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居留,度日如年

文摘   2024-07-13 02:58   意大利  




新欧洲侨报书作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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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人类已进入AI时代。回顾几十年的华侨史,如同沧海一粟。


人生苦短,又很漫长,不忘初心,难能可贵。


如今的新华侨已经有许多锦衣玉食,但我们不能忘记,新华侨都是站在老一代华侨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


意大利知名侨领、教育家胡光绍的自传《楼里故事》以流畅生动的笔法真实复盘了当年的足迹和奋斗历程……


楼里故事,实际上是玉壶故事、文成故事、温州故事,更是千千万万海外侨胞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


梦想终究照进现实。


本平台选刊胡光绍先生《楼里故事》的部分段落,旨在向前辈致敬,并激励后人。




出   国(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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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二妹月华诞下长子胡永鼎。

荷兰坐月子的风俗与中国不同:中国的习俗是产妇一个月不能洗澡(怕感风)。而荷兰的习俗是生下孩子,医生马上让产妇去冲凉(洗澡)。也许中西方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各类规矩也不一样。

月华坐月子期间,我接了她的工作——洗地板和抽地毯(也即洗地毯),平时还要送饭到医院给月华吃。总之,工作量比平时加了一倍。

其实,身体上的累尚可,心里的累更苦。

我没有荷兰的居留证,一旦警察从前门进来检查,警觉的老板就喊我们赶快上楼,躲到顶层天花板的夹层里。

那时和我一样没有身份的有三个人。每当这时,三人急匆匆地飞奔上楼躲起来,夏天夹层里暑气逼人,我们常常胆战心惊地一躲就是半个多小时。冬天却冰冷如水。

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如今却是亲身尝过了。那半个小时简直比半年更长呀。没有居留证,一旦被查就当做“黑工”来处理:老板被罚款,工人被驱除出境……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老板也怕我们被查到,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我们平时很少出门,怕一不小心遇上了警察,惹上麻烦。

1981年,华人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法国政府要大赦,允许没有身份的外籍人员来报居留。

我、式领和克永商量:是否要到法国去?式领和克永决定去法国。

我打电话给雪梅的四叔(居住法国)胡志湾,询问该不该来法国。四叔说:“如今的法国是共产党掌权。到时候他们会先让你们来报居留证,然后根据信息把你们抓起来赶回中国。你可以来法国游玩,切不可来报居留”。

我来荷兰不久,得了工资赶快寄往家里,哪还有钱去游玩?况且我们不熟悉法国的实际情形。闻听此言,我决定不去法国了。

不久,我们就得到确切的消息:意大利政府正在大赦,外籍人员可以登记户口。

其时,大妹夫守财正想要开办“丰收餐馆”,缺人手,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意大利帮忙?

我想了想:在荷兰没有户口,整天担心会被警察抓走。如果去意大利,有了合法的居留证,满大街走也没事,而且以后还可以把妻子和儿女带出来。走,去意大利。

我独自一人来到意大利米兰,住在大妹妹家里,然后去警察局申报户口。

意大利警察局很简陋:一个小房问,一张办公桌,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察坐在那里。

申报居留也很简单:只要拿着护照到警察局填好表格,上交一张本人的照片。警察问我叫什么姓名?哪里人?然后在本子上写上我的身体特征,贴上照片盖上印章就是居留证。

有了合法身份,我再也不必躲躲藏藏,多开心呀。我先到“南京餐馆”跟着胡守棒学做大厨,菜的咸淡,火候的把握,汤水的多少都有讲究。我先看,然后跟着学,慢慢地就熟悉炒菜的程序了。我试着拿起勺子做菜,嗯,味道不错。

没过几天,丰收餐馆开业,我成了这里的大厨。


我掌勺,小舅舅胡式梳做二厨(配菜等工作),蒋运所洗碗。三人搭档恰到好处。一时间这里生意很好。白天我们在厨房里忙个不停,夜晚就睡在餐馆的小阁楼上。

此后,月梅为父亲和婶妈办理了出国手续。不久,签证下来了。父亲和婶妈带着孩子们来到意大利米兰住在月梅家里,后来开办五丰餐馆。这是后话。

1982年春,我请荷兰的小姨子(雪梅的妹妹)胡蓉为雪梅与4个子女代办签证手续。

同年8月12日,雪梅带着孩子们来到意大利,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两年多的离别,日日夜夜的思念,孩子都长大了,仲怡也会叫“爸爸”了,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呀。

我在丰收餐馆打工,没有住处,怎么安顿雪梅和4个孩子呢?

我找到父亲。父亲说先住到他家里。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该找出租屋了。我和蒋运所两家人租了利加利尼16号的半地下室,用纸板隔成两半,每户各占一半,每人每月250里拉。

当时我的月工资是500里拉。两户人家孩子多,这么小的空间,一旦吵闹会让人心情不舒服,我们嘱咐孩子们不要吵闹,烧菜时尽量不要炒,怕油烟四溢。

孩子们没有娱乐会待不住,我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可开心了。同年9月份,孩子们都去上学,年龄最小的仲怡也上幼儿园了。

生存难,发展难,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活下去。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夫妻俩早上6点起床至夜晚12点,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犹如机器人一样不知疲惫地转着。雪梅在青田人的工场里做皮包,我还是做大厨。虽然辛苦,全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都满足。生活艰难,但其乐融融。

1983年,我和表妹夫胡立夏一起报名到via giusti驾校学习。

记得一个同事笑我:整天在厨房里做工,有什么车让你来开?还是别学了。月梅持反对意见,说:“先去学,今后说不定会用上”。

我的工作在厨房,平时很少与意大利人交往,语言相对来说较弱,有一些专业名词根本就听不懂。立夏是做跑堂的,接触到的意大利人相对多一些。靠着他的翻译,我略微懂了一些。

我们共学习了18个小时的基础理论课就进行理论考试了。因为我不会写意大利语,只能口试。

口试时,我的教练(教我学车的老师)就站在我身后。监考老师坐在我前面提问,有时我听不懂,教练就轻轻地告诉我。如:你的车子开到斑马线时正好遇上红灯亮了,车子已经过了黄线,怎么办?我被问得一头雾水,教练轻轻地说:“往前冲”,我也跟着说:“往前冲”。其实监考老师也看到并听到了,但他还是选择放过我。就这样,我“过”了理论考试。

接下来就是实际操作开车。我跟着教练学习了12个小时的停车、退车、直线练习等,实际开车考试顺利通过。

我终于取得了驾照,那一刻,心中“腾”地升起一股自豪感:即将40岁的人,竟然能在异国他乡考取驾照,真不容易。

同年,因为各种原因,守财卖了丰收餐馆。失去了工作,我托人东找西找,到台湾人开的“桃源居”餐馆当大厨。

老板是一位年轻人,为人谦虚善良好说话,凡事都先考虑工人的利益,比如按时发工资,关心工人的家属等等。我们在这里做得很开心。有时来吃饭的人很多,工人们忙不过来,他会打电话让女儿过来帮忙,减轻工人的负担。我为能遇上这样一位好老板而开心。

租住的房子属于半地下室,潮湿且空气不好,这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育,我们决定搬家。

过了一些日子,我租下了兰布兰德火车站前面小街的一间房子。这房子有一个厨房和一个大房间。大房间里摆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上下铺,一家六口挤在一起。此时,我已经到“桃源居餐馆”打工,雪梅到台湾人的餐馆里做跑堂,孩子都上学了。

处于懵懂年纪的旦怡和仲怡放学后喜欢在街上跑来跑去,路上车子来来去去时刻都有危险,而我们大人要打工管不了他们。家住此地的一对意大利籍老夫妇见此景,就把两个孩子带回家,拿出点心给孩子们吃,并教育他们不能在街上跑。

渐渐地,两个孩子与这对夫妇之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岁月安好,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也一天天长大了。

1985年秋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工作,一位名叫李永年的天主教神父来到桃源居用餐。1979年,我在北京等签证期问认识了李永年。没想到6年过去,我和他竟然在米兰见面了。

老友相见,分外开心。聊着聊着,永年说:“你老是打工也非长久之计,最好是能开一家自己的餐馆。我家附近有一家餐馆想卖掉,你想不想买?”我说:“打工者谁不想当老板呀?我很想开一家自己的餐馆,可钱从哪里来呢?”永年说:“可以先租呀”。

我想想也行:租总比买便宜一些。周末抽了个空,我去永年家附近转转看看。那里处于闹市街头,其地理位置和环境都挺好的。

于是我找老板谈。对方说:不租,要卖。价格是220个米粒翁(也即意大利里拉,简称“翁”),现付60个翁,其余的160个翁以分期付款的形式结算。

我计算了一下:装修(包括置办厨房用品和餐厅设备)大约要40个翁,总计约100个翁。打工这么多年,我的存款只有44个翁,缺了近60个翁。怎么办?

向亲朋好友借。我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撸”了一遍,可以说是“扯”下脸皮去借钱了。我先向父亲借。父亲开餐馆,多多少少有点余钱。父亲拿出4个翁借给我。然后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接着是妻子的兄弟姐妹,最后是同学朋友,有人借1个翁,有人借2个翁。我把账目一笔一笔记下来,以便以后归还。

付完买店铺的钱,我用余下来的钱装修餐厅和厨房,虽然不是富丽堂皇,但也古朴典雅,独具东方特色。

我先定下来是开中餐馆。餐馆取什么名称呢?

我们做事业赚钱都是为了孩子们。孩子们的姓名最后一个字都是“怡”,总共有4个“怡”,那就选两个“怡”:怡怡餐馆,妻子和孩子们都说这个名称好,好记且有意义。

那时父亲刚好回国探亲,与胡守近同行途经香港时遇到一位书法家。父亲与这位书法家私交甚好,提出能否题写“怡怡餐馆”送给自己的儿子?书法家欣然同意,备砚磨墨,挥笔而就。欣喜至极的父亲将书法作品带到米兰送给我,我裱褙完毕挂在餐馆的正门上。

前期我们请了二厨(帮厨)和洗碗工。1985年10月6日,我们的“怡怡餐馆”(可同时容纳100多人用餐)开业了。

因为环境优雅,服务周到,一时间生意红火,门庭若市,客流量很多。我主内,雪梅主外,夏怡和秋怡帮忙招待、开单、点菜等。

意大利人吃晚饭的时间相对晚一些,晚上8至9点之间是用餐的高峰期。我们常常忙到12点才稍稍空闲一些。

记得当时一位中国记者来意大利采访做餐馆的华人,用一句话来描述其所见所闻: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话确实写出华侨在海外创业的艰辛。

是呀,上帝从来沉默不语,命运永远掌握在个人手里。

要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的拼搏和努力。

餐馆刚开张之际,因为欠债,我们没有钱买车子,去买菜都是步行手提的。怕还不了分期付款,我们还买了两台做皮包的机器放在仓库里加工(我家餐馆后面有一间仓库),仓库就成了工场。

忙时做餐馆,下午客流量少时,我们一家人就到仓库里做皮包。每人分工有序:车皮包的,剪线头的,翻皮包的,各做各的,属于流水线作业。这样也能额外增加一些收入。

渐渐地,旦怡和仲怡也能帮忙招呼客人了。夫妻协作,孩子帮忙,一家人努力经营着餐馆。

“怡怡餐馆”门口有一副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这是美好的愿景,也是那时的真实状况。

与此同时,那对曾经照顾旦怡和仲怡的意大利籍老夫妇与我们来往频繁。老妪因病去世,剩下老翁一个人。因膝下无子女,老翁特别喜欢旦怡和仲怡经常去他家里走走,言语间总是把孩子们当作自己的孙子。次年,老翁的房子被房东收走了,无处可去。

我和雪梅商量。雪梅说:当年我们来这里不久,可谓是在低谷里。孩子小,咱俩忙得无暇顾及孩子。老妪与老翁是愿意给我们托底的人,对我们家有恩,我们要用情义去维系与他的关系。年纪大了最怕孤单,我们家人多热闹,就让他和我们一起住吧。

于是,我们把老翁接过来与孩子们一起住,共同生活了六年。此后,老翁病重,旦怡和仲怡为其洗澡、喂饭,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直至其安然离开人世。

我想,人就要这样,别人对你好,你也要对别人好。知恩图报,这是做人的根本。

我们夫妻俩与子孙在一起

一个男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娶对了妻子。

这辈子我最幸运的就是娶到了雪梅。如果没有雪梅的精打细算,我无法做好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位贤妻良母,雪梅一直站在我背后默默付出,与我保持心灵相通和精神同频,任劳任怨地支持我鼓励我,尽心尽力抚养子女,教育他们如何融入社会,如何更好地提升自己,也因此而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渐渐长大的夏怡既聪明可爱又温柔善良,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经常能听到夸奖她的声音。小学毕业后,夏怡就读修女私立中学,一年的学费是3个翁(那时我一年的工资是6个翁)。学费贵,但我认为培养孩子是值得的,要苦也是苦自己,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吝啬。夏怡高中就读会计学校,后来就读泊可尼经济大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夏怡开办了米兰第一所华人会计师事务所,如今运作得很好。

秋怡毕业于米兰大学美术学院,如今在法国巴黎从事贸易工作。

旦怡毕业于米兰大学法律系,于2008年在米兰开办第一所华人律师事务所,2012年8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米兰总领事馆聘任为常年法律顾问。

幼子仲怡毕业于米兰理工学院,高级工程师,现在新加坡工作。

多年来,我们夫妻俩一直经营着“怡怡餐馆”,为家庭的生活和孩子们的学费努力赚钱。直至2006年,孩子们都有了白己的事业,我们也上了年纪,无法承受繁重的餐馆劳作,最后把餐馆卖了,安享晚年生活。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

曾经的艰难及困苦也时不时地提醒着他们,还需努力还需坚持,将生活打拼奋斗得更有质量更加从容。

如今回头看看曾经的生活,真是感慨万千。爱拼,会拼,能拼,人生是“拼”出来的。不拼,哪有美好的生活?人的一生只有勤劳地耕耘,才能无悔,才能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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