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通途——揭秘中国大运河的水工奥秘

中国地势是西高东低，河流大多发源于山脉，所以自然河流一般都是自西向东，倾泻而下，但京杭大运河不一样，它是南北向，纵贯我国东部平原区，是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无论历经多少沧海桑田也造不出的奇迹。

那么这条诞生于工业文明之前，纵贯南北的人工运河，是如何克服水源短缺、地势高差、黄淮运交汇等难题来保障通航，成为国家命脉之河的？

公元1267年，元朝定都北京，每年数百万石粮食、江南物资均需水路运抵元大都，但过去隋唐大运河的“人”字型路线已不合理，元政府急需一条内河水路，直接联通江南与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负责此事，郭守敬经过勘查水道、反复考量比较后提出，在山东开凿一条水渠，让大运河绕过河南，经山东，尽快进入都城，又被称为“裁弯取直”，这一举措，使运河进京航程和运输成本大为缩减。

但这依旧不能解决运河水进京问题，因为运河北端终点并不在今日京城内，而是城东的通州，货物要抵达大都，还有50里陆路要走，显然无水不行舟，首先要解决水源问题。

白浮泉，位于北京北部燕山山脉边缘，水源充沛，东南方向不远处，有座湖泊叫瓮山泊，即今日昆明湖，正适合作蓄水池。经过多次实地测量，郭守敬提出专门开凿6条短渠，将各泉水引入瓮山泊，然后以白浮村为起点，修一条引水渠，为城内运河供水。这条引水路线和现在的京密引水渠路线基本一致，在那个没有“海拔“概念的年代，郭守敬是如何做到的，至今仍是个谜团。

解决了水源，还有高差问题，北京城与通州海拔落差20多米，货船由低到高进京，无疑逆水行舟，于是郭守敬设计河道时，专门在河段修建了11组、24道闸门，分段控制水流。这些闸门与现代船闸原理基本相同，每处船闸都有双闸门，货船通过时，先打开第一道闸门，等水位上下一致后，货船开进两道闸门之间，此时落下第一道闸门，升起第二道闸门，再等待水位一致，货船开出第二道闸门，就完成了一次逆水行船。这样经过24道船闸，货船就能顺利从通州抵达积水潭。

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巡幸归来，恰好赶上新河的竣工仪式，他站在积水潭入口的万宁桥上，看往来船只浩荡，百姓欢呼雀跃，心情大悦，于是将这条让大运河直达都城的人工河道命名为“通惠河”，取通达京师、惠及天下的意思，这个名字，也一直延续至今。

元末时，战乱四期，大运河疏于维护，一直时断时续，明朝初年定都南京，北方漕运需求降低，导致会通河部分河道逐渐废弃，直到永乐皇帝朱棣将都城从南京再次迁至北京，重开大运河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大运河山东段，也叫会通河，流经大量丘陵地区，地势高低起伏很大，水会向低处迅速流失，降水量少，又缺乏水源补给，自从元朝挖凿后，一直通航困难。

公元1411年，为了重开大运河航道，朱棣派遣工部尚书宋礼前往山东，宋礼抵达济宁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重新疏浚河道，但大运河仍不能通水。这是因为会通河脆弱的根源，不仅仅是水源不足河道淤积，还在于地势，山东丘陵一段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的地段，想要全线通航，就要从运河的最高点，古人称“水脊”的点位注水，水源灌注全河，才能通航。

“水脊”究竟在哪？是能否疏通会通河的关键，遗憾的是，宋礼并没有准确找到真正的“水脊”，而是将济宁作为最高点引入水源，工程完工后，却发现济宁以北的河道依旧浅涩难行。

宋礼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叫白英的人向他提出，运河的最高点不在济宁而在南旺镇，白英被民间称为白英老人，老人并非形容年纪，而是当时对于管理河道工程的负责人的称呼。正是他，让宋礼准确找到运河“水脊”所在，也就此诞生了一项伟大水利工程。

“水脊”找到了，水从何来？距南旺镇不远，有条东西向天然河流——大汶河，不仅水源充沛，地势也高，于是宋礼和白英在大汶河上修建大坝——戴村坝，拦截大汶河水源引入大运河。为顺利引水源到“水脊”，还挖凿了一条连接大汶河和大运河的人工引河，命名为小汶河，小汶河弯道众多，这样既可以延缓水速防止冲毁沿岸，也能沉淀泥沙。

大汶河水源经小汶河一路抵达南旺，在南旺呈现“T”字型分水，并建有“鱼嘴型”分水尖，这样水源在分水口处进行南北分水时，会向缺水北侧流的更多，也就有了运河“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说法。

河道通了，水源有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地势落差、造成漕船逆水行舟，面对这个困境，宋礼摸清周围河流、水源分布，调整工程方案，在南旺镇南北共建水闸三十八座，这才令大运河顺利跨过“水脊”。

淮安，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自隋炀帝开凿隋唐大运河起，便是重要的运河枢纽城市。在过往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里，黄河都是夺取淮河入海水道，经过淮安东流入海的，这也就意味着，黄河、淮河、大运河三条河流交汇于淮安清口地区，人工挖凿的大运河根本无力抗衡强大的天然河流，淮安清口一带，水利工程施工之勤，世所罕见。

明朝，黄河夺淮，连年水患，侵扰运河航道，国家依赖的内河漕运体系濒临崩溃，必须全面治理黄淮水系。公元1576年夏天，一位老臣临危受命，他就是年近六旬的潘季驯，潘季驯抵达淮安后，进行大量调查发现，黄河泥沙淤积速度与水流速度相关，当水中夹带的泥沙、砾石超过水流搬运速度，就会沉积，造成河道淤塞。因此，黄河流量不变前提下，想要延缓淤积，就要增强水流速度。于是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治水方略。

束水攻沙就是将清口上游，也就是将徐州到淮安清口之间的黄河河床、河堤缩窄，加快水速，减少泥沙沉淀，这的确缓解了清口上游泥沙淤积问题，但下游问题依旧存在。为解决清口以下泥沙淤积问题，潘季驯想到了“蓄清刷黄”，也就是用清澈的淮河水来冲刷泥沙，加高加固清口上游的高家堰，也就是洪泽湖大堤，将淮河水蓄在洪泽湖，洪泽湖通过清口向海里排水，将清口以下泥沙带入大海，来保障清口航道畅通。

潘季驯的治河方法在一定时间效果显著，然而治标难治本，黄河泥沙不可能冲尽，所以不断淤高的大趋势难以避免，为继续“刷黄”，此后一百多年间，洪泽湖大堤越建越高，水位不断提升，洪泽湖成为蓄水量巨大的悬湖，一旦决口泛滥，后果难以估量。

时间来到公元1676年，清康熙帝在位第15年，危机全面爆发，这年夏天，大量降水让黄河淮河水位并涨，洪水倒灌进入洪泽湖，洪泽湖大堤决口34处，淮扬7个州县被淹，漕运阻塞，百姓流离。康熙帝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再次对黄淮运三河进行全面治理。

靳辅继承了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来，汛期时将黄河分流，削弱其对淮河的影响，并开凿一条新河，将运河独立出去，彻底隔离黄河和大运河，这个河道就称为中运河。明清两朝，清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与维护持续了数百年，从未间断，治淤、御黄、济运、防洪，黄淮运的治理一度集中于清口，水利工程施工之勤，世所罕见，时至今日，清口枢纽一带仍是“天然的水工博物馆”。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公元1855年，黄河再次改道经山东入海，黄淮运交汇于清口彻底成为历史，而今京杭大运河、淮河依旧在淮安的交汇，一座水上立交矗立于此，上面是京杭大运河，下面是淮河入海水道，一眼望去，蔚为壮观，这是大运河的当代传奇。

2022年，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供水的基础上，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得到补水，断航百余年后，再次全线贯通。源源不断的净水经过这条古老的航道流向北方，也依旧为沿线提供着农业灌溉、航运等功能，古老的大运河，生生不息，从未远去。

来源：CCTV4《人类的记忆——中国的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