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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编者按：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世界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1.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
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中国模式论”与“普世模式论”两种解释。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我2018年年初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整体市场化指数自1997年的4.01上升至2014年的8.19，期间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市场化指数有些许下跌。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市场化指数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反观地区GDP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年之前东部的GDP增长率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但2007年之后反而是西部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市场化程度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东部地区，进而要求东部和中部向西部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西部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后发优势”。东部1997年和2001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超过西部2006年和2014年的市场化程度。利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近十年还是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GDP增长率正相关。这便揭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包括中国城镇国有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GDP及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国有部门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国进民退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套利赚钱。随着套利空间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创新。经济学家用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投入、中间和产出三个阶段。就这三个指标而言，中国近十来年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三个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上述证据表明，“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