临写的书法练习。他的手上还沾了许多墨渍。我说您病了怎么还要练书法呢？李先生说医院里无事时可以练练字，要活到老学到老。李先生当时就已是蜚声中外的书画大师了，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这种勤奋惜时真让我很难相信。

与父共同修复文徵明作品

现藏于炎黄艺术馆的文徵明书法“行书”，是我与父亲一起为黄胄先生修复的。记得我们干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此作品非常残破。修复是个精细活儿，要胆大心细。干活必须有程序，否则会因一道工序影响整个修复。每完成一个工序，我都提着心，有时候恨不得半夜两三点还起床去看看，生怕有不好的变化。看到修复后的作品，黄胄先生非常满意。

父亲跟很多大画家的友谊长达几十年之久，经历过许多风雨、甜酸苦辣的日子。他们十分认可父亲的为人和手艺。这些年由于父亲年事已高，才停了手上的活儿。这样一来，父亲好多朋友及家属的书画作品的装裱工作便由我承担起来。就连廖静文先生都说，裱画找小刘。

父亲的老朋友及子女装裱书画常常来找我。他们说“搁你这儿就放心”。面对他们的信任和嘱托，我首先感到的是责任——让父亲的技艺传承下去，让父辈的友谊延续后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父一代、子一代吧。每每这时，我都会告诫自己要给父亲争光。我必须用心完成，不能掉链子。我曾受大师家属之托，为张仃、祝大年、庞薰琹先生装裱遗作；为张仃先生百年纪念活动展出的部分书画作装裱；庞薰琹先生的遗作几十幅，都是受其家属委托，由我装裱的。还为齐白石先生的女弟子郭秀仪女士装裱她的藏画，其中齐白石作的最多，有几十幅之多；还有艾青、吴祖光、黄胄、周怀民、许麟庐、冯法祀等后人的书画装裱。

在四十年的工作中，我始终以工匠精神为学院的教学提供服务，用最精湛的装裱技能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更好地为师生服务，为学院的发展服务。与此同时，我的思想认识和思想品德也在不断提升，审美修养不断提高，可谓受益匪浅。

我坚信只有静下心来做好一件事，做精一件事，才能做出一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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