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际歌》曾经有萧三、瞿秋白等多人、多语种的翻译版本。但是当我在木黄会师纪念馆中看到这份1934年游击队员手抄的《国际歌》歌词时，甚感意外和惊讶。
木黄会师纪念馆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展馆设于1934年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地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馆中陈列着一件特殊展品：一份署名王昭均的人在1934年记录的《国际歌》歌词的照片复制品。
2024年7月我随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红色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到贵州省铜仁市参观考察，其间在偏远的山区县级纪念馆看到这份手抄的《国际歌》的歌词，顿时大为震惊。展出的这份歌词，是用毛笔抄写的，错别字很多，中间没有标点，在每段结束处，还有 “§”形状的字符。
回京后，经向多人询问，特别是对印江自治县党史研究室杨再斌同志的电话采访，以及听其介绍一些他从印江县文旅局老文史工作者甘述华处了解到的情况，才相对明了此事大致的来龙去脉：
王昭均（1916年—2002年），男，苗族，印江县韩家乡石坪村架井田组（现沙子坡镇）人。1934年夏印江独立团（地方游击队）成立后，他参加独立团，是一名游击队员。因略有文化，于当年7月与石坪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一同参加了红三军（1931年春至1934年10月24日）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在红三军到此地之前，当地没有中共党员）。培训期间，学习到了《国际歌》，并做了歌词记录。据说，那些像音乐分节符字样的“§”型符号，是当地一种书写文书的习惯。用“§”型符号是表示已占据空白，他人便不能再添加其他文字。
王昭均还记录了在培训班期间红军干部教唱的另18首红军歌曲的歌词，并用线装订成册。歌词册后由一个名叫吴天明的游击队中队长保存，并由其于1955年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此歌词册原件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据说现在可以在《红军在印江》一书中看到当年的部分红歌歌词。当年在捐献时文物征集单位是否做了口述史访谈情况不详，实乃所遗憾之处，否则能留下更多的记载。
王昭均本人在1934年10月中旬随印江独立团在杨家坪村烂坝沟战斗中突围后与红军部队失散，后隐藏身份生存下来。解放后被印江县人民政府认定为红军失散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于2002年因病去世。
在1978年当地成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之前，这里的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亲如一家，很少有不同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概念，只是以服装、服饰、生活习惯区分群体，也未见独创文字。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文化程度高的较少。所记录歌词的发音很可能来自于湘鄂西的红军。他们带着湖南口音，造成歌词发音上不标准的情况。
因此，90年后的今天，想考证此地革命文物有相当的难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份《国际歌》歌词记录稿，是一件极为稀有的文物，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1934年5月，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印江、德江、沿河一带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9月，苏区范围扩大了近一倍。关于当时在印江当地教唱《国际歌》的问题，据杨再斌同志进一步介绍分析：红三军可能是沿袭了来自湘鄂西苏区根据地教唱《国际歌》的传统。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党组织活动的惯例，共产国际开会要唱《国际歌》。
其二，红三军的领导人物关向应、夏曦都曾经在苏联学习过，懂俄文，又是中央委员，他们带回了苏共的会议惯例。
其三，红军对当地群众的宣传工作，以贴标语、包括教唱歌等方式为主，如《红军纪律歌》。
红三军从湖南长阳转战时尚有12000人，一年半后到黔东时仅有3300人，虽然减员严重，但部队教唱《国际歌》等红歌的传统依然延续。据了解，红三军到达此地后，仅印江县就有500余人随贺龙东进湘西。后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印江党史部门清理统计时，全县当年幸存下来的老红军仅有10余人。
1934年夏，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进入黔东，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同年10月24日，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两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在红三军军部——木黄镇水府宫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两个军团统一行动。
据史料记载，长征途中，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中国红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红军长征中第一次胜利会师，它形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基本力量。1936年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受命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
当时，红三军的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与红六军团的任弼时、萧克、王震在木黄五甲一棵大柏树下握手拥抱，实现了两军在木黄的会师，后来当地群众就称会师地点的那棵古树为“会师柏”。极为神奇的是，这棵树原本是两棵相对独立的树，但是在生长的过程中自然长成了一个整体，紧紧拥抱在一起。于是，“会师柏”也象征着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木黄会师纪念馆展出的展品中，除了王昭均记录的多首“红军歌”歌词，还有红军标语、枪支子弹和苏维埃政府木印、苏维埃银行发行的纸币、贺龙赠送黔东独立师师长冉少波的蚊帐、军毯（蚊帐和军毯为仿品）以及红军使用过的生活用具、村里墙上写的“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标语照片、粘贴的宣传画等。这些展品背后反映出当年根据地扎实的群众基础，也反映出红军重视对老百姓进行红色文化的教育和宣传。以汉字+图画的方式书写标语，足可以看出当年党的宣传工作做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由此特殊现象可以说明，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后，黔东一带的根据地建设是相当出色的。
▲红军宣传画照片（作者提供）
▲红军宣传标语照片（作者提供）
通过对贵州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会师柏”、石阡县困牛山红军跳崖壮举纪念碑等的参观考察，我深深感受到当地的红色传统教育工作做得扎实、切实、真实，对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深刻意义有了切身的体会，使命感油然而生。
附：王昭均手抄版《国际歌》词&1926年国民革命军版《国际歌》词
从这份90多年前由贵州少数民族同胞抄写并留存下来的《国际歌》歌词底稿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始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原则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争取全人类解放和各民族人民的幸福。
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就跟进到哪里，《国际歌》就唱到哪里，《国际歌》的歌词就书写到哪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就深入到哪里。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它能够鼓动起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正因为这个事业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使得各民族同胞对此充满了赤诚之心和未来向往，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
一份90年前出现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际歌》歌词抄本，尽管年代久远，纸迹、字迹陈旧发黄，但它折射的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了人类共同的前途命运而奋斗的艰辛历程，这份伟大事业过去如星火燎原般兴旺，现在和未来也同样如星火燎原般兴旺。
作者梁怡系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感谢贵州省印江自治县党史研究室杨再斌同志、文旅局甘述华同志为本文的形成提供相关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