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景来律师
2003年8月27日8:30分，是时任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与司机约定的出发时间，按计划，余小平要在9:00参加上饶县某工程落成典礼。像往常一样，司机将车开到上饶市沿河东路的某局宿舍大楼下等候余小平。
快9点了，一直没等到余的司机，却等到了上饶县询问余书记何时出发的电话。过了半小时左右，司机上楼，敲门无人应，用余给他的钥匙进了门，卧室没人、客厅没人、书房也没人，走到厕所，赫然发现吊在水管上的余小平。
“余小平死后，我们也不敢贸然下结论，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当地一位记者知道了这消息发到网上，‘自杀’的结论先传开了。”上饶某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直到后来公安厅勘察现场，作尸检后才定论”。
事发当天，突然而至的众多警车以及神色异常的人群给居住在附近的一位老者留下深刻印象，指着对面那幢楼的三层窗户，老人说，出事后没多久，听说这家女主人收拾东西离开了上饶，自此就再也没见那个房间的灯亮过。
“死亡”远未成为这个事件的终点。2004年7月5日，江西省纪委通报了对余小平事情的调查结果——“嫖宿卖淫女”、“生活作风糜烂，长期包养情妇”，以及“弄虚作假保送（其子）到北京某大学就读”的三点结论，将余小平再一次送回到媒体高度关注的位置上。
余小平的生死抉择
在突然的死亡来临之前，8月25日下午，没有人感觉那迫近的不祥气息。
几天前，余小刚刚辞去市长一职——此前的近八个月，他一直行使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权，省某局一位刘姓局长被派到上饶市任代市长。8月25日下午，这位代市长来到余的办公室，余小平还叮嘱他到下面的县去跑跑，了解情况。整个过程，余小平与他谈笑风生，看不出一丝异常。
另一个细节似乎更能证明余小平当时并未去意已决。知情者说，当时余小平得知省里某办主任正陪同北京的一位官员在婺源视察，主动打电话给这位主任，告知自己的几个手机号码，说其中从樟树带来的手机从不关机。他告诉对方，自己因忙于工作无法下去陪同，转而派一名市委副秘书长前往。
但在突然的死亡之后，也有人慢慢回味起此前的种种不正常之处。
知情者说，出事前几天，在上饶市教育局工作的余妻准备乘火车去西藏出差。此前，余小平要妻子等着，说自己会前往车站送行，这样的举动比较少见，心怀诧异的余妻于是给市委秘书长打了一个电话，说余小平这些天都没有睡好，身体状况不太好，让秘书长多照顾一下。
在余小平去世前与其有过接触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感觉那段时间他比较烦躁，天天打吊针。有一次，我向他汇报一件事情，但不停地被来电打断。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似听非听，对我们的话也爱理不理的。以前他从来都是很专注的，我当时还很奇怪。”
后来有目击者证明，曾看见余小平9点左右独自在江边散步。此前他一直在办公室，还把手头的文件都处理好。余小平身上均穿着新衣，死前他洗了澡，并把换下的衣服全部洗净晾干。
在自杀现场，警方发现了几个烟头，烟蒂已被撕碎，边上有几个啤酒瓶。与余小平相熟的朋友介绍，余爱喝白酒，而且酒量很好，啤酒则喝得很少。有人这样分析:当人们换喝一种原本不喜爱的酒且饮用过量后，神智会迅速出现麻痹，并由此而处于理性判断能力的缺失状态。余小平似乎有意使自己处于那么不甚清醒的状态，以抵御对死亡的那种天然的恐惧。
经鉴定，余小平是用一根电脑专用电源线（一说是传真机线）结束自己生命的。但据透露，在他身边还发现了八根纠结在一起领带。有人分析，余小平可能在用领带尝试自杀以后发现不可行，便用更为结实的电线上吊了，此举可见其求死之决心。
余小平自杀两天后，景德镇市委书记姚亚平迅速接任。这个举动在上饶也引起另一种传闻:在余自杀前，江西省委常委会已决定将其调离上饶，由姚接任其职，同时决定对余立案侦查。余自杀前一天，省委某领导亲赴上饶，找余单独谈话。但也有知情者坚决否认了这种传言。
余小平的政治舞台
在突然的自杀事件之前，没有人怀疑余小平在仕途上的大好前景。“干练、正派、公道，很有个性，非常有自己的见解”，是此前余小平留给外界相对一致的印象。
余小平曾被称为“招商引资书记”，而且是褒义。从宜春到樟树再到上饶，在任期间他都相当重视招商引资，大搞城市建设。樟树市一名资深官员回忆，余小平到任之后不久，就让人感觉到他的魄力，“口才非常好，历届市长中口才最好的”，“处理事情非常果断”，是一个“非常注重公众形象的市长”。这名官员记得，余小平到来后不久就搞了一个“太阳工程”，资助那些家庭贫困的大学生。他强调时间观念，开会若是有官员迟到，他马上罚款2000，捐给“太阳工程”。
“他经常表现得很有才华，他也确实有才华。经常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讲话，没有一页纸、一支笔，他的表达能力很强，排比句出口成章，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嗯’、‘啊’之类的口头语。我也感觉他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刻意突出这种形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人士说。另一些工作人员则惊叹余小平大会小会上，经常信口引来的数字。
余小平没有太多的政治背景，这一点几乎已经是得到公认的，从农场到大学，从老师到秘书，余小平凭借的都是自身努力。2001年，余小平调任上饶，成为江西最年轻的地委书记。相对而言，余小平的政治出身简单而容易引起好感。
为了整顿招商引资环境，余小平在樟树也下了很大力气，工商、税务、交通等各个部门，一旦有破坏招商引资的行为，比如乱设卡收费等等，只要有老百姓告状，余小平都会认真处理。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的市长，也因此更加让同僚觉得“脸上铁板一块”。余小平的处理方式有时非常极端，包括把人当场就用手铐铐起来，这位官员解释说，现在看来，是有些违规甚至违法，但当时的确是“起了很大作用”，至少“对官员形成了很大的威慑”。他又很佩服余小平“有领导的艺术”，即使在这么严厉的当面惩罚过一些干部之后，还能够事后很好的安抚他们，并没有留下什么积怨。
“他是一个工作狂。”一位余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余在工作上对部下非常严厉，有时候深夜一两点钟，余还会打电话给下属安排工作，他自己也经常在一两点时突然“杀”回办公室，“在他手下工作特别累，几乎没什么休息日，只要他还在工作，我们就不好离开办公室，要不然他就会发脾气”。
去年1月初，在上饶市一次人大会议上，余小平在谈及因市政建设给市民带来许多不便时，突然有一惊人之举:他站起身，向全体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一般领导道歉也是小范围不会起身，形式上更多一些吧！但余小平在人大会规模比较大，给这么多人当众鞠躬道歉，让在场的人非常意外。大家忍不住集体给他鼓掌，感觉这个领导太与众不同。”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人员颇为感慨地回忆。
余小平去世不久前，他还处理过某局局长。该局长为外商办事时拖延了，影响他对上饶投资的信心。余小平以“没有为上饶经济发展作好服务”为由，把他下放到企业去了。在常人眼里，这种处罚有些严苛。不过后来这位局长表现也非常好，一年后，余小平又把他提拔上来，所以既给大家留下了不计私仇、严厉而公道的印象，也获得了这位干部对他的信服。
另一位工作人员说，余小平经常“抽查”下属工作。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到下面县城或乡里工作，余小平担心这些官员不驻在当地，经常突然袭击打电话问这些官员在哪里，如果对方回答在办公室，他就要求官员用座机给他打回来，看号码是否属实。这类举措的确给官员很大的心理威慑，在地方不敢随便脱岗。
“他的能力很强，有点不怒而威的感觉，底下人对他很有敬畏感。我还是很佩服他的，不管他到没到今天这个地步。”虽然余对下属的要求严厉到了苛刻的程度，但下属对余的评价却多为正面。但是省纪委在通报中的严厉措词，则刻画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土地、女人与其他
余小平为什么要死？江西方面的正式通报并不是余小平走向死亡的最终解释，反倒成了另一轮传闻与猜测的开始，余小平的死亡理由由此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进出上饶的高速路口上，远远便可以一个巨幅大广告牌——“江南商贸城”，一位知情者说，“江南商贸城”是余小平2001年底到上饶就任后的“第一个大手笔”。“江南商贸城”在320国道旁圈了3000亩左右的地，进行商铺、住房、金融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市场开发，号称耗资20亿。
“江南商贸城”的原负责人叫黄春发，在余小平自杀前后失踪。这块土地问题于是成了传闻中最集中的一点。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知情者说，当年余小平把上饶3000亩土地，一次性以每亩3万元价格转给黄春发搞开发。上饶市政府内部对此决定也心存疑虑，市里另一位主管城建的副市长与余意见相左，但不便明确反对，因此提出要再向上层请示。更高一级的领导此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位领导在周末飞回江西并召开常委会。会议议定，市政府对此事要谨慎论证。
越有能力的人也往往越有手腕。后来，市政府再次开会商议这3000亩土地的事，大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黄春发轻松地得到了这3000亩地。到手后，他迅速转手，以每亩16万元的价格卖出1400亩，轻松地获得暴利。在上饶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这块土地也成为后来有人不断举报的主题，可能的因果关系是，有人举报上饶的土地问题，相关部门开始介入调查;最终导致黄春发的出逃和余小平的死。与余小平和黄春发相关的土地问题不仅仅在上饶。在余小平曾任职的樟树，黄春发得到200亩土地建立“新药材大世界”，也传言不断。
有关女人的传闻，一直若有若无地笼罩在余小平自杀事件中。在樟树和上饶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余小平曾经的一名情人，逼余小平离婚，与她结婚。余小平不胜其烦，请黄春发“教训”她一下，不想黄春发把她做掉了，“有命案在身，所以他才走上不归路”。这个传闻更给余小平之死增加了几分谈资，但截止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能核实这种说法。有知情者透露，有关人员也曾调查过此事，但没能找到传说中的“女主角”，这个谜底不知何时能揭开。
对至为重要的余小平与黄春发的关系，来自江西省纪委的通报只有一句话，“因重要涉案人员黄春发尚未归案，待黄春发归案后则做深入调查”。
“据我了解，余小平的死和黄春发的失踪很难说先后的关系。在他死的第二天，据说省公安厅开始找黄，但就找不到他了。”上饶的一位知情者透露，不过她语气坚决地否认了此前有媒体关于“中纪委早已盯上余小平”的报道。
余小平的完美与裂变
对于余小平的死，熟悉他的人在最初的惊诧之后，会有共同的结论，“他是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所以会选择这条路。”“即便有经济问题，也罪不至死”，一名与余小平相交多年的人回忆，余小平其实是一个“把面子看得很重的人”。
余小平在做老师时，给同学们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能说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嗓音很好，在当时的老师中是独一无二的”，“衣服并不昂贵，但非常的整洁，上课时背一个黄色军用书包，走路的姿势、上课时的手势、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他的气质与众不同”。感觉上余老师“像一个天生的演员”，“能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举手投足都做得很艺术化”。
这样的评价一直延续到余小平走上仕途之后。一位官员的评价是，余小平并不像在做一个市长，更像在“演一个市长”。中性地理解这个“演”的含义，应该是说在公众面前，余小平无论是外表还是精神气质，都努力扮演一个完美的市长。
接近余小平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时不时会穿蓝色或黄色的中山装，不是改进的那种中山装，而是那种完全老式的。在一群官员里面，他显得卓尔不群的样子，“我觉得他也有些刻意营造或维持这种形象。”
这位知情者说，余小平在死之前，曾处理过上饶市的一个干部。据说，余小平有段时间总接到手机短信，说应该提拔某人、不应该提拔某人，某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余小平十分生气，让纪委查这个人。后来查出此人是某局一科长，在查这位科长时又发现他曾有嫖娼问题，“余小平得知此事后，对这个人的处理比较严厉，将他撤销公职”。
江西省纪委通报的严厉措词，则刻画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除了曾花200元钱嫖娼外，通报说，“文革”期间，余小平随父母下放某县，得到当地一名教师的关照，该教师之女叫余小平“叔叔”、“舅舅”。2001年2月，余小平到该县检查工作时，与该女在宾馆发生了性关系。此后，余小平一直与其保持两性关系。“生活作风糜烂”的结论，对余小平的妻儿而言，是比痛苦更难以承受的羞辱。
一位参加了余小平追悼会的人士透露，当时余的爱人虽然悲痛，但还没有歇斯底里;他的父母也显得悲痛欲绝，那个场面挺让人伤心的，“他儿子在人前没有哭，哭时也躲在没人的一边偷偷掉泪。我听说，他儿子后来跟母亲说，家里的大树倒了，但过两年还会有另一棵大树，但绝不是从政的大树，是经商的大树。”
余小平的爱情与婚姻有着深深的那个年代的烙印。曾经与其一起在农场劳动的同伴说，余小平年轻时长得很帅，但家庭出身不好，他那时在农场做农民工，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朋友家里在县城，家庭条件比较好，所以这桩婚事单单从社会地位来说，“给外人的感觉是男方高攀女方”，但从感情上来讲，女方对男方的钟情又广为人知。
自杀前，余小平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关于妻子的。深夜时分，余小平爱人所在单位的主管领导接到了余的电话，余请他以后多关照小×（其爱人），这位领导当时还莫名其妙，据说余小平在自杀前，在妻子的照片后面写上“晓×，我爱你”，不知是对妻子确认他最后的爱意，还是最深的歉意。
据知情人透露，余小平在从政之后，他会偶尔在同僚的饭桌上，喝着喝着就哭，说“没意思”，之后并不作任何解释。可以猜想，这种裂变带给他的是内心不可言说的痛苦，反之亦加剧了他的双重性格和人格裂变。
神秘商人黄春发
余小平自杀后，“黄春发”这个名字，像鬼魅一样，萦绕于各种扑朔迷离的猜测中。
出生于1973年的黄春发据说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福建人，原在深圳打工，后来到宜春淘金，得以与在宜春市袁州区任职的余小平相识。
似乎并不能从一开始就将这种关系打上“官商勾结”的标签。当地一位官员回忆说，因为地方政府官员都有很大的政绩考核压力，而政绩中首当其冲是经济发展的成绩，“政府领导非常希望结识一些做企业的能人，来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在当时任宜春市袁州区负责人的余小平视线所及范围之内，也许黄春发是为数不多的人选。
自此，黄春发便成为余小平身后无所不在的影子。不久，余小平调任樟树，黄春发也追随而至，“黄春发是余小平招商招来的”，是樟树上下都知晓的事实。一名与余小平相识，在一个大企业工作的人回忆，现在看来黄春发并不算什么大老板，“但当时在樟树也没有什么大老板”。
在樟树，黄春发找到了事业的新天地。他先是办起了“大京九加油站”，因为有“政府指定采购”的招牌而生意兴隆;其后又组建了“春来集团”，将业务拓展到房地产、药材等行业。但如今的黄春发抛下妻儿老小，不知逃到哪里。
相对于余小平“有能力、有魄力、有气质”的公众形象，他的这位招商而来的客人黄春发似乎并不太能被人认同，樟树市现任的某位资深官员直言，“看上去就是一个小瘪三”，“没文化，也不见得有什么能力”。余小平和黄春发的关系在当地不是什么秘密，省纪委的通报则以另外一种方式证明了两人的特殊关系——“2002年夏天某晚，余小平在江西春来集团董事长黄春发(在逃)安排下，在黄春发租住的住房内，与卖淫女刘某发生了性关系，余小平付给刘某嫖资200元。”另外，通报还提到，余小平为其在南昌工作的情人“租了一套住房供其居住，并先后送给其现金8.5万元，有价票证1.03万元，还为其购置了价值2.78万元的家用电器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依照余小平的工资水平，这笔额外的开支是负担不起的。幕后安排者是否为黄春发？我们不得而知。
一名后来事业比较成功的学生说，余小平升任宜春市常务副市长的时候，对这名学生说，“我们的交往要像一个香水瓶”。这名学生的理解是，香水瓶是一种很美好的意象，即使瓶子里的香水用完了，看着空瓶子都会觉得很美好。他认为余小平暗示的，是一种自我行为的规范，不要把彼此的交往庸俗化、丑恶化。所以多年以来，虽然依旧与自己的老师保持着联络，这名学生也觉得，余老师的内心依旧清高孤傲，并不喜欢与人太过接近。所以这名学生很诧异于后来见诸媒体的余小平和黄春发之间的交往，觉得“不可思议”，黄春发这样一个“没文化、没个人魅力、能力不强、又没有权力”的人，依照余老师的性格，“怎么可能？！”
许多对余小平仍心存些许怀念的当地市民，宁愿相信“阴谋论”——黄春发在此之前有意地利用一次嫖娼事件，“控制”住了余小平。对余小平而言，一步走错，步步皆错。当然，余小平的离世和黄春发的在逃使这种推测无从证明。在余小平自杀前半个月左右的一次大会上，一个与会人士清楚记得，余小平在台上多次脱稿讲话，告诫属下不要和企业主拉拉扯扯，“他们都是别有用心的，这里给你送钱，背后给你记录在案”。这话在余小平死后听起来，似乎别有深意。
关于余小平与黄春发两人关系的描述，樟树市一位老干部有如此评论:“表面上是黄春发追随余小平，事实上是黄春发掌握着主动，余小平摆脱不了他。”余小平调任上饶不久，这位老干部便听说黄春发也跟到上饶，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下余小平完了”。
余小平的悲剧人生
据余小平青年时期的好友介绍，余小平的父亲原在江西省法院工作，后被打成右派，在余小平4岁时候，全家来到江西宜春市的奉新县东风垦植厂。余小平的母亲是农场会计，戴副眼镜，他还有一姐姐。
“我认识他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太深了:炎炎夏日，一些十几岁的孩子被拴在电线杆上，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我后来才知道，余小平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这位朋友说，为了逃避批斗，有段时间余小平经常做出疯疯癫癫的样子。
1979年，几乎处于生活最底层的余小平第一次看到命运的曙光，这一年，他成为农场仅考上的三位大学生之一。余小平最初的理想是考音乐学院，“他的嗓子不错，稍加训练后应该是很好的男中音”。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跑到宜春去考试，但被淘汰。后来他考上了江西师院中文系，上学时他已26岁。同时参加高考的同学记得，那时已对超过26岁的人参加高考有限制，余小平的准考证上还标有一个特殊的标记，申明“同等分数下招年纪小的考生”，幸运的是，余小平勉强地搭上最后一班车，从此换了人生。
大学时期的余小平瘦得厉害，给人的印象是刻苦、用功，“每次在学校见到他，他都在读书”，其他的业余爱好很少。余小平的大学老师清楚记得，他是以全班第五的成绩毕业的。他自己要求分配到奉新老家，没有提任何其他要求。
1983年，江西师范学院毕业的余小平选择回到奉新，在奉新一中做语文老师，并担任高一三班的班主任，时年30岁。余小平的教师生涯十分短暂，两个学期不到，但这段时间留给学生的印象堪称完美。
余小平任教期间，他向学生推荐的第一部社会反思小说，是《人啊人》，这在当时的老师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他还向学生们介绍张贤亮、推荐鲁迅……当时班上确实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在余老师的潜移默化下，第二年文理分科的时候都转向了文科，想成为一个余老师那样“有思想、有深度的人”。
1984年年初，第二个学期的课程还没有结束，余小平要调任之前，把全班30多个孩子都请到自己家里吃饭，一幢三层楼房的一楼，他父亲的房子，两室一厅带一个小院子。晚上的告别宴，当时的班长，一个小女孩代表全班同学唱了一首歌:《歌者啊，你要飞向何方？》，歌声中很多同学都哭了，余小平和妻子也哭了，那一幕场景“美得像画一样”。
学生们也承认自己当年的老师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是对他们的真诚，另一方面是“内心清高、非常傲慢”。所以，对于余老师的迅速从政，在学生眼里并不难理解，“只有换了一个平台，才能做更大的事情”。
后来命运再次眷顾了余小平。80年代初恢复政策后，因为缺乏人才，政府机关都到学校挑笔杆子、挑干部。像余小平这样又有文凭又有文采的人自然走进视野，另外随着老干部落实政策，余父回到司法局，“在县里有了位置”，所以余小平的从政顺理成章。
余小平刚从政时，社会上很流行根据柯云路的小说拍成的电视剧《新星》，“李向南”也成了许多人的偶像。“他对政治很敏感，有热情，有抱负。他也跟我提过，要做李向南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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