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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温床和基础，其自身也“自带光环”就是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增长极。
在12月7日举行的2024海南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上，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主旨演讲中分享了上述观点。
他强调，抓新质生产力必须抓好生产性服务业。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很重要，但新质生产力要围绕自有的主赛道来推进。主赛道即新能源、新材料、新的生物医药，新的人工智能和新的高端装备这五大新兴产业。推动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抓好以创新为主线的十大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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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表示，过去100年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及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GDP增长的最大板块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1950年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40%，其中的30%是生活性服务业，10%为生产性服务业。去年美国GDP对比1950年增长了100多倍，其中农业占比从10%降至2%，工业占比从50%降至18%，服务业占比提升至80%，其中生活性服务业仍是30%，生产性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则从10%提升到了50%左右。其他发达国家、G20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大体在40%-50%。
对比而言，中国1980年的GDP总值为2000亿美元，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不到10%，现在达到了27%左右。作为接下来最大的增长极，生产性服务业将有望在2050年提升至40%-45%。
黄奇帆提出，具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式有几种情况，一是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的参与，覆盖物流、金融、数字化、采购、跨境贸易等多个环节。二是像格力、海尔这样的龙头制造企业，全面掌控着产品的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三是像苹果、高通、英伟达这类有着“生产性服务业灵魂”的行业链头，从零部件到总装的生产线均外包给制造企业，把制造业产业链和生产性服务产业链变成两条线，自己抓住后者变成链头。他认为，全球的独角兽企业往往是全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业的掌控者。
“中国专门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链头企业就是华为。”黄奇帆说，华为的20多万员工里没有人自己去拧螺丝刀，不管芯片还是笔记本、手机和汽车等制造，华为寻找的都是代工合作。自身是轻资产运行，最大的成本即人才投入。“如果有5个、10个这样的生产性服务业链头企业，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就会走向新的高度。”
黄奇帆说，中国此前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三个传统要素的投入，即劳动力、资金和矿物资源，“比较粗放，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持续，无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步”。因此，必须调整结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键就是创新，从技术创新到组织创新、管理制度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创新。
“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了，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也会发达。”黄奇帆提出，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抓好服务贸易，成为制造贸易大国只能是大国，只有成为服务贸易大国才能成为强国。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目前，生产性服务业仍是我国贸易发展的短板。根据黄奇帆在现场分享的数据，我国目前服务贸易占比仅12%多，全世界的服务贸易占比约25%，欧共体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占40%，美国则约占30%。
他认为，中国的生活性服务业主要包括国际旅游接待，这是服务贸易输出，属于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而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则主要是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发展自身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将最终改变我国的贸易结构。
》》更多黄奇帆观点（一）：服务贸易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就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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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2024全国工业软件创新大会在株洲举行，黄奇帆发表演讲。）
11月15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来到株洲，出席2024全国工业软件创新大会。大会现场，黄奇帆发表演讲，系统论述生产性服务业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无独有偶，今年9月，《湖南省“两业融合共进”行动方案（2024—2027年）》发布，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确保到2027年，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超过45%。
生产性服务业为何如此重要？湖南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着力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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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生产性服务业
就等于放弃高质量发展
美国苹果公司不盖厂房，没有生产线，不搞制造，为什么能拿走产品绝大部分利润？
黄奇帆介绍，苹果牢牢掌握了生产性服务的各个环节。比如产业链的研究开发、金融清算、物流配送等，这些环节是产业链的基础，产业链核心价值的赋予者。“生产性服务不到位，制造的产品就不会高端，制造业的附加值也较低。”
在现代工业体系中，技术创新分工的每一次细化，都伴随着大量生产性服务业的诞生。
当今社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十个环节：
即研究开发、物流配送、检验检测及市场准入、金融清算与服务、绿色低碳与生态环境保护、数字技术赋能、贸易批发采购、专利商标、品牌的宣传及保护、律师、会计、人力资源等外包服务和产品售后环节。
黄奇帆指出了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
1、全球高附加值的终端装备，可能40%、50%是制造本身产生的价值，50%、60%是服务产生的价值。
比如一款手机卖6000元，看得见的硬件、零部件价值3000元，但操作系统、软件、专利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同样价值3000元。
2、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量的比重大幅上升，从30多年前的5%到现在的35%。
3、越是发达的国家，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就越高。
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总量50%，欧盟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40%。
一言蔽之，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与高质量发展挂钩，其所占GDP比重越高，就代表社会发展越先进。
需求巨大，而国内市场供应能力不足
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目前中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
在我国服务业中，占大头的依然是旅游、出行、教育培训等生活性服务业。
黄奇帆抛出一组数据：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约2.85万亿元人民币，一半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出口。而在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服务贸易进口中，基本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
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巨大，而国内市场供应能力不足，大批利润被国外公司赚取。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力广阔，但当前重视度不足。从统计数据中可以侧面反映，在不少县级统计数据中，生产性服务相关资料数据缺失。
黄奇帆认为中国制造业要迎头赶上甚至超越欧美，主要挑战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足。如果到2035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仍不到20%，将难以实现现代工业和强国工业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服务贸易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产业互联网需要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加强对服务贸易和产业互联网的投入和关注，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比重，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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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团和中联重科在海南东方市兴建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项目预计年底投产。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湖南坚定走好3条路
湖南是制造业大省，依托坚实产业基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广阔。
今年9月，湖南发布“两业融合共进”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未来三年将鼓励制造行业发展服务业态，支持服务行业向制造领域拓展应用，将加快两业之间的技术嵌入、要素耦合、业务关联和市场整合不断深化。
湖南将发力“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3类融合模式，实现“湖南制造+湖南智造+湖南服务”深度耦合。
“嵌入式”融合，是将数智化融入制造业全流程。在研发、生产制造流程，融入推动人工智能升级、软件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
比如湖南大力发展的工业软件，就是瞄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究开发环节，让创新研发又好又快；实行“智赋万企”行动，就是以数字技术服务优化产业链个环节，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强链式”融合，是将现有的产品制造向“产品+服务”转变。
比如长沙独角兽企业——希迪智驾，专注自动驾驶领域，本身不造汽车，给各大主机厂提供自动驾驶服务，现在公司市场估值已超过90亿元。
还有湖南王牌产业——工程机械所衍生出的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也是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建立全球二手设备回收网络，将设备进行再制造，性能可接近甚至超越原机，再次贩卖就可产生可观利润。
落脚到具体产业和路径，湖南主要瞄准装备制造和集成式服务、汽车制造和全流程服务、生物医药和健康服务、新材料产业与科创服务、轻纺工业和电商服务这几对产业“CP”。
“延伸式”也好理解，就是拓展价值链两端，让赚钱的链条变长。
比如发展智能高效的现代物流，灵活多样的新型消费，充分利用特色工业资源开发旅游线路，打造独有的制造业IP，推出各类文创产品和影视作品等等。
黄奇帆建议，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要更多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各服务环节上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加大引进力度，同时培育更多从事生产性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来源：侃财邦
》》更多黄奇帆观点（二）：黄奇帆：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内涵与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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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一个逻辑内涵，主要讲这个时代以及当下为什么要把新质生产力的推进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直到“十五五”，乃至今后 50 年都要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这其中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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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GDP 的增长从 1980 年的 2000 多亿美元到 2020 年 18 万亿美元，总体上涨了 90 倍，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持续的高增长，是人类近几百年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此项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我们 40 多年里对资源、资金、劳动力的巨大且不断投入。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高速模式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持续的结构状况。资源投入方面，在“十四五”规划里提出了一个明确目标，中国经济发展要源头减量。也就是资源消耗及单位消耗量要下降，能源节能减排消耗要下降。目标是力争到 2035 年，单位能耗、单位资源消耗下降到世界均值。力争到 2050 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单位能耗、单位资源消耗达到发达国家的均值。资金投入方面，从 1948 年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到 2013 年的 65 年间，中国的广义货币(M2)达到了 100 万亿。2013 年到 2020 年，7 年新增了 100 万亿的 M2，到 2023 年年底，M2 是 292.27 万亿，今年 1 月初达到了 300 万亿，中国货币发行的速度和规模实际也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什么意思？如果在 20 年前，经济比较低迷，政府、银行一年调控当中增加了 1 万亿、2 万亿的 M2，股票涨了，房产涨了，商品市场价格也在涨，GDP 涨 1 个点、2 个点、3 个点。但是现在一年增加 20 多万亿，GDP 增长却很慢，比如去年就有 20 多万亿 M2 的增加，但股市没涨，房市、商品都没有涨，钱在银行的账上悬着，银行的钱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中，到不了企业手中。看着货币觉得像通货膨胀，看着市场又觉得像通货收缩。所以再靠原来的模式不断投放货币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那么敏感，不可持续了。劳动力人口投入方面，中国 1950 年是 6 亿人，1980 年 10 亿人，到现在是 14 亿人，是一个人口不断在增长的阶段，但是今后二三十年，人口会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做一个静态的因子模型、理论模型或者一个概念模型的思考：按照现在的出生率，中国每年出生 800 多万人，这 800 多万人按人均寿命 80 岁算，都死亡后累加起来差不多是 7 亿多人，所以现在 14 亿人，在没有特殊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增长，按人均寿命 80 岁这个逻辑，80 年后就剩下 7 亿人，减掉了一半。因此在未来，中国像过去十年、二十年无限的劳动力投入带来的人口红利，带来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以后就是劳动力每年会少几百万，十年就少几千万，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由此根据以上三个方面推理，中国像过去那样靠资源投入、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度、大规模增长的时代过去了。今后几十年要靠新质生产力，靠技术创新，靠优势制度产生的资源优化配置，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什么时候把这个短板补上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潜力就挖掘出来了，所以当下中央提出新质生产力正当其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第一要义也是创新，本质还是创新，这也是中央文件明确的。创新有各种各样的，如我们说的三百六十行，任何行当都有它的相应创新，那么是不是三百六十行统统都叫新质生产力？并不尽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不要把新质生产力当做一个筐，什么事都往新质生产力里装。前段时间有记者报道某个乡政府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新质生产力，然后表态，说是要把乡的新质生产力怎么样抓好。这个表述的逻辑、语言、初心没什么大错，但是它的内涵是不对的，相当于把基层的所有活动都归到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上，这就把新质生产力庸俗化了。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路径，实施措施是五大板块的五大颠覆性创新。所谓五大板块就是指新能源、新材料、数字智能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这五大板块是五棵参天大树，每棵树各有若干枝干，枝干往上延伸还有细细的树枝和树叶，蔓延开以后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巨大的行业密集体系。中央“十四五”规划里提到的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前沿科技等产业），都可以归在这五大板块里。因此我们要围绕这五大板块形成的主导方向进行研发投入和颠覆性创新。 （一）颠覆性的理论创新。比如新能源理论创新、人工智能理论创新等，这五大板块，每个板块都可能出现 0 到 1 的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和创新。（二）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有了理论创新并不等于有科研成果，理论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变成现实的产品或者成果，因此技术创新也十分重要。（三）工艺创新。有了技术创新，一般意义上已经能够把理论模型变成实际成果，但是可能敲敲打打，做一个两个可以，要做几十万亿，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必须是流水线，或者成熟的连锁工艺流水线，也一定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质量保障的流水线，而这种工艺流水线也要创新。马斯克的特斯拉 2010 年刚制造出来的时候，因为成本高，所以售价也很高，卖不动，每年最多 1 万辆。四五年下来，市场没有打开，股价也从 1000 多亿美元掉到了几百亿。之后来到中国，2017 年签约，2018 年投产，2019 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在中国一年就能生产 50 万辆。这 50 万辆的生产线流程引发了马斯克思考，然后他颠覆性地改变了工艺流程，把零部件组装式改成了压铸式，压铸一体化就把许多零部件简化掉了，使得整体金属材料消耗减少了 10%，线上组装成本降低了 40%，形成了一次工业革命。（四）工具革新。工具革新就是人类任何一个工具都能对整个发展带来新质生产力颠覆性的发展，比如说有了显微镜就能对 DNA、细胞进行分析；有了望远镜，可以对宇宙、航天进行分析；有了光刻机可以做芯片。所以工具上任何颠覆性的创新也是对时代的推进。（五）要素创新。要素资源的颠覆性创新和现在的数据创新是一样的道理。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是不断产生分工细化的过程，分工细化以后就会有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会不断地产生非常具体的分工，就会不断地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大体上有十个方面：
七是产业链上的贸易批发采购。可以是线上的贸易批发零售，也可以是线下传统的贸易批发零售；九是产业链上的各种服务外包，包括律师服务、会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等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这十种服务占 GDP 的比重越高，就代表社会发展越先进，高质量发展的比重越高。未来，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会不断提高，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服务业占 GDP 总量达到 60%—70% 时，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总量里也会至少占到 60% 以上。这是人类社会随着技术进步发展的逻辑性构架。在这样的构架下，服务业会出现五种特点：
一是越发达的国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越高。比如美国的服务业，在 80% 的GDP 里，其中三分之一是生活性服务业，三分之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占 GDP 总量 80% 的服务业中有三分之二是生产性服务业，80% 的三分之二就是 53%，所以大致可以说美国 GDP 的 50% 是生产性服务业。而欧盟作为发达国家的组合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 78%，78% 里面有 50% 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 GDP 里面有 39% 大致算 40% 是生产性服务业。去年，我国 GDP 中服务业增加值占 54.6%，服务业中 50% 是生活性服务业，50% 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说 GDP 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27% 左右，和欧洲的 40%，和美国的 50% 比，差距较大。这也是短板之一，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二是服务贸易。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服务贸易进口、出口会越来越大。中国去年整个贸易当中，货物贸易占 80% 多，服务贸易只有 12%，所以中国现在的贸易结构里，服务贸易比重不够，二十大报告有一段话这么说，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着力发展服务贸易，只有服务贸易强国才会构成贸易强国。三是当新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随之就提高了。因为生产性服务业里的各个要素都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增长有关。四是当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高了以后，价值含量、服务价值就会嵌入到商品中。比如一款手机卖 6000 元，里面硬件、零部件是 3000 元，但是操作系统、软件、专利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在机器里面也占到 50%，有 3000 元。所以越是高档产品，其内含的服务价值比重就会越高。五是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独角兽企业占比。当一个国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比较高，超过 30%、40% 时，独角兽企业的占比就会比较高，随之全要素生产率比重、服务贸易比重也会比较高。
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优化能刺激生产力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匹配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并进行制度化的创新。
第一，增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新质生产力要重视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研究制定 “十五五”规划和 2040 年远景目标时应该提出一个逻辑，设定全国研发费要占 GDP 的 3%，到 2035 年是不是应当进一步提升到 4%？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化安排，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要调整的。第二，增大原始创新研发经费的投入。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0—1 的源头发明创造、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到 2035 年应该力争使我国的原始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达到 20%。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这个指标一调整，整个生产关系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就比较匹配了。第三，提高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力度不够。0—1 发明以后，1—100 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度不够。目前中国的转化度大体上是发明量的 20%，在世界范围偏低。任何发明创造不可能 100% 转化，但 40%、50% 的转化是应该的。目前我国的制度是一切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专利投资者占 30%，发明者、发明团队占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 70%，听起来我国对发明团队高度重视，但是发明团队能发明，不见得能转化。最近这二十年，每年有上千个获得技术进步奖、创新成果奖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少有发明的人因为知识产权变成亿万富翁的，因为没有转化就没有产生生产力，就没有利润。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还真要学发达国家的做法，发达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知识产权专利都是三个三分之一，也就是任何科学发明的知识产权专利出来，谁投资谁拥有三分之一，谁发明谁拥有三分之一，谁转化也拥有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如果发明者自己把它转化成生产力，那么发明者可以拿三分之二。发明者能发明，但不一定能转化；转化者情商高，懂市场，只要制度保障到位，就会有大量的转化者参与进来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美国的《拜杜法案》就是三个三分之一的法律规范，推动硅谷成为全球研发创新及科研转化的高地。这里边我国缺一个制度机制，怎么保障转化者的利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这样的转化，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开发的投资、发明、转化的法律制度，这也是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第四，建立健全培养独角兽的资本市场体系。好不容易 1—100 有了产品，怎么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成形成独角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需要资本市场支持，需要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天使基金的支持。虽然这些基金现在都有，也有差不多二三十万亿的资金量，但是基金大都以投资为主、投机为主，缺少耐心，很少有会从产业萌芽状态就开始投入培养的，都想吃现成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缺少耐心资本，所以大家注意中央政治局近来开会讲了一句话：一定要推动中国耐心资本的发展。第五，数据产权问题。新质生产力是数字要素对传统要素的颠覆性创新。但数字要素的知识产权怎么清算？因为数字跟煤炭不同，煤炭一用就用掉了，麦子给你就是你的，数据卖给你，他可以重复使用一百次，可以不断使用，使用过程中数据有迭代，变成新数据，所以数据的产权、分配权、使用权，它最初产生和最终的效益怎么来匹配，现在的制度还没到位。制度不到位的情况下，不断推进数据的活跃，活跃过程中，就会出现许多司法纠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要把这件事做好。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在五大板块的产业上发力，要在五个层次上进行颠覆性的创新，要培育和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要着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要提供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只有各方面综合发力，形成体系推进，新质生产力才能快速生成，并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提升国家总体竞争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强有力的生产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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