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设立40周年
40年来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坚持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创新
艰苦奋斗、锐意进取
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日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
全国性财经证券类日报
《证券时报》
推出“改革再深化 开放高水平
——经开区40年”栏目
走进国家级经开区
记录区域的发展变迁
呈现各地扎实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
以下是对大连经开区的报道
“神州第一开发区”鼓起银帆向新行
——解析经开区转型升级的“大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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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创业的热土，从当年的北方小渔村，到如今坐拥五大优势产业集群、年工业产值超3300亿元。这里，便是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十年沧桑巨变。这中间，大连经开区的行政区划、功能定位几经更迭，“拓荒牛”精神却始终如一。这片土地，是怎样从小渔村变成“神州第一开发区”的？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大连经开区又将如何砥砺前行？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在银杏树泛黄的时节，走进这座海滨城市。
【栽梧桐】
北方小渔村扬起“银帆”
改革开放初期，大连曾有一个“经济特区梦”，种种原因让这个梦想未能落地。
1984年早春，邓小平同志提出：“除现有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大连牢牢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成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先行者。
1984年9月，国内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批成立。
2014年6月，大连金普新区设立，是全国第10个、东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金普新区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实现功能叠加，融合发展。
2017年，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在大连金普新区挂牌。
此外，这里还诞生了出口加工区、跨境电商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多个国家级功能区，成为全国拥有国家级功能区最多、类型最全、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
汽车沿着振兴快速路一路向东，驶过酷似“凯旋门”的凯旋国际大厦，记者一行就来到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轴线——金马路。两旁的高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阳光洒落在道旁银杏树上，似乎在提醒着，又一个深秋的到来。
四十年前，金马路还只是金县大孤山乡马桥子村通往刘家村的乡间土路，这里除了渔村，就是田野。1984年10月，大连经开区在这里开工，成为了中国经开区的先行者。
大连金普新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吕东升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如今已有230多个国家级开发区，但在四十年前，经开区还只是一个新概念，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建经开区。
“我们是第一个破土奠基的经开区，率先矗立起经开区的牌子。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复制，经开区应该怎么做，都要自己去摸索。”他说。
一张白纸的经开区，当时手握区区1000万元财政启动资金，外加2.3亿元低息贷款。想要“引得凤凰来”，就得“栽下梧桐树”。
位于金马路上的银帆宾馆是经开区的地标性建筑，其外形酷似帆船。这座完工还不到四十年的宾馆，大门口已经挂上了“大连市历史建筑”的铭牌。
据当地人介绍，银帆宾馆和经开区同年启动建设。当时，有外国考察团前来调研，却因为糟糕的居住生活条件“落荒而逃”。大连市领导咬咬牙，拍板盖下一座高标准的宾馆。
大杨集团总经理、大连市服装纺织协会会长胡冬梅说，当时经开区的条件只能用艰苦来形容。“1984年10月，我们拿到批文，是第7家落地的企业。1986年，80个员工就陆陆续续从普兰店杨树房搬到了经开区哈尔滨路23号。当时周边设施极其简陋，集团员工宿舍连自来水都没有，大家就提着水桶到西山（炮台山）边上的水井挑水。一到冬天，水桶都会结冰。”她回忆。
四十年后的今天，大杨集团仍在哈尔滨路23号办公。公司已从一个乡镇服装代工作坊，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服装单量单裁智能定制工厂。
吕东升曾在经开区马桥子街道工作8年多。2000年，马桥子村动迁上楼的老一辈村民，基本是靠社保和退休金生活。当时的第二代青壮年，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多数是普通工人。收入较高的仅有两人，一位背靠大外企，一位有事业单位工勤编制。到了第三代，因为教育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大多数都有机会上大学，并能在经开区找到工作，分享发展红利。
历经四十年变迁，大连经开区区域面积已扩大到351.75平方公里，入驻企业数量也从最初的13家增加至现在的4.3万多家，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额等经济指数亦有了质的提升。
【引凤凰】
厚植产业发展沃土
时针拨回到1984年早春。邓小平同志提出：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同年5月，国务院下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首次提出“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历史命题，明确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
四十年斗转星移。如今的金普新区，依托当初引进的技术，已形成了石油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上述五大优势产业集群，年总产值超过3300亿元。
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是大连经开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龙头企业，也是国产高端数控机床龙头。该公司1993年成立时，只有三个人和两台设备。
大连光洋科技集团董事长于德海说，当时经开区进入了大量外资企业，给公司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市场环境。公司承接第一个涉外项目时，没有太多经验。当公司团队和外方技术人员谈判时，发现了外方文件上的几处错误，并作出了标记。这件事让外方团队在技术上对公司建立起信任。公司的市场空间，就这样一点一滴打开。
大连电瓷是一家百年企业，电力设备行业的“隐形冠军”。2002年，根据大连市统一安排，大连电瓷要搬迁至大连经开区。大连电瓷董事长应坚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当时我们要落户经开区，所有的土地规划和建设报批都要经过繁琐的程序，需要跑多个部门。经开区派出专人为公司提供一对一服务。这种一站式、保姆式的企业服务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先进的。”2009年，公司基于发展需要扩建新厂区，经开区在短时间内就将中心工业区的一块地批给公司，这个地块基础配套齐全，几乎可以马上“上马”。
达利凯普是金普新区近年重点培养的“新字号”上市企业，已成为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新秀。在同新区的交融中，达利凯普实现了从小规模经营到领跑细分赛道，从闭门深耕走向了全球市场。
达利凯普董事长刘溪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酒香也怕巷子深”是技术壁垒型企业共有的困境。2017年前，公司产品品质一流，却始终没有知名度。2018年，公司在金普新区的支持下参加全国双创比赛并获得全国冠军，在业内“一炮而红”，从而打开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此外，金普新区还在战略性融资、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为闷头干事的企业“找补”。
在吸引外资上，大连经开区也有不少首创经验，引得其他开发区争相模仿，比如创设“大连工业团地”。
上个世纪80年代，两个日本代表团来访大连，提出“大连工业团地”构想，建议大连拿出一个地块，运用日资搞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成片开发。1992年10月，“大连工业团地”项目在北京签约并开工。到2004年，“大连工业团地”已入驻49家企业，其中43家为日资企业。
现在，“大连工业团地”又有了升级版。中日（大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2020年8月揭牌成立，其中的中日生态示范新城正在建设中，将成为东北地区对日合作的新窗口。
【向新行】
让金普制造焕发“第二春”
三十多年前，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是数控领域的新手，如今其子公司科德数控已成长为国产高端数控机床龙头。未来，他们仍将致力于工业母机的国产化替代。
已迈入古稀之年的于德海表示，“在我的有生之年，想攻克造机床的机床，工业母机的母机，在制造工艺、装配工艺上突破，实现量产，解决我国机床行业多年的困扰。”
把短板补齐，将长板锻长，已成为“金普人”共同的行动。大连金普新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于洋告诉记者：“金普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占比近60%，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一直是最大的强项。在五大优势产业底座越来越牢固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把‘长板’拉得更长。”
一方面，金普新区正推动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和改造，同时帮助企业寻找新增长点。
据于洋介绍，新区内的诸多传统制造企业正面临全球新一轮产业布局竞争的冲击，转型迫在眉睫。以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下称“大众变速器”）为例，该公司作为燃油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已开始拥抱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于洋说，去年春节，管委会没怎么休息，主要负责人带着大家从大年初二一直加班到大年初七，帮助大众变速器落地新能源汽车电池电芯试制验证项目。
当时，大众变速器提出了严格的时间表：产线4月末组装完毕，保证9、10月份首个电芯试验产品问世，其中涉及到电力供应、基础设施完善、厂房改造等，无疑是重大挑战。“当我们4月30日准时把厂房钥匙交出去时，对方竖起大拇指说了句‘ChineseSpeed（中国速度）’！”于洋说。
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能帮助传统制造业降本增效，可现实情况是，有些企业的自主性不足，需要政府部门先为企业“搭台”。为此，金普新区开展了一系列探索。
吕东升表示，新区正在创设“工业淘宝”，即金普新区工业互联网通用平台，可以将企业供应链需求逐步量化到线上，计划在未来半年到一年内试运行。新区还投资3000万元打造了两条工业实验线，分别是流程工业线和离散工业线。这些试验线配备西门子的技术基础，企业可以直接用这个平台开展工业实验，省去了自己搭建设施的很多麻烦。此外，新区还开发了工业仿真软件，帮助企业节省研发时间和资源。负责算力支持的大连数谷也已建立，能充分满足工业企业或服务类企业在算力和软件开发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金普新区正加快培育海洋经济、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吕东升说，“金普新区坐拥丰富的海洋资源，拥抱海洋经济是必然选择。未来，我们发展海洋经济，不仅要关注海产品，更要强调海洋养殖对碳汇的巨大影响。金普新区也要发展海工装备、造船等海上工业，并探索布局深远海风电和海水制氢等。”
新能源产业方面，金普新区已推出两个代表性项目：一是大连石墨谷碳材料产业新城项目，将专注于电池负极材料；二是氢能产业园，涵盖氢气制备、存储、运输、加注及压力容器和装备检验检测等完整产业链，技术已开始在公交车、码头物流等场景得到应用。
【从头越】
“拓荒牛”路在脚下
1984年10月15日，大连经开区破土动工，建设者在马桥子村到刘家村的乡间土路上埋下奠基石。四十年后，奠基石在纵横的高楼和繁忙的车流下已变得不起眼，而它所代表的立于改革开放潮头的初心却从未失色。
“大连经开区发展了四十年，我在这里工作了34年。拓荒牛精神是根植在我们骨髓里的基因。这种基因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是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吕东升说，对一个人来说，40周岁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40周岁的金普新区也走到了再创业、干实事的新阶段。
从产业结构看，当下金普新区的制造业门类纷繁、规模庞大，“硬实力”不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新区亟待增强工业“软实力”。
于洋表示，金普新区需要从纯粹的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拓展，这也是近年来金普新区经济工作的一大抓手。
2024年金普新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加大企业上市支持力度，依托大连市母基金，推动新区设立天使、创投、产业类子基金。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建立和运用上，我们的动作比其他发达地区要慢一点，一些重要领域的天使基金、产业引导基金迟迟没有落地。”吕东升表示，缺少容错机制是制约国有控股创投基金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天使基金，需要建立起具备足够包容性的容错机制。
于洋注意到，有南方城市已经在探索推出具较高包容性的投资容错机制。比如，投资10个项目，失败8个；成功的2个项目，不仅能弥补投资损失，甚至还能带来可观回报，那么，在程序合规的前提下，可以对失败的投资决策行为予以包容，不纳入考核体系中。
去年年末，大连市政府引导母基金成立，出资额100亿元。未来，金普新区将加快成立专项子基金，投向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
专业人才的缺失，也是当地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相对滞后的一大瓶颈。既懂金融、又理解产业的复合型人才，在金普新区仍十分稀缺。对当地上市公司而言，跨学科背景的高学历人才、“斜杠工程师”等人才也难寻难求。如何保持金普新区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
记者观察｜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民生
陈雨康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大连金普新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干道金马路，车水马龙。道旁两排银杏树，秋叶静美。
漫步街头，处处都能感受到大连的大气和底气。大连人骨子里也透露着几分自豪，民间一度流传着“大连男孩不外出、女孩不外嫁”的说法。
不过，一段时间以来，金普新区乃至整个大连的经济社会发展，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步子缓下来了，至今还未登上GDP“万亿城市”榜单。
约访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主任吕东升，时间安排一日数变，直到前一天晚上才敲定。采访当天，在管委会办公楼的电梯里，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吕东升的活动安排表，从早上8点开始，活动、会议，一项接一项，排得满满当当。
吕东升说：“开会都是要解决问题，讨论对策。发展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哪有不忙的？”
吕东升是个老经开区人，1990年大学毕业后，即扎根于此。他亲眼见证了经开区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从当年的农田、渔村，变成现在的繁华都市，开会自然是少不了的，最重要的还是“干”字当头。
为了项目落地，经开区敢闯敢试，为外商定制“工业团地”。去年大年初二，当别人还在享受春节假期时，管委会就已经分头出击，连夜加班，等到初七开工时，项目所需的相关事项都一一办妥。外商提出要4月盖好厂房和产线，保证10月产品问世，经开区跟时间赛跑，完善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保质保量如期交出厂房钥匙，引得外商点赞“中国速度”。
一方面要拼经济，另一方面也要保民生。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民生。2000年，吕东升进入马桥子街道工作，一家一家走访了50户居民，这些居民全是原马桥子村的村民。
他回忆，2000年左右，动迁上楼的第一代老一辈原住民不再种田，基本靠社保和退休金生活，很少参与其他工作。第二代青壮年，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最好的两人，一位在万宝至马达车队当队长，背靠外企，收入较高；另一位是幼儿园保育员，事业单位工勤编制，收入稳定。其他人中，在自来水厂、液化气站等单位当工人的，属于较好的一批。他们的子女——第三代人当时还在上学。
1990年后，经开区陆续建设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并引进大学，教育配套资源逐步丰富起来。原马桥子村的第三代原住民从此有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当他们大学毕业、踏入社会时，很多人都能在经开区找到合适的工作，参与当地建设，分享发展红利。
吕东升担任马桥子街道书记期间，决定从街道经费里挤出一块，设立教育基金，鼓励考上高中和大学的孩子们。考上高中的，第一年奖励4000元，之后每年奖励3000元，三年共1万元；考上大学的，第一年奖励5000元，之后每年奖励3000元。
他说，设立教育基金的初衷就是，鼓励孩子们上学，不让哪怕一个孩子辍学，多培养大学生。一个家庭出一个大学生，往往就改变了命运。即便是贫困户，出了大学生后，下一辈就不会再穷了。
四十年来，一代又一代马桥子村原住民，紧跟时代大潮，投身经开区建设，分享发展红利，也深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次到大连采访，正值深秋初冬时节。微风不燥，暖阳熏人，好一块天造地设的发展宝地。背靠黄渤海，链接东北亚，多好的资源禀赋啊。过往的辉煌也罢、包袱也罢，统统都放下吧。向前冲，不停步！
“改革再深化 开放高水平——经开区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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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专访·大连经开区
专访达利凯普董事长刘溪笔：
投资人蜕变企业掌舵者
投资“当”过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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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40周年。40年前，大连拔得头筹，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十载斗转星移，如今的“神州第一开发区”已从海边的小渔村，蜕变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海上门户”，肩负着引领东北地区全面振兴、体制机制创新与自主创新等重任。
作为经济活力的源泉，企业是洞察区域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最佳窗口，而其中，上市公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近日，证券时报记者走近渤海海峡之畔，对话上市公司掌门人，近距离感受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40年的历史变迁和传奇故事。
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普新区），有一家备受瞩目的“新字号”企业——达利凯普，它与金普新区共同成长，历经风雨，实现蜕变。
自2011年成立以来，达利凯普从租赁厂房到自建工厂、从专注内部研发到拓展海外市场、从建立研发中心到发展中试产线、从最初的万元级利润到突破1亿元大关，每一步都得到了金普新区的大力支持和关注。同时，达利凯普也成功吸引了众多外地优秀人才落户金普新区，为当地打造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注入新的活力。
2023年年底，达利凯普以射频微波MLCC领军企业的身份，正式踏入资本市场，成为该领域的“第一股”。目前，在射频微波MLCC市场中，达利凯普不仅技术领先，还在收入、出口额及盈利水平上位居第一。作为背后的操盘手，达利凯普董事长刘溪笔功不可没。
85后的刘溪笔曾是一名专业的投资经理。在对企业完成投资后，她常常思考，如何用投资人的力量帮助企业打通后面的路。通过经验积累和能力挖掘，她毅然转型，成为上市企业的掌门人，带领团队持续优化显性管理模式。随着人才竞争日趋白热化，刘溪笔对于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也有独到的见解和策略。
证券时报记者：达利凯普是一家土生土长的大连经开区（金普新区）企业。生于斯，长于斯，能否谈谈金普新区对公司的影响？
刘溪笔：公司从2011年注册之日起就始终扎根于大连经开区（金普新区）。成立之初，公司是一家由丹东市人民政府通过国资平台在经开区异地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此也可以看出大连经开区（金普新区）对东北地区资本的吸引力。此后，公司经历了国有资本退出、民营化改革等阶段，并实现了上市。这其间，公司实现了和这片土地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良好互动。
首先，金普新区通过金融手段陪伴公司成长，而公司对金普新区当地就业、财政均作出了一定贡献，也让战略投资者实现了良好收益。2020年后公司谋划上市，开展了唯一一次战略性融资，金普新区的国资平台大连汇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中信产业基金均成为公司股东，用真金白银推动公司进一步壮大。从公司上市后的市场表现来看，上述战略投资者均实现了数倍的财务回报。
其次，在发展过程中，公司深刻感受到了金普新区区位优势带来的便利。例如，在项目建设上，金普新区为达利凯普提供了高端电子元器件产业化项目的用地支持，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在2020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一季度全线试投产成功，项目总体建设较原三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
达利凯普还发挥了良好的人才平台效应。统计数据显示，公司员工（一线操作工除外）中，近一半都来自于山海关以南地区（笔者注：即非东北地区）——这在东北地区是极其罕见的，却在金普新区实现了。
证券时报记者：投资机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年致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年致鑫）为达利凯普第一大股东。据了解，您曾供职丰年致鑫，从2017年起担任达利凯普董事长至今。从专业机构的投资人到上市企业的掌舵人，您是如何实现转型的？
刘溪笔：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出生、成长都在沈阳。在沈阳完成高中学业后，我来到大连念大学。2007年，我在大学毕业后离开东北，在北京工作、生活了10年时间。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我曾在“四大”工作，前前后后完成了十几家公司的IPO；之后，我成为了投资人，并逐渐向企业管理领域转型拓展。
当时，我面临一个问题，即对企业的投资完成后，怎样进一步帮助企业稳步向前走，这其中也离不开我们投资人亲力亲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我要帮助企业“更上一层楼”，从公司规模的扩张，到团队的建设和能力提升，再到企业战略布局和调整，我的能力圈也不断拓宽。在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我开始接手这家公司，成为掌舵人。
证券时报记者：经历过专业机构投资人和上市公司掌舵人两种角色，您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在身份转型的过程中，您有哪些心得或经验？
刘溪笔：金融业和实业（制造业）并非泾渭分明，但老话讲隔行如隔山，二者还是有较大差异的。在投资人时期，我只要做好情报搜集工作和战略层面的分析，就能开展工作。
制造业的提升是一个细致且逐步的过程，它不是简单地引进一套管理模式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我们曾尝试引进日本和美国的管理方式，但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并不适用。制造业的改善需要循序渐进，每一步都至关重要，不能跳过。
我才意识到，制造业的升级首先要将隐性管理转变为显性管理。在许多中小企业中，管理往往是隐性的，缺乏明确的流程和制度。显性管理之后，我们需要流程化，这是企业治理制度化的前提。制度化管理之后，我们追求管理过程中颗粒度的对齐，以及可追溯性，这是管理精细化的关键。
作为投资人时，我坚持看方向和看人的投资逻辑。我知道企业家需要有想法和资源，但这还远远不够。当我真正坐在企业管理者的位置上时，我发现除了想法和资源，还需要更多。企业已经积累了一些要素，团队也具有基本的稳定性，我的任务变得更加清晰：一方面，要将更多的生产要素引入企业；另一方面，要带领企业进行阶段性的改善和提升，找到一套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管理逻辑。这些深刻的理解，是我作为投资人时所未能体会到的。
证券时报记者：刚才您提到，公司有近一半的人才来自山海关以南，这在东北地区确实不可思议。能否谈谈您是怎样做到的？有哪些独到的经验可以分享？
刘溪笔：我们将达利凯普的人才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技术人才资源较为紧张，起初公司只有4—5个专业技术人员。当时，我还在担任投资人，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到电子产业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当我以投资人的身份同他们交流产业等问题时，会得到较好的反馈，进而成为朋友。随着取得的共识越来越多，这些朋友渐渐被达利凯普吸引，就来到这里工作。这是俗称的“挖墙脚”，却是公司吸引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
被我们“挖墙脚”的不仅有国企和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不管是日资企业，还是美资企业等等，公司始终对人才抱着开放的态度。因此，公司团队的文化背景差异非常大，人才结构十分多元。
公司能够吸引到行业优秀的的人才，也得益于金普新区的独特环境，这里有全球化的企业和开放的营商氛围，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多元化的人才。
当然，多元化的人才团队，也会带来文化差异等问题，这需要管理者带头对团队进行磨合，这就迎来了第二阶段，即人才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的建立。达利凯普的做法是，通过充分的沟通形成共识，并从这套共识中提炼出企业的价值观、方法论和目标。从本质上说，达利凯普的包容性和金普新区的包容环境是异曲同工的，都是在一个大的共识框架内，鼓励人才的互动、协调、创新和试错。
证券时报记者：您一直在说，公司的成功同金普新区是息息相关的。能否再具体讲讲，新区的哪些特有的政策或优势，让公司实实在在受益？
刘溪笔：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巨大。随着自媒体的兴起，“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使是B2B企业也需要重视网络宣传。2017年前，公司产品品质已实现一流，却始终没有知名度。2018年，公司在全国双创比赛中获得全国冠军，在业内“一炮而红”，知名度和行业地位均实现飞跃，而参加比赛其实是在新区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经过了这次比赛，大家发现，原来在长三角、珠三角之外，还有一家东北的企业也拥有成熟的电子元器件技术，这侧面帮助公司进一步打开国内市场。
科创型企业往往聚焦于研发和产品，却容易忽略企业宣传和市场声誉。有为政府不在于直接为企业提供多少订单，而是帮助企业“补位”，让闷头干实事的企业真正发光发热，金普新区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证券时报记者：在行业存在天花板的情况下，公司要如何突破限制，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刘溪笔：中国在全球射频MLCC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约700亿元的市场。国内每年消耗全球60%至70%的MLCC，其中，中国自主产品仅占10%的份额。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品能够替代进口MLCC，至少有6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空间。
公司专注于射频技术和陶瓷技术的积累，并结合先进产业应用场景，开发新产品并整合资源，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不仅致力于进口替代，还配合客户适应新的竞争模式，包括产品小型化、低损耗、高功耗和高可靠性等要求。同时，我们也在探索如何在保证性能的同时降低成熟产品的成本，以满足全球市场对性价比的追求。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成本管理，我们期望在射频MLCC市场中实现持续增长。
此外，出海也是公司拓展第二增长曲线的一大举措。目前，达利凯普的射频微波MLCC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市占率位列第五位。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辐射到40余个国家和地区，并陆续在日本、新加坡等地注册了公司。未来，达利凯普将继续深耕海外市场，不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市场空间。
专访大连电瓷董事长应坚：
立足大连经开区
将产品送到五大洲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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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40周年。40年前，大连拔得头筹，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十载斗转星移，如今的“神州第一开发区”已从海边的小渔村，蜕变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海上门户”，肩负着引领东北地区全面振兴、体制机制创新与自主创新等重任。
作为经济活力的源泉，企业是洞察区域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最佳窗口，而这其中，上市公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近日，证券时报记者走近渤海海峡之畔，对话上市公司掌门人，近距离感受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40年的历史变迁和传奇故事。
在大连经开区，一家以“大连”命名的企业——大连电瓷，承载百年历史，紧密关联大连本土发展与中国电力事业。作为中国线路瓷绝缘子的领军生产商，大连电瓷是三峡工程、白鹤滩送电工程最大的瓷绝缘子供应商，其“三箭”商标在国内外绝缘子领域都享有良好的知名度。
随着新能源基地电力外送需求不断增长，特高压技术成为解决远程输送难题、实现电力并网消纳的核心手段。“十四五”期间，国网规划建设特高压工程"24交14直"，涉及线路3万余公里，总投资3800亿元，大连电瓷抓住契机，步入了发展高峰期。同时，公司还将发展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积极响应全球对绿色电力的迫切需求。
身为资深浙商和电力行业的老兵，应坚自2019年起执掌大连电瓷，引领公司发展。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中，他表示，大连经开区为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成为其快速成长的坚固基石。展望未来，他期望能够继续依托经开区的优势资源，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我们了解到大连电瓷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如今，大连电瓷成为了一家扎根于大连经开区的民营上市企业。能否谈谈其中经过？您是怎样成为公司掌门人的？
应坚：大连电瓷有百年历史。1915年，日资企业大连株式会社正式成立，是大连电瓷厂前身，当时的主营业务为制造耐火材料的专业工厂。解放后，大连电瓷厂成为国有企业，生产出我国最早的高压针式和悬式绝缘子，并向苏联出口。此后，公司几经变革，不断为国家电力事业作出贡献。2002年，公司在大连市政府统一安排下进行了整体异地搬迁改造，并在大连经开区重新建厂。2003年，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2004年，公司完成搬迁任务，新厂在大连经开区双D港数字化制造园。2011年，大连电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我是浙江宁波人，曾常年从事电力行业，早年曾是大连电瓷的产品采购商。基于对公司的了解和热爱，我在2019年4月选择加入大连电瓷，成为其中一员，担任大连电瓷董事长一职。
作为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我选择大连电瓷，不仅看中该公司的发展潜力，也钟情于大连经开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优渥的营商环境。
证券时报记者：公司在大连经开区这片土地上浸润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应坚：2002年，我们选择在大连经开区落户。当时，所有的土地规划和建设报批都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需要跑多个部门。但幸运的是，经开区派出专人为公司提供一对一服务。这种一站式、保姆式的企业服务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另一件事发生在公司发展壮大的关键阶段。公司是国内最早研制生产复合绝缘子的厂家之一，1985年起公司就与清华大学共同研制开发新型复合材料绝缘子。后来，迅速发展的中国电网建设事业对绝缘子的品种和数量提出新的需求，而双D港现有厂区面积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公司发展。为此，公司拟在大连开发区内建设新厂用于生产复合绝缘子。
2009年项目选址阶段，大连经开区相关领导在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时，了解到公司的相关需求。经过高效的沟通和协调，最终经开区把中心工业区内的一个地块批给了我们。这个地块各项基础配套设施齐全，满足工厂对供热、供汽、供电及污水处理等各方面的要求，为我们建设新厂区提供了便利。
这种政企之间的合作关系，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默契，也让员工在工作时更有动力。这个地块现已成为公司的复合绝缘子生产基地，产能为124万标准支产品，年营业额超1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公司发展存在哪些困难或痛点？需要包括大连经开区在内的政府部门提供怎样的政策支持？
应坚：人才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公司对高水平研发、营销、管理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尤其需要复合型的技术工程师，也叫“斜杠工程师”。这类工程师不仅扮演研究员的角色，还要精通材料学，掌握电力知识，并涉猎工艺、设计等多个领域，因此往往是具有跨学科背景的高学历人才。
我们注意到，省、区、市均已出台针对高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的相关政策，并承诺提供住房、教育、项目等方面的优惠或补助。公司也在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充分利用地方人才政策，引进专业人才。
证券时报记者：出海是当前国内企业的一大潮流。大连经开区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位置，具有开放优势。在进军和布局海外市场方面，公司是如何考虑的？
应坚：公司一直深耕海外市场。大连经开区坐拥良好的地理位置、便利的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为公司的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同时，政府不断完善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政策，支持、组织企业参加境外线下展会，帮助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公司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依靠长期建立的合作经验，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方式，开发了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市场，与GE&ALSTOM、ABB、SIEMENS、HUBBELL、TE等全球合作伙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将能源从产地远距离输送到用电区域。这是全球性的迫切需求。公司正不断研究各个地区市场的情况，掌握各大地区的电网规划。随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电力需求急迫且庞大，将给国内产业链带来进一步出海契机。
实际上，公司出口已遍布五大洋，接下来就是打阵地战，重点突破某些地区市场。许多发达国家的电网也趋于陈旧，或许也是一片蓝海。我们常说出口“新三样”，我认为电网可以成为“新四样”，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出海沙特，并实现了较大突破。能否具体谈谈其中的过程和经验？
应坚：在出海沙特前，公司经历了审慎的判断和分析。我本人曾在沙特生活三年多，因此一定程度上了解当地的文化。第一步是公司在沙特，我们深入分析沙特的发展战略和电网发展状况。鉴于中东地区正在积极建设新城，电力需求无疑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电网新建和升级改造是必然趋势。
第二步是深入分析目标国家的技术标准和法定标准，获取他们已有的产品样本，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破解，以便了解其技术特点。接着，公司会根据这些国家的气候环境，研发出适应当地条件的产品，确保产品能够与现有产品相匹敌。
在赢得目标国家的信任后，我们就会将样品送往这些国家进行测试，他们通常还会要求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的测试。进入一个国家市场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每个国家对于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都非常严格，需要经过层层审核和测试。因此，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和耐心。
目前大连电瓷产品已拿到了沙特的资质认证。沙特市场前景广阔，预计首批出口规模约为数亿元，产品数量为上百万件。公司也开始研究在该国建厂的可行性。
证券时报记者：最新财报显示，大连电瓷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增长超300%，主要是因为：公司在2023年获得超7亿元的特高压项目订单，2024年出口业务表现强劲，国内外订单总量均创公司历史新高，上述订单较多在2024年前三季度执行——这是否释放了公司业绩回升的新信号？能否谈谈您对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展望？
应坚：从国家电网的整体调研来看，特高压技术的发展势头强劲，预计这一趋势将从当前的“十四五”规划持续至未来的“十五五”规划甚至可能更久。特高压技术不仅是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也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公司正好站在了风口上，但我们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市场趋势的精准分析和准备。
我们的发展战略是“双轮驱动”，即同时关注国际和国内市场。产品不仅包括瓷性材料，还结合了有机和无机材料。我们的目标是提高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在产品创新上，公司三年前就开始研究硅橡胶，并进一步探索其与瓷性材料的结合。经过工艺研究和实验生产，我们去年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新产品鉴定会上，成功推出了新一代产品—悬式混合瓷绝缘子。
大连电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电力绝缘子的最优供应商，让电网运营更加安全。我们相信，通过不断的科研投入和创新，能够实现这一愿景，并在全球电力市场中占据领导地位。
证券时报记者：我们所处的行业有行业天花板或较强的周期性吗？是否会影响公司发展？公司有哪些规避行业周期性的创新做法？
应坚：从国内电网投资的角度来看，目前整个行业市场的投资似乎已经接近一个平衡点，呈现出阶段性波动且相对稳定的态势。这种稳定性意味着投资不会突然激增，也不会急剧下降。国家电网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特高压技术，还包括超高压、高压、中低压等多个电压等级。大连电瓷可以提供全系列的产品，产品需求呈现出良好的可持续性。
在国际市场上，情况则有所不同，可能会看到一个持续增长的趋势。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加，国际市场对于电网相关产品的需求有望持续增加。
总的来说，公司所处的行业在国内市场中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而在国际市场上则展现出更大的增长潜力。这种国内外市场的不同走势，为大连电瓷提供了不同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方向。在国内，公司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保持竞争力；而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则需要积极拓展，抓住增长机遇，以实现更广阔的市场布局。
同时，公司2022年设立了子公司超创数能科技有限公司，已依托该子公司将大连电瓷江西工厂打造成低碳数智化工厂。目前，我们正在推进零碳工厂解决方案的研发，未来有望形成新的增长点。
编辑：王亚楠
美编：夏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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