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我家乡的农民为脱贫致富而养奶牛，但直接购买奶牛成本太高他们负担不起，于是他们就用自己家的黄牛与奶牛杂交，培育第一代改良黄牛，第一代的改良黄牛再与奶牛杂交，培育第二代改良黄牛，如此下去第三，四代的黄牛基本就具备奶牛的特征了。乡亲们通过这种手段完成黄牛的改良，把一头黄牛变成了奶牛！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幸福生活的改良。而对于一头“黄牛”来说不仅仅是价值的改良、更重要的品种上的改良。通过这种改良可以有深层次地思考和借鉴，改良的方式和领域也可以进一步推广。由黄牛改良的事情，我也说一说我家三代人之间的“黄牛改良”的经过。![]()
民国初期，我的曾祖父在昌图府辽源洲税务局任职，我的祖父幼年进入学堂接受教育。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我的曾祖父感觉时局动乱就弃官回家，昔日亲朋邻里之间的纷争就浮出水面，恰逢此时四平至长春之间日本人的电话线被破坏了，于是有一个人向日本人说此事是我曾祖父所为。日本人就将我的曾祖父抓去，家人联系周边附近乡绅担保和赔付家中所有的钱财，才把我曾祖父的命保了下来，但家境从此衰落下去了。我的祖父在他八岁之时也不得不退出学堂，上山给人家放猪。然而不幸并未结束，几年之后日本人开始抓壮丁，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我祖父兄弟几个人赶着马车连续跑了一千多里，从辽宁昌图来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身无分文的他们只有给人家做苦力，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艰难自然不必诉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祖父的财产也仅仅是几百斤的玉米和半车白菜，所以被评为贫农，属于根正苗红！虽然成分好，但我的祖父没有文化和任何手艺与技能，当时的生产技术低下，所以我祖父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以说是典型的“黄牛”吧。由于我祖父幼年读过私塾，同时也受到我的曾祖父影响，我父亲十三岁的时候，他只身一人到外地一所初中去读书。1960年我父亲初中毕业，受到“宁挣半斗粮，不当孩子王”言论的影响就回到家乡务农了。在50年代末期初中毕业在农村也算文化人，因此我父亲被选拔到县城参加了“社会主义再教育”，社会主义再教育结束后来到公社工作，再后来就回到大队当教师、队长、会计、保管员等，一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现在纯粹是一个标准的农民了。我父亲相对我那个“黄牛”的祖父可以说经过了改良，算作改良的第一代“黄牛”吧。在五六十年代，我父亲在中国的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但是他没有继续改良下去，如果他继续学习，跟住社会发展的步伐，他的改良对于我这一代来说，进一步改良也许会更成功一些，更容易一些，代价也许更小一些！我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当时的年代毕竟对社会变迁的观察比其他的农民要敏锐一些。因此对我们兄弟四人很小就要求认真学习，然而也仅仅就我一个有幸读了大学。我能够读大学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稳定、改革有序、科技发展等因素，社会给我这个“黄牛”提供了改良机会，我可以算作第二代改良的“黄牛”。高等学校是新思想、新技术、新观念的发源地，然而我在90年代初期大学时代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认知，与现今世界科技、人文思潮发展比较起来，我已经落后了，我时时刻刻有新的技术需要学习、新的观念需要更新，我还不是“奶牛”，还要进一步改良。我的儿子是在一所妇幼保健医院的二楼出生的，当时我戏称“出生起点就高”。他可以算作第三代改良的“黄牛”。他的“奶牛”特征已经十足了，他早早就不为温饱担心，他早早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早早体验科技进步带来生活的便利，可惜他不清楚，他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是这个国家发展的红利、是他的父辈艰难努力才得到的一切，这些资源是我当年这个二代“黄牛”不敢奢望的。然而不同时代面对不同问题，新技术、新生活带来新的挑战，任何“奶牛”也不能坐享其成，必须改良，一切要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纵观我家“黄牛改良”的历史，我祖父看到我的曾祖父读书，所以我祖父支持我父亲读书。而我父亲认识到了文化知识的作用可以改变命运，他支持我读书。我个人学习工作与国家富强、改革开放恰好同步，才有了我这个“黄牛”的改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的儿子之所以具有“奶牛”特征，是国富民安，社会和谐稳定奠定的物质基础、文化底蕴，是他的祖辈三代人的努力改良，从而托起孕育了他这头“黄牛”。黄牛改良要经过每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每一代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黄牛改良的品种要与社会发展同步，顺应时代需求，改良要有取舍。黄牛改良要与科技发展同步，科技改变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价值观念，所以改良要具有前瞻性，预见未来，改良才不能回到原地。（作者：王静宇 民革齐齐哈尔大学支部党员 齐齐哈尔大学理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