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1]李磊,马欢.从“生产回岸”谈“稳外资”——基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驱动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3,39(10):41-59.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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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稳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外资企业虽然只占市场主体的2%，却创造了约4000万个就业岗位，贡献了全国进出口的40%、税收的16%和创新投入的16%。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部分跨国企业可能会选择将生产环节回流至发达国家。尽管学界对这种“生产回岸”趋势存在分歧，但全球智库普遍认为该趋势已形成。
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继续吸引外资，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差距，同时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引发“生产回岸”，将削弱中国与全球的经贸联系，对产业升级和就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评估发达国家增加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外资“生产回岸”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分析，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具体来说，本文构建了理论模型，刻画跨国企业在不同生产决策下机器人使用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外资回流的冲击。本文的研究还探讨了可以减缓“生产回岸”冲击的因素，如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的联系和高成本的退出壁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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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
1.基本求解
外包产品生产。假设外包产品生产企业互相垄断竞争，每种外包产品由一个差异化跨国企业生产。跨国 企业可以选择在发达国家使用机器人生产，此时生产函数为：
2.利润求解
3.机器人效率临界值及“生产回岸”效应
4.拓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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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设计
本文经验研究的目的为检验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外资企业“生产回岸”的影响。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10~2019 年，该时期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具备时效性。样本为行业编码 13~43 的制造业，将上述行业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报告的ISIC.4制造业分类相对应（王永钦、董雯，2020）。
1.核心指标设计
为衡量机器人使用情况，本文参考法伯（2020）、吉赫勒布等（2022）的方法，构建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城市行业层面渗透率（简记为 ETFRM）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还分别构建中国机器人使用在城市行业层面的渗透率（简记为ETDR）和其他新兴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城市行业层面渗透率（简记为ETFRC）作为重要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需要确定“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范畴，划分结果具体见表1。
2.核心指标构建
第一，核心解释变量构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城市行业层面渗透率 ET⁃ FRM”，以及重要控制变量“其他新兴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城市行业层面渗透率ETFRC”：
其中，下标 c、i、t、x 分别表示城市、行业、年份、基年。设定基年x=2010，以样本区间的初始年份作为基年可以避免机器人变量与权重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巴蒂克变量更加可靠（戈德史密斯·平克汉姆等，2020）。上标j={M，C}代表国家类型，M为跨国企业母国，C为其他新兴国家。
工具变量构建：
选择与中国经贸联系较弱但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的其他国家（如南非、巴西）作为工具变量国家，替换发达国家的机器人存量。
Ø在计算机器人渗透率时，使用“工具变量国家”的机器人存量替代“发达国家”的机器人存量。
Ø对于控制变量ETFRC和ETDR，采用相同的方法构建工具变量。
3.实证模型构建
评估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外资企业退出的影响，通过构建以城市-行业为单位的面板数据，使用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ETFRM）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控制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机器人渗透率（ETDR和ETFRC）、城市经济变量、行业出口变量等多种控制变量，加入城市、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同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准确识别“生产回岸”效应的存在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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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1.基础回归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行业层面的外资企业退出样本，检验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对中国外资企业退出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对中国外资企业退出有显著正向作用，渗透率每提升0.1，将使外资企业退出数量上升约7%，退出资本金上升约13.6%，表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的增加会加速“生产回岸”现象，导致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而中国机器人使用渗透率对外资退出的影响虽为负向但不显著，这表明中国产业智能化未能有效抵消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的冲击。此外，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对外资企业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虽然外资退出增加，但有部分新外资进入中国，两者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
2.稳健性检验
Ø控制时间趋势项：为排除未观测到的共同时间趋势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控制了省份时间趋势和行业时间趋势，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对中国城市行业层面外资企业退出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Ø更严格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虑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机器人使用可能影响发达国家机器人采购决策，本文将这些变量也视为内生变量，并引入相应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对外资企业退出的影响依旧稳定。
Ø控制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控制中国城市层面的月度最低工资标准，以排除劳动力成本变化对结果的干扰。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对外资退出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
Ø控制城市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为确保核心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本文控制了“城市-年份”和“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以避免遗漏变量的干扰，结果依然显示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的正向影响显著。
Ø剔除来自机器人输出国的外资：为消除机器人输出国（如德国、日本、韩国）可能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了这些国家的外资企业后，重新估计，结果显示发
Ø考虑外资企业退出核准流程的时滞性：对外资企业退出核准日期的时滞进行修正，并分别设定6个月、1年和2年的时滞期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外资退出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Ø分时期分析：将样本划分为“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发现“生产回岸”效应在2015年后更为显著，表明近年来机器人技术的普及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了外资退出。
Ø外资生产规模变化：分析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规模以上外资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外资企业的总产值、总销售、总就业和总出口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支持了“生产回岸”的存在。
Ø变更机器人渗透率指标：本文通过改变机器人渗透率的构建方式（如使用加工贸易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外资退出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Ø控制向新兴国家转移的情况：剔除东南亚及其他新兴国家出口增长较快的行业样本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度对中国外资企业退出的影响依然显著，表明“生产回岸”效应确实存在。
3.机制回归
劳动力成本：机制回归中使用中国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外资企业退出的影响越大。这说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加强“生产回岸”效应，因为更高的工资水平增加了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从而推动外资企业将生产迁回机器人使用更为普遍的发达国家。
市场规模：以单位企业市场占有规模（行业销售产值除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作为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该机制变量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市场规模越大，外资企业的退出压力越小。更大的市场规模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高的市场潜力和利润空间，有助于减缓外资退出的趋势。
营商环境：本文采用中国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代表营商环境的优劣，结果发现市场化指数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渗透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越高，外资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更高的市场化指数反映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从而削弱了外资企业在当地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以发达国家行业平均工资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平均工资越高，机器人使用对外资企业退出的影响越强。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提高机器人生产的效率和降低维护成本，从而加剧“生产回岸”的冲击力，进一步促使发达国家企业将生产环节转回本国。
表4-表14（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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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
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合资外资的“生产回岸”影响显著小于对独资外资的影响。具体来说，合资外资企业受到的“生产回岸”影响显著减弱，表明合资模式在缓解生产回岸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在中国机器人使用较高的地区或行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更高，这种依赖度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外资退出的决策。交互效应表明，外资在中国的市场渗透与机器人使用的关系对外资退出产生负向影响。
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服装纺织、木材家具）的外资回岸影响较大，而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如交通设备、电子电器）的影响则较小。固定成本和生产复杂性使得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资回岸受到较小影响。
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对高注册资本外资企业的“生产回岸”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低注册资本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大型外资企业在面对机器人使用的生产回岸时较为稳健，而小型外资企业则由于规模限制，对生产回岸的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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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建议
结论：
Ø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机器人使用加速了中国外资企业的退出，外资企业退出数量和资本金随着机器人渗透率的增加而上升。这表明“生产回岸”现象存在，但尚未严重影响中国外资的整体存量，表明中国市场仍具备吸引力。
Ø供货和合资关系的作用：外资企业与国内市场建立供货或合资联系后，“生产回岸”效应显著减弱。这是因为外资企业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并减少了贸易运输成本，同时，合资模式增加了外资企业的市场粘性。
Ø行业差异：机器人安装成本和撤资沉没成本使“生产回岸”效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如服装纺织），对技术含量高、生产工序复杂的行业（如电子电器）冲击较小。这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
政策启示：
Ø优化外资经营环境：政府应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包括拓展融资渠道、简化审批程序、完善基础设施等，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并稳定现有外资。
Ø鼓励“内外循环”协同发展：政府应破除国内市场壁垒，鼓励外资企业与国内市场建立贸易和合资关系，推动内外市场的协作，提升外资企业的市场粘性。
Ø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Ø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投入，提升国际竞争力；产业智能化升级：帮助外资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提供机器人安装补助，推动机器人国产化，提升机器人制造业的发展。
Ø完善再就业与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对受影响工人的保护，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以支持外资企业的稳定经营和产业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