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7人中唯一的侗族将领，他一生投身军旅，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主要负责军事后勤的领导工作，是军队后勤工作的奠基者和关键领导者，被尊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之父”。
中央领导对他的工作也多有肯定，毛主席曾当面对杨至成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你是老后勤，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这方面多想点办法，出点点子。”
杨至成，于1903年11月30日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
杨至成1918年进入贵州省甲种农业学校，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他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参与了南昌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加入朱德的队伍，成为工农红军的一员。
1928年，他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击退敌军。同年，他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开始了他的后勤管理工作。他负责制作了红四军的统一军装，提升了军队的形象。1930年至1933年，他担任多个后勤职务，负责全军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被誉为红军的“大管家”。
为了提高部队领导机关的指挥效率和反应速度，杨至成努力实现了总司令部与各军、军与师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系，并为部分单位配备了无线电通讯设施，这是红军首次建立起自己的通讯系统。1933年7月，在他的建议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首个供给标准。
杨至成在兵站运输、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方面总是全力以赴，从不言苦言累。在他的精心组织下，红军的后勤工作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后勤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据1934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报道，春季和夏季的服装保障率达到了80%，步枪弹药生产在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了100%，手榴弹的生产同样翻倍，三月份又增长了数倍。卫生方面，红军能够自制药品和医疗设备，有些药品的效果甚至超过了西药，且能满足部队需求。这些成就为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
到达陕北后，杨至成担任了红军后勤部长等职务，并在1936年的东征山西战役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他积极筹备物资，确保了部队的冬衣、粮食、武器和医疗供应。东征战役中，他的后勤保障工作为红军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杨至成因健康原因留在后方，担任黄河两延卫戍区司令员，负责保卫边区和党中央。面对经费不足，他推动部队开展生产自救，包括开荒种粮、养殖和采集药材等，以解决生活问题。他还利用延长的石油资源，组织土法炼油，既解决了油料短缺，又为部队增加了收入。
1939年，杨至成因健康问题被派往苏联治疗和学习。
1946年1月，杨至成回国。在同年的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物资消耗巨大。杨至成作为后勤负责人，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需要”的口号，带领后勤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确保了前线的物资供应。他的努力为民主联军在东北的立足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后，杨至成意识到后勤建设的重要性，开始在东北地区筹建军工企业和后勤院校，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他为1946年底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1947年的夏季攻势提供了后勤支持。
随着解放战争的扩大，东北民主联军加强了后勤建设，杨至成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他迅速整合了分散的军需工厂，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成立了技术研究团队，以生产出更优质的军需品。
杨至成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推动军需生产部的高效运转，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提供了充足的军需装备，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将军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他参与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做出了努力。
1954年2月，杨至成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同年9月，奉调进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任副部长。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对他一生军事贡献的最高肯定。
杨至成将军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以卓越的后勤领导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红军时期的“大管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将，他始终坚守岗位，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还是在建设国家的后方，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杨至成将军的事迹，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激励后人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