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毛泽东在湖南出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面对被撤职、被孤立，甚至被质疑，毛泽东没有躺平气馁，而是默默学习、调研和等待，最终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也带领红军走向了胜利。在生活中，我们也无法避免逆境和挫折。若想不断进步、事业成功，就有一个不断接受挑战、不断克服逆境的过程，甚至需要在绝望处求生存、谋发展。今天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从毛泽东的经历中，学习他在面临逆境时的思考和方法。1929年6月22日，龙岩公民小学兴学祠，一次大会正在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红四军中存在已久的分歧。分歧的双方，在关于红军建设和领导权等问题上，各自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自打毛泽东1910年出了乡关，19年的时间里，他从求学之路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现如今，作为红军领导人，他正在考虑红军建设和作风培养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希望他的战友们能够接受他的主张，让红军早日走上正轨。在会上，他说：“你们朱毛两个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之间，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话虽这么说，但会议的最终结果是，朱毛二人都受到了批评，其中朱德予以书面警告，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除了受到批评，他还落选了前委书记，这可是会议投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多数人并不认同你。这样一来，他在红四军内也难以容身，便以养病和做地方工作的理由，离开了龙岩。陈毅后来说：“这个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因长期行军作战，患重伤风感冒到蛟洋那里去养病了，实际上是愤而辞职。毛主席走了，前委书记就由我代理了。”毛泽东去到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因为疟疾，住在一个叫苏家坡的小村休养。那段时光，他身边连个警卫员也没有，只是和妻子贺子珍相伴。或许是因为还没法接受已经离开红四军的事实，他心情一度很不好，疟疾反倒加重，这居然让共产国际以为他去世了，还给他发了讣告，闹了个大乌龙。换做一般人，这个时候估计就躺平摆烂了，毕竟，抬头一望，四处似乎都没有出路，奋斗的意义何在？但毛泽东不，虽然暂时脱离了红军的工作，他依旧没有闲着。他在村子附近发现一个山洞，白天就在洞里读书、思考，临近黄昏再回村里住处睡觉。在苏家坡的4个月里，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说：“真理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保护少数。问题是真理在你手里，你怎么还会被罢免呢？”小时候，他与父亲之间发生种种冲突，可以采取冷战、不辞而别甚至威胁的态度，那主要是亲人之间，或许有些用处。但到了真正的工作之中，自己的想法不被认同，于是也采取类似的态度，是不是就显得有些幼稚了呢？毕竟，工作不是在家里，没人有义务有理由去真正理解你。他开始意识到，即便自己说得再有道理，再符合客观实际，那也得大多数人拥护你。否则，你特立独行，你总觉得别人不对，总不给他人台阶下，总是处于少数，那么，看法再对又怎样呢？毛泽东认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此后脾气改了许多，在发表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开始学会综合其他人的意见。他在苏家坡的山洞里的反思，一如王阳明在龙场的悟道，虽然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类似的：他们都在遇到重大挫折后，经过自我的深度剖析，最终在认知上获得了一个飞跃，并为接下来的个人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到后来，当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军时，他与朱德、陈毅达成了和解。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地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这里正在举行一场会议，即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仅仅开了两天时间，看起来普普通通，平淡无常，实则意义重大。要知道，在开古田会议之前，当时党内和军队中，出现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化等错误倾向。通俗点说就是，党内和军队的一些成员，不服管，不守规矩，还有官兵打骂士兵的旧军阀气息没有根除，整个组织呈现出一种思想混乱、十分松散的状态中。革命斗争是艰苦残酷的，这样的状态，肯定不行。面对敌军没有战斗力，稍微遇到一些挫折，队伍很可能就散掉了。从红四军七大开始，因为观点与众人不同，他曾以辞职对抗，落选了前委书记，离开了红四军，同时身患疟疾，甚至还被共产国际发了讣告，闹了个大乌龙。直到中央九月来信的到来，毛泽东才得以回到红四军中，与之前闹矛盾的同志们，最终达成了和解。虽然磨难重重，但这个过程让他成长了不少，改变了不少，他意识到：即便自己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也得有人拥护你，这观点才有可能落实。否则，总是处于少数，赌气式的对抗，是起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相反，还可能闹个两败俱伤，满盘皆输。古田会议，在蜕变后的毛泽东的主导下，开得十分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红军早期武装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更长远的尺度看，古田会议种种决议，也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不过，这些历史意义，在当时看来，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观点即便是有道理的，还得靠实践去验证。须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确实贡献了独到的思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当时的真实情形是：红军依旧很弱小，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对红军进行闽粤赣三省“会剿”，敌军从四面八方袭来，呈合围之势，咄咄逼人，稍有不慎，弱小的红军，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的林彪，就是抱有这种悲观想法的典型代表。林彪很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看到毛泽东那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定意志和状态，他又有些好奇，想请教请教毛泽东，了解了解他的所思所想。于是，1930年的1月日，也就是那年的元旦，林彪以新年献词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张贺卡。内容大致是在问：我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还有希望和前途吗？毛泽东意识到，想要提振红军的信心和士气，一次古田会议，还远远不够。接下来，还应更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古田会议的成果，让红军做到不畏强敌，站稳脚跟，看到希望，突破重围。虽然当时毛泽东与林彪住的很近，但他还是决定以信件的形式，认真回复林彪，实际上，也是在认真回复红四军中的每一位成员，这足以看出毛泽东的重视程度。首先，浅析当时局势，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进一步深入分析当时时局，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从革命的主观力量、客观情况、反革命的力量等角度切入，揭示中国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可能的底层原因。最后，基于上述种种分析，给出了困境之下的应对之策。根据实践总结出的经验教训，采取相应好的对策，比如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通过建立根据地，波浪式推进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等。总的来说，这封信的行文逻辑，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文章的目的指向，非常之明确。经过缜密细致的分析之后，在这封信的末尾，毛泽东还不忘诗意地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 ‘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对于这段诗意的升华，如果进一步地精简，就是8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写完后，便将其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了红四军的基层党支部公开传阅查看、交流讨论、互相学习。毛泽东的这封信，充分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对当时红四军中普遍存在的种种悲观问题，做了有力的分析和回答，纠正了当时红四军中一些人所滋生起的关于单纯游击战争的错误观念，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建立了共识、稳定了军心、团结了队伍。这为接下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克服种种困难，最终突围逆袭，取得革命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封信，是革命道路上精疲力竭时的一针强心剂，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的一束亮光，是茫茫广阔大海上的一根永远向前的指南针……古田会议之后，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就在形势发展一片大好的时候，危机再一次悄然降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一个叫王明的年轻人得了势，以他为首的一帮苏联留学生，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完全从苏联立场看问题，居然还企图攫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一群总是胳膊肘往外拐的人，若是企图真的达成，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王明给根据地派来了一些领导，他们来到苏区，不干正事儿，专挑刺儿。毛泽东又一次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他被说成是“狭隘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话里话外难免透露出不满的情绪：“他们不做实际工作，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相比1929年，他变化了不少。面对反对意见，他不再总是意气用事，而是用一种更为积极建设性的态度面对。对于那段时光，他伤心地回忆道：“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然而，王明派到中央苏区的博古、李德等人，却彻底玩脱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怎么办？但是，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上，这样的“长征”只是痛苦的撤退，或者更现实点说，是没什么头绪和策略的盲目逃跑。湘江一战，红军从开始时的8万6千余人，一下子锐减为3万多人，再不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等待红军的，只有全军覆没。他大胆发言，指出博古和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并给出了自己的思路——西进贵州。面对惨败，博古等人无话可说。周恩来开始听从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也表示支持。红军西进后，果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击，毛泽东的意见初见效果。在随后的四渡赤水战役上，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巧妙穿插，躲过了蒋介石近百万大军的围剿，顺利向川陕挺进，被誉为红军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从毛泽东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面临逆境时的根本态度。在取得那么大成就后，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毛主席自己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的抓住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毛泽东处理复杂问题时，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遵义会议上，他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推荐张闻天，坚持让他先干些时间，其中深远的考虑常人难及。张闻天自己也曾说，他当总书记是毛主席提议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包括后来开展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到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多次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刚进京时，周恩来曾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所有事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和忍耐性，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长征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那么神圣的意义？
因为长征的胜利，使得每个人都有了这样的感觉：这样的逆境都可以经历，还有什么逆境是不能承受的？
逆境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逆境的看法。
毛泽东把逆境生活，看作是换一种工作环境，也是一种学习和锻炼。
正如他后来（1949年）给柳亚子的诗中所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是人生的体验，是哲理，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应有的品格和风范。
当你经历了逆境，你才会发现你可以走以前你根本不敢走的路，打以前你根本不敢打的仗，下以前你根本不敢下的决心，取得以前你根本不敢有的胜利。
所以说，一个人的成长，往往是在逆境和挫折中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