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岳添先生近影
南京大学
1962年的大学考场设在南京师范大学，就是原来的金陵女子学院。我第一次踏进大学之门，看到青砖碧瓦、雕梁画栋的大楼，惊叹不已，心想能够在这个学校里读书于愿足矣。当时政府关心考生的生活，花钱吃大米粥不限量，还有我最爱吃的螺丝状的咸菜，也叫大头菜。我把母亲给我做的一套新棉衣卖给了旧货店，把钱全部用在考大学的三天里，每天喝饱了粥，从凌晨三点起来看书，直到半夜都毫无倦意，心里只有人生在此一搏的狂热，为了让受苦受难的母亲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在这个关键时刻，胡茉老师慷慨地把手表借给我用了三天，使我得以在考场上从容答题、稳操胜券，终于考上了南京大学。时光如水，六十多年弹指而过，但每当回想起来，我依然心存感激，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她对我的关怀。现在她已年届耄耋，我衷心祝愿她晚年幸福安康。
我以俄语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分配在法语专业。那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而中法即将建交，所以从英语和俄语的考生中挑选30人进入法语班，后来还招收了三年制的法文专科班。大学里结合文学作品学习法语，大多是法国19世纪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印象最深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在课外阅读的法国小说中，第一本使我着迷、看得通宵不眠的是小仲马的《茶花女》，我对法国文学的爱好和兴趣也是由此开始的。
1968年7月，在推迟一年后我们终于毕业了。庄乐群忍痛把心爱的《外国名歌200首》，连同课本讲义一起当做废纸，卖给了收废品的老头，和王东年等16位同班同学到安徽霍邱县的城西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他们两年后才分配工作，大多留在江苏各地的中学里改行教英语。只有12个人是先分配工作的，我是班上唯一出身贫农的人，因而被分配到制造飞机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在贵州或安顺的兵工厂，进厂之前先到三机部管辖的江苏淮安林集6436部队军垦农场、后来又到安徽庐江县白湖农场劳动锻炼。
“文革”的动乱岁月深深地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感情，恋人劳燕分飞，朋友反目成仇。我们毕业时彼此没有道别，没有留通讯录，也没有全班的毕业合影。从此大家各奔东西、天各一方，都经受了各种磨难。但殊途同归，2002年5月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终于约定重聚南京。30位同学中到了16人。大家回忆当年，冰释前嫌，重叙旧情，并且点燃蜡烛，在三位同学的遗像前举行了悼念仪式，其中有程树民，他被派到非洲工作，不料有一天在银行取款后被人抢劫，杀死在异国他乡。还有我的好朋友黄德新，文采飞扬的朱瑞芳，他们都因病而过早去世，令人叹息。
现在回想起大学时代，真是感慨万千。同班同学30人，都是来学习法语的。许多同学才华卓著，却由于社会的动荡和生活的磨难而不得不改行教英语或者经商，我能幸运地从事自己热爱的法国文学专业，实乃是上天的眷顾。
访加洛蒂
1986年6月,我翻译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趁此机会我在巴黎拜访了作者罗杰·加洛蒂。
加洛蒂会见过斯大林、卡斯特罗等领袖人物，与许多世界第一流的作家和艺术家有着深厚的友谊，不知道会不会乐于接待我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因此我先写信去试探一下。不料发信后第二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邀请我到他位于巴黎郊区的家里去。他已经73岁了，还亲自开车到车站来接我，没有名人的架子，
加洛蒂住在环境优美的别墅里，吃喝不愁地写作，让我这个从艰苦环境来的人颇为不解，所以我问他：“您的生活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对法国不满意？”他说他对生活并不抱怨，但是人要有信仰，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我问他是否还坚持当初的观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绝对坚持。我写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狭隘性，因为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由于它的‘反映论’和把现实理想化，都导致了理论界对19世纪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最有害的学院派‘艺术’的颂扬。我写《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色，用马克思原有的思想来分析当代的问题，这是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点贡献。”
他的话语坦率得令人惊讶，毫无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谦虚之词。我又试探地问道：“听说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
他似乎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向我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是的，一个人自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宗教信徒，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是为了金钱权力而活着，而是认为生活有一种超出金钱和权力的意义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而所有宗教的根源是共同的，只有像加缪那样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毫无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我被法共开除了，但是我根本的信念并未改变。人是附属于上帝的，我所说的上帝不是指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人，而是指绝对价值，同时每个人要对其他人的命运负责，任何社会如果忽视了这两点就必然要崩溃。无论是苏联的变化还是西方的现实都使我感到失望。教会也好，政党也好，宗教和政治领袖们都醉心于权力，把手段当成目的，陷于仪式和教条，因此理想的世界只存在于千百万有信仰的人的心中。”
他的话充满了感情，毫无做作的意味，我相信他的信念是真诚的。
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一下他的著作在出版了二十多年后才被译成中文的原因，他严肃地表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我对毛泽东一向很尊敬。伟人也会犯错误，拿破仑后来成了一个暴君，但他仍然是法国历史上的伟人。”
我把《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中译本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这是他的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现在中国也出了我的书，中国有十亿人，读者一定会更多。”他还把刚出版的《二十世纪的传记——罗杰·加洛蒂的哲学遗嘱》（1985）等著作送给我，希望我把它们译成中文。
加洛蒂说：“当年我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就如同现在我和您坐在一起一样。”他的话把我吓得赶紧挪动了一下身子。他谈到当年和斯大林面对面谈话等细节，使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录音机把我们的谈话保存下来，也没有手机拍摄当时的场景。
访问结束的时候，加洛蒂向我展示了一幅他最珍爱的名画，这幅画放在一个房间的中央，他按动开关，灯光衬托出手持长矛盾牌、骑在瘦马上的堂吉诃德的形象。在他送我的书里，有一本是1975年出版的《人类的诺言》，就是以这幅画为封面的。
加洛蒂终生奋斗不息，其实就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我在访问后写了一篇《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访法国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发表在1987年3月19日的《文艺报》上。
（罗新璋 摄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几年之后，加洛蒂又给我寄来了刚出版的回忆录《我孤独的世纪历程》（1989），并且在扉页上题词：“赠吴岳添先生，兄弟般的罗杰·加洛蒂。”我在感动之余颇为惶恐，因为他一直把我记在心里，而我虽然蒙他亲口授权翻译他的著作，但是由于回国后忙于杂务，加上国内出版界的变化等原因，一直未能实现要继续翻译他的作品的诺言。我回国后和加洛蒂很少联系，只知道他还在写作。可以告慰加洛蒂先生的是，他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在我国几次再版，直到2019年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了“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说明他的著作仍然受到欢迎。人们对他的经历和观点可以见仁见智，但在我看来，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还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本身就足以令人敬仰。
和安妮·埃尔诺的友谊
2022年10月6日晚上，好友们应约来我家小聚，我的手机忽然不断响起铃声。都是记者打来的，问我是否翻译过《悠悠岁月》。我说为什么问我呀，原来是小说的作者安妮·埃尔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天开始就忙个不停——做视频录像和视频座谈会，在湘大图书馆和其他学者对话。出版社为埃尔诺的获奖紧急加印10万册《悠悠岁月》，以后又多次加印，并且赠送我100册作为表彰或感谢。12月3日，法国文学研究会在湘潭大学举办线上青年论坛，我致了闭幕词。
2009年翻译的这本小说，在13年后竟如此轰动，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可见凡事只要尽力去做就好，该有的自然会有，没有的不用去争，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这个道理吧。到我这个年龄，名利早该置之度外了。
我为2009年访问法国时未能见到埃尔诺感到非常遗憾，所以2023年11月到欧洲游玩并出席凤凰书店的新书发布会时，我特地带上了样书和一幅精美的湘绣准备送给她，但我们仍然没有见上面。后来我才知道埃尔诺因身患癌症，膝盖等处动了两次手术，行动不便，所以从来不接陌生人的电话，一切事务都要通过她的经纪人代为联系，为此我特地委托犬子吴严在可能的情况下代我去拜访她，并且发去了我为她制作的自我介绍的视频。
2024年5月26日，正值法国的母亲节，吴严经过联系，带着玫瑰花到巴黎郊区的塞尔日拜访了安妮·埃尔诺（上图）。吴严给她看了我的视频，把我的译作《悠悠岁月》送给了她，扉页上有我的题词和邮箱。埃尔诺非常喜欢和感动，特地把湘绣挂在她卧室床头的墙上。
埃尔诺送给我和吴严的书是加里玛出版社新版的《悠悠岁月》。她给我的题词是：“题献给您，吴岳添，无比感谢您的译作把这些既是法国的也几乎是世界的岁月带到了中国。”给吴严的题词是：“感谢您友好地到塞尔日来看我，带来的珍贵礼物和您父亲感人的话语。”
安妮·埃尔诺正在赠书上题字
吴严请埃尔诺到玫瑰岩饭店共进午餐，这是个著名的饭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也曾在这里用餐。
我平时用微信，很少打开邮箱。6月3日打开邮箱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埃尔诺在5月30日给我来了一封信：
亲爱的吴岳添，
您的礼物使我极为感动，我已经挂在卧室里，以便醒来时就能看到这朵精美而又华贵的花——是一朵菊花？在您为我制作的录像里看到您和倾听您的声音，我感到非常快乐。您的儿子吴严，是一位卓越的信使，在Jie Xu和朋友们陪同下，他在一家极好的餐厅里用中餐款待了我。
我希望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我也希望在法国、也许在中国见到您。
非常友好的
安妮·埃尔诺于塞尔日，2024年5月30日
我当然赶紧给她回信：
亲爱的埃尔诺夫人，
请原谅我的复信有点迟了，因为这几天我去了广西，到广西民族大学做了一个关于翻译的讲座，附上的几张图片就是关于您最近的信息。
我回到湖南湘潭后极为感动地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吴严告诉我您现在每天都在写作，您确实是我生活和学习的楷模。我希望我们两人都身体健康，都有幸福的生活。
我送您的画是湖南的湘绣，上面的花朵是荷花，中国人欣赏荷花，因为它在污泥中生长却依然清洁，始终保持着高贵和典雅，我以为这正是您的性格和象征。
欢迎您有空的时候来信，我也会及时向您传达有关的信息。也希望能有机会见面相聚。
非常友好的
吴岳添，2024年6月3日
没有想到她收到之后立刻就接连给我两次回复：
您的信息对于我非常珍贵，我也很高兴地得知您在关于翻译的讲座中谈到了《悠悠岁月》。我欣赏您的活力，现在我难于旅行，对于向公众讲话也不再有同样的热情了。
谢谢!荷花，它比菊花更美，而荷花尤其是爱情和幸福的象征。
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她在奥运会之前感染了再次流行的新冠，幸好已完全康复。8月初我去信问候，她正和儿子戴维全家一起在外地度暑假。从此她在给我的信末都署名安妮，也就是把我当成了亲人和知交。我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并期待着今后能有机会和她相见。
埃尔诺在获奖演说中表示“我没有把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我个人的胜利。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的胜利”，并且要“继续为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正义而斗争”。她身体力行，始终关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命运，毕生都在为维护女性的权益而奋斗。现在她虽然已经84岁高龄，但仍然坚持每天写作四个小时，真正称得上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值得后人永远景仰。
胜似桃花仙
2023年3月6日，《文艺报》发表了我的文章《我的翻译之路》，可以说是我翻译生涯的小结。我回顾了从事翻译的历程和甘苦，认为严复所说的“信”与傅雷提倡的“神似”并不矛盾，要靠译者自己体会和把握。我把这篇文章发到朋友圈里，还意犹未尽地附上了一首打油诗：
弹指一挥间，匆匆数十年。
译路多崎岖，攀援若等闲。
人生多磨难，唯有勇向前。
晚岁居湘潭，胜似桃花仙。
桃花仙出自唐伯虎的《桃花庵歌》。我欣赏他作为桃花仙人“不愿鞠躬车马前”的骨气，但是不认同他天天醉酒、“但愿老死花酒间”的心态，人总还是要老有所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才说“胜似桃花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