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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原住民歌手刀郎在多地举办演唱会，演唱会上，《2002年的第一场雪》等热歌曲引发歌迷合唱，而《罗刹海市》等新歌也再次让很多网友兴奋。
刀郎的很多歌，歌词隐喻诙谐幽默，曲调复古婉转，亲近草民底层，很受普罗大众欢迎，可谓民心所向披靡。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刀郎：
刀郎的救赎之路
2003年，32岁的刀郎，和妻子蜗居在贫民窟中10平米不到的小破屋里，过着望不到头的苦日子。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与成功的距离，仅有一步之遥。这一年，刀郎降生在四川资中县的一所中医院里，父亲火急火燎地赶来，医生问他给孩子取个什么名。父亲抹抹额头上的汗说：“我姓罗，我婆娘姓林，就叫罗林吧。”就这样，刀郎背着父亲随意赠予的名字，走过了33载。刀郎一家四口人，父亲和母亲都在县文工团工作，上面有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刀郎有个学音乐的表哥。12岁那年，刀郎去他家玩耍，表哥练琴时，他也顺手拿起一把吉他，学模学样地弹了起来，竟然弹出来一首旋律。于是，表哥发现了他身上的音乐天赋。后来在表哥的劝说下，父亲掏出300块给刀郎买了架电子琴。那段时间，年少的刀郎最爱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练琴，二是跟人茬架。有一次，刀郎得罪了社会上的小混混，被人家堵到校门口揍得满地找牙，哥哥见满脸青肿的刀郎丧气地回到家，问怎么回事？刀郎说被人揍了，哥哥二话不说，抄上家伙赶到校门口，把那几名小混混抡得人仰马翻。帮弟弟报完仇的哥哥，回到家，借着余力，又把刀郎揪出来揍了一顿。最惨的是，晚上哥哥又把事情告诉了父母，刀郎饭还没吃完，又被父母拎出去上演了一出“男女混合双打”。所以，那时期的刀郎，不仅在外面挨社会人的打，在家里还要挨父母的巴掌和哥哥的拳头。但叛逆的刀郎，就是不服输，经常与哥哥发生冲突，但每次都败下阵，只剩下挨打的份。15岁那年，刀郎又和哥哥一言不合，扭打成一团。母亲看到了，气愤地数落哥哥不懂得偏让弟弟。那天，负气的哥哥骑着单车，被一辆货车迎面撞上，横遭车祸身亡。因为哥哥离家时，没带钥匙，母亲便经常嘴里念叨刀郎不要锁门，要不然哥哥进不来。后来，刀郎那首《流浪生死的孩子》，便是写给逝去的哥哥。哥哥的死，成了刀郎一生难以释怀的错误，于是音乐成了他唯一的救赎。哥哥死后，刀郎像是变了个人，变得沉默寡言，再也不出去跟人打架，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埋头练琴。留下一张纸条，背上行囊，去流浪和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离家出走后的刀郎，没文凭，年纪小，就在四川内江的一家歌厅，做起服务员。这里成了刀郎的音乐起点。在歌厅打工期间，刀郎经常有事没事就往后台跑，鞍前马后地帮人擦乐器，渐渐地就和许多驻唱乐队熟络起来。在经历一年的沉淀后，刀郎觉得不能再打工，得搞音乐了，于是他在一位乐队老师傅的牵桥搭线下，拉拢了几个乐手，组建了“手术刀”乐队，刀郎任键盘手。寓意是希望乐队能像偶像罗大佑的音乐一样，解剖社会。结果事与愿违，这把“手术刀”还未刺向社会，就把刀郎划的浑身伤痕。乐队在酒吧里驻唱了几个月，没有泛起任何波澜，唱破嗓子一晚上才挣20来块，甚至有观众直接对乐队说：“滚下来吧，唱的什么玩意，贼JB难听！”主唱廖健转行做了名脱口秀演员，看着廖健在台上卖弄滑稽，蹦出一句句荤段子逗得观众合不拢嘴时，刀郎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孩子母亲叫杨娜，是位离异少女，两人在歌舞厅里相识，当时刀郎还是乐队键盘手，因为各自散发的气质互相吸引，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两人交往没多久，女友就怀孕了，于是刀郎不顾父母的反对，带着女友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奉子成婚的刀郎，有些惶恐又有些幸福。他在电话里对父亲说：“我是男人，我得对人家女孩负责！”女儿出生40天后的早晨，妻子杨娜撇下一张字条：“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便不辞而别。于是，刀郎写下了那首撕心裂肺的《冲动的惩罚》，作为这段失败感情的墓志铭。离家4年的刀郎，生活支离破碎，音乐没搞起来，连婚姻也无疾而终，这一切，如泰山一般，压在这个年仅20岁的四川小伙肩膀上。但他不能倒下，因为作为父亲，他得完成对年幼女儿的补偿和救赎。于是仍在音乐路上奔赴的刀郎，加上了些生存和妥协的意味。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成了大学生和文艺青年的理想天堂，数十万年轻人如洪流一般，涌进了中国最南端的这片淘金热土。来到海南的刀郎经过几番辗转，加入了一支名为“地球之子”的乐队，担任键盘手。当时正逢摇滚的黄金年代，刀郎所在的“地球之子”是海南的第一支乐队，起步早，经营的也好，经常省内各地跑演出。乐队也赚得盆满钵满，那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住酒店，下馆子，演出多的时候，刀郎一个月就能拿到2万多块，那可是90年代呀。1993年，某一日，刚刚演出完的刀郎，有些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离真正的音乐越来越远了。于是他决定不能在这样堕落下去了，便对乐队说：“咱们玩的是音乐，不是钱，不能太功利”。乐队几人不知道他犯什么病，这年头，还有把音乐当理想的傻子。就这样，聊了没几句，几人便意见不合起了冲突。一番争吵后，乐队直接分崩离析。乐队解散后，刀郎再次陷入人生低谷。也是在这时，刀郎遇到了朱梅。和刀郎一样，朱梅是从新疆到海南闯荡的民族歌手，朱梅很欣赏刀郎对音乐执着的那股劲。当时刀郎正处于事业低潮期，朱梅见他整日郁郁寡欢，心生不忍，就准备带他到老家新疆散散心。他们在友好路八楼公交站旁边的贫民窟里落脚。一家三口窝在一间10平米不到的出租屋里，小到只能放下两张床。迫于生计，刀郎在当地一家音像公司找了个制作广告音乐的活。但做音乐仍是他最高的理想。也许是受新疆异域风情的感染，让刀郎迸发了诸多创作灵感，于是，每天下班后，刀郎就在家里埋头写歌、作曲。27岁的刀郎高兴地差点跳起来，于是，他一股脑将这几年创作的歌曲全塞了进去，期待着发行那天...2001年，不死心的刀郎，又东拼西揍出了一张专辑，结果只卖了2000多张。其间，只有一首民歌翻唱的《西域情歌》还行。也是这时，他摘掉罗林这个名字，正式冠上了极具西域风格的艺名：刀郎。遭受几次重锤的刀郎，有些迷失了方向。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敢再提笔写词。直到2002年的一个深夜，彻底改变了刀郎的人生轨迹。当时天上飘着大雪，刀郎同朋友在街上行走，突然朋友蹦了句：“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呀！”然后飞奔回家，泪眼婆娑地创作出了这首《2002年第一场雪》。之后，刀郎辞去了工作，他决定为自己还未死透的理想搏上最后一次。接下来的时间里，刀郎除了创作歌曲，就到处腆着脸去拉投资。后来，刀郎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像笼中卖力讨好游客的动物一样。”2004年，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正式发行，当时刀郎心里估测，现在满大街都是听歌的人，再不济也得卖个几万张吧！这张专辑正版卖了270万张，盗版卖了1000万张。在没有任何宣传的帮助下，刀郎缔造了中国唱片销售记录。一夜间，从新疆到北京，从城市到农村，从音响店到发廊，刀郎粗犷沙哑的嗓音，回响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后来马东说：“《2002年的第一场雪》有多火？在北京的每一条马路上，你过去走一趟，能听到三四回这首歌。”2006年，刀郎又一鼓作气推出了《谢谢你》和《披着羊皮的狼》，再一次席卷了华语乐坛。2010年，本应事业一路飘红的刀郎，却因为一场评选大赛，身陷囫囵。这一年，光线音乐风云榜评选“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歌手”，刀郎入选。但最终，作为评委的那英，动用自己的一票否决权，淘汰了刀郎。并说：“刀郎的歌，没有音乐性、审美感，只有农民工会唱！”那英之后，冒出诸多“音乐人”跟在那英屁股后头落井下石。汪峰说：“刀郎的音乐和歌词非常一般，能火，是因为大家听了太多好歌，再一听这粗犷的网络歌就会觉得新鲜。”杨坤则质疑刀郎：“他哪些东西能叫音乐吗？他有音乐吗？”是呀，估计这俩人不这么说，也上不了后来的《中国好声音》，也想弱弱问一句，如今在某平台扯着嗓门带货卖酒的杨坤老师，还记不记得什么叫音乐？但也有音乐人和无数群众力挺刀郎，毕竟几个“音乐人”代表不了华语乐坛，歌曲好不好，也不是他们说了算。有人曾分析，刀郎之所以不被所谓的主流接纳，和什么高级性、音乐性，压根没关系，就两点：一是，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刀郎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让那些整天唱得花里胡哨，却卖不动销量的内地“音乐人”无比尴尬。二是，同行是冤家，说到底还是分了“谁”的蛋糕，触碰了“谁”的利益。最后，关于这场舆论风波，以那英不情愿地道歉，和刀郎退出歌坛而平息。面对这些质疑和批判的声音，刀郎曾表示他很在意，也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在这个逐名夺利的浮躁社会，刀郎最在意的，仍是那份最纯粹的音乐理想。所以他选择在事业最高点，回到乌鲁木齐，那个开启他音乐高光之路的地方。有人说：“听刀郎的歌，总感觉他是在含着眼泪讲一个故事。”是呀，有多少人能像刀郎这样，一路漂泊一路歌，把亲身经历碾碎了，揉进歌曲中，演绎着世间最真挚动人的声音。如今53岁的刀郎，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事，变胖了，也变老了，岁月让他放下了很多，唯一没有放下的，还是音乐。和30年前一样，刀郎仍带着一股劲头，做着这个世界上很少人会干的傻事：用音乐救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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