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义上的改革,就是对治国理政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主题看,该“决定”是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历史进程看,是基于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现实看,是基于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升治理水平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理论看,是基于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规律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立场看,是基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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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导 引
一、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谋划改革
二、基于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谋划改革
三、基于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升治理水平谋划改革
四、基于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规律谋划改革
五、基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谋划改革
国家意义上的改革,就是对治国理政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党的二十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是更好贯彻落实这些战略部署的根本举措。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核心要义,就是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围绕制度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那么,《决定》到底是基于什么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一、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谋划改革
从主题来看,《决定》是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6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实行改革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党的二十大已经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重中之重,是锚定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究竟往哪里改、改什么、怎么改,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前提性问题。只有弄清楚这一问题,才能理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是研究改革。这一次改革,我们将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这就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确切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境有关。那时,我国改革开放受各种僵化思想的束缚,不打破僵化的思想观念,就迈不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思想解放一小步,改革开放就能迈开一大步。从那时起,改革开放总是与解放思想连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具有本质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特征,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焦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二是注重局部探索,在经济领域实行“重点突破”;三是拣容易改的先改,相对侧重外围突破。相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其特征,一是围绕“中国之治”,聚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由“重点突破”走向注重系统集成,是全面性、全方位的改革;三是由相对注重外围突破走向破冰突围、深水攻坚、啃硬骨头,是深化的治本性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说,其总体部署依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框架、总方向、总逻辑中推进的,此可谓方向一以贯之。同时在行动上与时俱进,它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所以,相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里程碑”。实际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全文,都是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展开论述的。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这些论断,既指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也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是相互成就关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一论断为开拓改革大格局、把握改革大逻辑提供了战略指引。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自觉地将改革置于更加显著的位置,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始终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坚持使改革向纵深推进是破解我国发展难题的关键之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不是表面上、枝节上的动力,而是一种根本动力。“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越是要妥善处理好“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从“破”的方面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冲破落后思想观念束缚,同时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以应对由上述问题导致的“躺平”或缺乏动力和活力的难题;从“立”的方面看,改革要得到进一步全面深化,就要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有力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使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都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积极参与,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作用更能立得住、立得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决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纵观《决定》全文,分为三大板块,共15个部分,提出300多条改革举措,全面覆盖经济、民生、教育、科技、民主、法治等诸多领域,但无一例外都是在制度体制机制上发力。《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署了关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改革规划。以“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这条改革举措为例,它是对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再发展和再强调,其中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具体内容,从不同角度在制度体制机制上作出规划安排,合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除经济领域改革这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外,《决定》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领域也都有明确的制度安排。这继承并发扬了党对制度建设重视和强化的悠久历史传统,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制度建设作为核心原则的坚定立场,强调了制度建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保障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本质特征和九条本质要求,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意蕴深刻,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就是说,作为《决定》总论的第一部分所讲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指导思想、总目标、聚焦点、原则和方法论等,总体上都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主题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从总目标看,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从聚焦点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七个聚焦点,即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从原则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六大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
总之,从以上内容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总目标、聚焦点、原则等,都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方向。
二、基于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谋划改革
从历史进程来看,《决定》是基于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段重要论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清楚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并分别阐明了每一程的主要历史任务。
(一)“前半程”和“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着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探索发展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第二个历史时期,即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完成“一化三改造”之后,于1956年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78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亦翻开新的篇章。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的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开启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筑稳固制度基石的必然要求,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崇高使命。
中国的改革历程经历了数十年潮起潮涌、波澜壮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为节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了“前半程”,“后半程”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坚实的制度基础上展现出更加充分的活力、定力与魅力。
(二)改革总目标一以贯之并持续推进
所谓“一以贯之”,就是要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的主题,可以感受到“制度建设”“国家治理”的大方向与总框架坚定不移,党的主要目标与历史任务一以贯之,具有连续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策略,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这同样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相关;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主题,这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相关;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这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和总目标直接相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仍然在“制度建设”“国家治理”的框架内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述全会主题从不同角度共同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如一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与制度优势有关,而所存在的问题,大都与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有关。基于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就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发挥制度优势、补齐治理短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再出发”。可以说,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目的在于增强改革的确定性、稳定性与认同性,稳定人们的预期,增强人们的信心。当前,部分基层民众一定程度上存在安全感、获得感缺失的问题,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是衡量改革发展成败的重要指标,安全感、获得感不足,不利于人民群众对改革发展目标的认识,不利于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将不利于改革的全面深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因此,稳预期、强信心、增认同至关重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进一步”主要体现为: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联结起来,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更加注重“七个聚焦”;更加进一步注重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更加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民生为大,强调注重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改革;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把处理好“放得活和管得住”的关系更加凸显出来,进一步注重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结合起来,强调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
(三)必须充分激发制度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于走好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充分激发制度的生命力。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我国的根本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引领并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过,要将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深度融合还有一些路要走。我们绝不能使制度流于形式,而应在改革发展中扎实做好制度建设,持续巩固发展制度体系,切实贯彻、认真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谋求的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后半程”中,必须着力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制度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中国之治。
三、基于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升治理水平谋划改革
从现实来看,《决定》是基于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升治理水平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且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是空中楼阁,要在改革进程中办实事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在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中,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汲取了深刻教训。其中,一个尤为关键且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有些改革措施往往停留在表面,某些改革进程有时偏离了既定方向,导致变形走样。究其根本原因,是改革目标不够明确,执行力度不足。因此,为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更加具有实践自觉和更高水平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我们首先需要具有认知自觉和理论自觉,从学理上进一步厘清改革的本质和改革的类型。
(一)改革的本质
弄清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厘清“改革的本来样子”,“为改革精准画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改革要“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相关重要论述可以看出,改革的本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思想,增强活力,以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进而促进发展稳定,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厘清改革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有助于我们识别那种以改革名义而背离改革之实的现象与行为。
(二)改革的类型
根据改革历史演进的大逻辑和改革的本质,自1978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的改革,从理论上大致可以相对区分为问题型改革、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
问题型改革,是指那些由现实问题倒逼而产生的改革,改革在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直奔解决问题而去的。这类改革的核心,在于以解决矛盾和问题为导向,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所谓“问题”,实际上是指社会中各种矛盾的体现,只有通过改革的手段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在推进问题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和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坚持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论,从而更加明确地突出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真正解决那些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矛盾和问题。
发展型改革,本质上就是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进而促进发展。就是说,改革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发展所需,“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就是如此。改革的一个关键,在经济上,就在于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实现效率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种改革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环节,而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治理型改革,本质上就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这一过程涉及对现有制度的深入挖掘和优化,以期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具体来说,治理型改革不仅关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更注重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和效率,力求通过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提升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这包括但不限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实施,以及公共服务的优化与创新等多个方面。通过治理型改革,可以更好地实现制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上述三种改革类型并不是只能单线进行,也不是截然分开,三者在现实和实践中是相互交融、统筹推进、多线并行的。尤其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举例来说,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国内经济领域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的问题型改革,也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型改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调节经济供需结构失衡的问题,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拉动内需,释放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活力。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升治理水平
《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可以看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就是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升治理水平。
解决问题,就要突出问题导向。一是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我们必须识别并消除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障碍,确保经济发展既稳健又高效。二是关注并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要重视并积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公问题,促进社会公正,增强社会凝聚力。三是着力解决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需要关注教育、医疗、住房、收入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四是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五是全面防范和化解各领域的风险问题。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有效应对各类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
促进发展,就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为基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发展的均衡性和充分性方面仍存在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唯有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确保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这不仅要求政策制定者有远见卓识,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协作,以确保改革措施能够精准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提升治理水平,就要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主要内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能力显著增强,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制度的完善和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且长远的过程。面对国际局势的波动和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演变,社会现实与实践需求不断更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因此,必须不断推进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确保国家治理效能与时俱进,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四、基于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规律谋划改革
从理论来看,《决定》是基于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规律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决定》指出,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这启示我们可以从改革实践中积累宝贵经验,再从宝贵经验中揭示出改革的规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到了该揭示和提升改革规律的时候了。总结并深刻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和规律,对于增强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认知、确保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提升改革的整体效能至关重要,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更高水平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至关紧要。
《决定》通过“六个坚持”的原则,系统阐释了过去改革历程中的宝贵经验。从学理上讲,这些宝贵经验蕴含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的基本规律。动力,是指通过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激发和增强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改革能够持续释放生产力;平衡,是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也是在经济结构、区域发展、城乡融合等多个维度上寻求均衡发展,避免因发展失衡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治理,是指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确保改革成果得以巩固和发展,使改革成果和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的规律,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指导未来改革实践的重要方法论。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毛泽东同志曾专门撰写了《问题研究会章程》,表现出对国家、社会乃至人生中问题和矛盾的关注。问题作为时代性矛盾的反映,不仅揭示了特定时期内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而且激发了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动力。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理论自觉。这意味着,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应当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发展的脉搏,勇于面对和深入分析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求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这种理论自觉不仅体现在对矛盾和问题的识别上,更体现在积极寻找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法论上,通过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推动社会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各个时期的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并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解决之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中国具体实际,积极探索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落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战略,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都致力于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是进一步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体现,成为引领中国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进入新时代,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都显著增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那些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问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理论上加以提升,就是要致力于解决动力、平衡、治理相统一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主要是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和治理效能低的问题。研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央全会上关于发展动力、发展平衡和治理效能的论述,就会发现:在发展动力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在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在平衡与稳定问题上,党的十一届、十八届、二十届三中全会分别提及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内容;关于改革过程中的治理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解决国家治理效能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更加侧重国家治理中的“放得活”和“管得住”的辩证关系问题。
“放”与“管”的问题是一个重大改革课题,《决定》中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分对此进行了具体论述。创新活力需要“放得活”,社会秩序需要“管得住”,以应对好治理过程中那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悖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辩证统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由此需要运用好治理中“放和管”的辩证法。“放得活”,是指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管得住”,则是强调要做好政府监管,在市场失灵和市场失效的地方维护市场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放得活”和“管得住”二者共同服务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此外,只要从理论上深入挖掘、分析中央提出的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改革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等重大论断,都可以发现其中就蕴含着坚持动力、平衡、治理相统一的规律。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
在世界各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发展动力、社会平衡和有效治理三者的统一,已成为一条普遍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也特别符合中国国情下的现代化建设需求。
现代化是由西方开启的。西方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最为注重的是为其作“动力”准备,进行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以求冲破封建专制,解放思想,激发个人的创造热情和精神,激发人对自然欲望、世俗利益、物质财富的追求与满足,确立人的主体性,使人们注重其潜能和能力的充分发挥。在西方现代化进一步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和“中等收入陷阱”之情境,针对这种情境,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公平正义”理论,致力于解决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失衡”问题。在西方现代化持续深化的进程中,在出现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的情境下,又提出了“治理”理论。由此,从总的历史发展逻辑来看,西方现代化大致是沿着“动力、平衡、治理”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推进的。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包含了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共有的特点,还融合了基于自身国情的独特性。在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动力、平衡和治理的重要性也相对突显出来了。
在现代化初期,通常会更加强调激发和增强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变革;而当现代化建设进入深入持续推进和发展历史阶段时,则相对需要更加关注平衡和谐稳定问题,即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公平正义,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当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可能出现发展动能不足(或增长放缓)、发展失衡乃至整体疲软的历史阶段时,治理便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要通过有效的治理来解决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等问题,从而确保现代化的健康稳定发展。治理,本质上就是直奔解决发展动力和发展平衡而去的。目前,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面临着既要保持发展动力,又要维护社会平衡,同时还需提高治理能力的挑战。因此,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五、基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谋划改革
从立场来看,《决定》是基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决定》同样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中国共产党是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政党,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所以必须基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谋划改革,真正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一)改革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标准相统一
生产力是社会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不断涌现,这不仅提高了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也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当生产力的增长突破了现有生产关系的限制时,就会引发社会结构的调整乃至根本性的变革。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形态更迭的根本驱动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的“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中最为基本的标准,它主要考察的是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创造和积累社会物质财富、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
改革中的人民标准,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这一标准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尊重人的价值,重视每一个人的地位与作用。改革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最终目标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因此,在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确保改革措施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并且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与认可。同时,改革成效的好坏最终要由人民来评判,只有当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才能说这样的改革是有意义的、成功的。通过这样的路径,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根本立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人民的历史地位,都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要围绕人民而展开,改革自然不能例外。国之大者,为国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反复强调:“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综上所述,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标准同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任何时候的改革都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标准相统一,坚持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
(二)应基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谋划改革
明确目的才能明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同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特别要关注基层群众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和民生所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明确并遵循一条正确的路径:从切实可行的实践行动出发,确保改革举措能够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果。改革的努力应当落实到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上,使改革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基层民众。
四十多年的改革成就巨大,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但是审慎思考当今的改革,不难发现其中存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确实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方面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然而,当我们从微观角度审视基层一线民众时,却发现有些基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并未完全可感可及地“感受到”发展成果。这一现象表明,在改革成果与基层民众感受之间,仍存在着所谓的“维差”“温差”和“感差”,这便导致改革发展成果与基层民众实际感受存在出入、领导干部感受与一些基层民众感受存在差异、不同阶层群众对相同改革评价存在区别。上述问题将不利于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最终将不利于改革政策的进一步推进、改革工作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现。
存在的不足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部分地方仍然存在;二是有些工作空转,落实不够彻底;三是某些改革相对注重宏观领域,轻视微观领域;四是一些民众的认知能力有局限。仅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基于这些思考,我们要认真反省、查漏补缺,由此才能真正弥补不足、有所提升。改革的最终、最高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一个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底层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仅要补短板,也要解决先富和后富的关系问题,必须充分给予底层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解决民众急难愁盼和民生所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人民性,贯穿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始终,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都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为了人民,必须依靠人民。
要基于基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急难愁盼和民生所需来谋划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扎实推动微观领域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改革,真正把“问题清单”转变为“落实清单”“惠民清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要干而论道,真正彻底地贯彻落实好各项改革任务,力戒工作空转和人员虚耗。此外,要兼顾宏观和微观领域的改革,注重解决与普通百姓直接相关的、具体的切身利益问题,反对不切实际的假大空和坐而论道;要让改革真正在各领域各方面得到深化,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真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总的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工程,是一场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要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理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必须锚定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坚持运用“大历史观”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立足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升治理水平进一步谋划今天我们的改革,真正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是永不僵化、永不停步的。当前,《决定》已从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的层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科学指导,我们更应坚定信心、挺膺担当,以昂扬的志气、坚决的勇气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向前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真正步履不停、勇毅前行!
原文链接:
http://www.xueshujie.net.cn/upLoad/magazine/month_2411/202411281140488732.pdf
(《学术界》2024年第11期,作者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