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西天取经之前曾来过余川，你知道吗？

武穴市前身为广济县，古称“天下佛国”，取“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意，为唐玄宗李隆基钦赐县名。1987年，广济撤县建市，至今已有1400余年建制史。古县城梅川镇是佛教禅宗四祖司马道信出生地，道信沐浴遗物“浴佛井”至今犹存。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广济自东晋以来形成的千年“取经文化”，引领玄奘追寻法显、惠远、道信等高僧大德的足迹游学至此，玄奘西天取经前后历程及广济西游故事，又深刻影响启发了明代蕲州荆王府纪善吴承恩，最终催生了旷世名著《西游记》。

敲黑板！！！重点来了：这么说，唐僧西天取经之前还真的来过武穴？难怪，流传在大武穴的众多西游故事传说，与《西游记》如此相近！原来吴承恩老爷子，是踏着唐僧（玄奘）的足迹来到武穴，最后把武穴的民间故事写进了《西游记》？

12月6日至8日，“2024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在江苏连云港市举行，湖北武穴市政协西游记文化研究课题组执行副组长、市重点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志勇出席会议，并作了《论玄奘广济游学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影响》学术交流发言，得到与会专家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朱志勇通过10几年的研究探索，逐步厘清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与武穴（原广济）的历史渊源，得到全国西游记专家的广泛认可。这次，他又新发现了玄奘有来广济游学的历史线索，更进一步证实了武穴作为“《西游记》成书背景地”名不虚传。下面，让我们从四个方面，对朱志勇的观点进行深入解读：

一、东晋“取经文化”在广济的传播

毫不夸张的说，古广济（东晋时属寻阳县）就是一座“取经文化”名城。自东晋以来，广济逐渐成为取经文化的传播地、西游故事的形成地。这种文化传统，是吸引玄奘来广济游学、《西游记》作者来此采风的直接精神感召。提到“西天取经”，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唐朝玄奘法师、名著《西游记》中唐僧的人物原型。但实际上，中国“西天取经”第一人，不是玄奘，而是东晋时期的僧人法显。

（一）法显西天取经比玄奘早260年。据《高僧法显传》记载，法显生卒年为公元337—422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也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学的大师，更是一位艰苦卓绝的伟大旅行家和杰出的外文翻译家。他3岁便出家，62岁高龄带队出国西行，取经时间比玄奘还早260年。玄奘27岁出长安取经，来回走的都是陆路，但法显取经去时走陆路，回时走的是海路，行程万余里，历时15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于义熙八年(412年)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完成毕生夙愿，取经艰难程度远超玄奘。法显作为一个舍身求法的先驱者，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西行的见闻和经书，更是一种中华民族对理想永不放弃的执着精神，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法显是古代“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法显西天取经共游历30余国,携带众多经书回国,后用5年时间，在晋都建康（南京）道场寺翻译《摩珂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经书49卷, 又以挤牙膏的精神，同时完成了一部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自传体游记《佛国记》，后圆寂于荆州辛寺。法显大师堪称古代“一带一路”的探险大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践行者。据志书记载，他是第一个准确记录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人，《佛国记》也是我国首部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法显的西行壮举，不仅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为玄奘、义净等后来的西行取经者树立了榜样、开创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二）法显受邀慧远来广济（寻阳）讲学。法显与慧远同是东晋时期山西籍高僧，法显是临汾人、慧远是忻州人。法显回国后，受佛教净土宗创始人﹑高僧慧远（334-416年）之邀，赴南京翻译、到寻阳讲学。当时，广济是寻阳属地，惠远在创立净土宗祖庭“东林寺”之前，曾在广济生活了五年（379-384年）。据清乾隆辛未《广济县志》载：县东南六十里太平山旁（今兰杰村老虎垅），有炼丹丘，晋慧远卓锡于此，后入庐山东林寺，因去时笑露黄牙，故寺名“黄牙寺”。广济自古便是多元文化繁衍的重要地带，随着东晋时期佛教的传入、法显的西行归来讲学，“取经文化”由此逐渐形成。至今，北部山区有“白马驮经山”“龙马峰”“藏经洞”“晒经石”“西来古寺”“头陀寺”“天竺寺”等与“西天取经”相关的名称众多。民间流传众多的取经故事，也为明代百回本《西游记》的诞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在创作过程中，很可能受到了这种“取经文化”的启发，将法显取经的元素融入到小说中，形成了唐僧师徒取经的主线故事。

二、隋唐时期禅宗文化在广济的积淀

隋唐时期，广济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和禅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禅宗四祖、五祖、六祖均在广济一带传法讲学。玄奘自洛阳、长安、成都、荆州一路参访游学至广济，与四祖道信在广济开创的“禅农并举”思想理念产生了交流和融合，同时他也藉此机缘来厘清当时中国在佛法文化上所面临的种种争论问题，特别是汲取了东晋法显在广济传播下来的“取经文化”、泰国存奘西来建寺居修的理念，进而坚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

（一）广济是禅宗文化的重要传承地。隋唐时期，永宁（广济前身）县令司马申之子道信（公元580—644年），曾带领弟子弘忍（后称禅宗五祖）在广济幽居寺、匡山一带传经讲法。据《唐高僧传》记载，道信7岁从僧学法，14岁跟从禅宗三祖僧粲出家，后继承衣钵，成为禅宗四祖。他提倡“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建立固定的传授禅法的道场，结束了自初祖达摩大师以来居无定所、行无定处的游化学修局面。在禅法思想上，形成了戒行与禅修结合、知解与践行相扶、渐修与顿悟相连、坐禅与作务并举的禅风、禅理和禅法，从而把禅宗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道信大师后将袈裟传给五祖弘忍，弘忍传与六祖慧能，自此“一花开五叶”，禅宗思想文化名扬天下。据《广济县志》记载，唐时县境有庙千座，香火盛极一时，被称“天下佛国”。从历史上看，一个王朝能够给一个地方赋予这样的一个县名，体现了广济在弘扬禅宗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和社会影响。

（二）广济游学为玄奘创立新门派奠定了基础。玄奘大师（公元600年—664年），隋唐时洛州（今洛阳）人，世界杰出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佛教“法相宗”（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与道信一样，父亲是县令（湖北江陵县），他自幼聪慧敦厚，20岁就精通众多佛道经典，与高僧大德纵横辩论，被誉为“释门千里驹”，堪称“学霸”级的人物。为解决当时全国佛教经论南北不一、各派争论不休的局面，玄奘决心遍访名师，寻求统一的思想学说。据《玄奘大事年表》记载，公元618年，19岁的玄奘开始游历全国各地禅宗寺院，从禅宗三祖僧儏的弟子、长安大觉寺道岳法师学《俱舍论》，于成都空慧寺从道基、道振法师学习《阿毗昙论》《迦延论》，泛舟三峡至荆州天皇寺讲经，南下扬州、北上赵州向道深法师学《成实论》。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玄奘在西行之前，有七年的国内游学生涯。七年中，他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勤奋地学习佛教典籍精髓，还访问了几乎所有的高僧大德。期间（约623年），玄奘受道岳法师指引，专程拜访禅宗四祖道信（道岳的同门师弟），学习以“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为核心的禅宗文化思想，这也为他后来创立以研究佛法和实践佛法为核心的佛学新门派“法相宗”，奠定了理论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广济存奘建大藏寺激发玄奘立志西行。唐代，广济境内自东晋积淀下来的“取经文化”和本土孕育的禅宗文化交相辉映，不光吸引了玄奘等名僧来此游学，甚至连西域人士也纷纷前来居住修行，形成了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碰撞、互学互鉴的生动局面。据清同治壬申年《广济县志》记载：“大藏寺在猴峰寨东，为蒋祖修静处，祖唐僧自暹羅国来，众建寺居之。顶有真武祠，西为藏经楼，乾隆五十七年僧壑堂重修”。县志所载的“祖唐僧自暹罗(泰国)来”中的大藏寺建庙唐僧，此僧为存奘（泰国太子），他还从西域带回了一株菩提树，并植于庙前，因传该树枝叶能治百病，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摘而食之，后于1954年枯死。广济民间至今流传存奘、玄奘共谋建立大藏禅寺、同游县东灵山“小西天”的故事。离开广济后，玄奘继续一路南下、北上参访讲学，他认为要想实现经论完备、思想统一，中国必须要有人前往印度带回完整的经论，自此坚定了西行求法的信念，于三年后（27岁），由长安出发，踏上了取经之路。

三、唐宋金元明以来取经故事在海州、江州及广济相关地域的流变

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从唐代中期到宋金元明时期，渐渐从真实的历史事实，演变成民众喜闻乐见的神异故事，尤其到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已经有了统一连贯的故事线索。同一时期，海州、江州及广济相关地域流传的取经故事与之相互交融、演进变异，使唐僧取经故事与玄奘取经史实明显存在差异。明代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把所有取经故事，包括历代诗话、平话、杂剧全部打碎，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思形成了结构严密、人物丰满的取经故事，从此唐僧形象家喻户晓，这也间接证明了《西游记》作者与故事形成地密切相关。

（一）玄奘身世的改变促进了取经故事的神化。据史料记载，玄奘的家本来在河南洛州缑氏镇陈谷堡（今洛阳市偃师区）。历史上的唐僧家族显赫，曾祖父陈钦，在南北朝时做过北魏的上党太守，祖父做过北齐的国学博士，父亲陈惠做过隋朝的陈留、江陵县令。唐僧是陈惠的第四子，5岁丧母，9岁丧父，10岁时随其二哥长捷法师到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13岁正式出家，取法名“玄奘”。但在百回本《西游记》中，作者将唐僧写为海州弘农人。海州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弘农在今河南灵宝市，并不属于海州，两地相距甚远，但灵宝却与玄奘的原籍洛阳相近。《西游记》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写道：“此榜行至海州这地方，有一人姓陈，名萼，表字光蕊……”陈光蕊遇害后，其灵魂向龙王诉说也明确自认是“海州弘农县人”。此“陈光蕊”就是唐僧的父亲。这一段关于唐僧身世的描写，完全复制了早在唐代就流传于海州地区的唱本《陈子春被害游龙宫》（又名《团圆记》），这类“杀夫夺妻冒官上任，子长大为父报仇”的民间故事，为作者神化玄奘取经史实开启了方便之门。

（三）《西游记》中海州、江州元素必定与作者有关。早在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取经故事在民间流传。从唐代中期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明之际的《西游记平话》，取经故事在民间历代流变神化，直到明初的《西游记杂剧》，始将玄奘籍贯改为海州，称唐僧为“海州弘农人也”。生活于明代中后期的淮海鸿儒吴承恩，结合民间神话故事和唐僧曾经到过吴承恩家乡楚州的事实，出于对高僧的敬仰，将其演化为自己的老乡，实属情理之中。而百回本《西游记》附录中提到的：“唐僧的父亲陈光蕊喜中状元，招为宰相女婿，被任为江州州主。上任途中被盗贼所害，唐僧母亲也被贼人劫持去做了夫人，只因腹中有了唐僧，为了保他，生下来后将他放到江中，被“金山寺”中和尚救了下来，取名江流儿，后又起法名玄奘……”这里说的江州，即为与蕲州（广济）一江（长江）之隔的九江市。历史上的江州曾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域，涵盖了洪州（南昌）、蕲州（广济、黄梅、蕲春）、安庆等鄂皖赣毗邻的大片区域。书中所说的“金山寺”，仅在九江境内就多达五处。明隆庆二年（1568年），吴承恩在古江州对岸任蕲州荆王府纪善，他根据玄奘取经史实和民间神话故事，将自己生活地海州、工作地江州相关元素巧妙融入了《西游记》。

（四）广济东岳庙“太宗游地府”传说印证唐僧取经由来。百回本《西游记》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说唐僧取经受唐太宗委派。原著说玄奘是如来座下的金蝉长老转世，他主动请缨去西天取经，唐太宗还与他拜为兄弟，称他为“御弟”“圣僧”。临行之时，唐太宗还赐予他取经文牒、锦斓袈裟、九环锡杖、紫金钵盂等等。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西行取经，不但没有受太宗委派，而是多次向朝廷申请西行遭拒，后混入难民中偷渡出境。只不过他取经回国后，倒是受到了李世民的接见并诏令玄奘在弘福寺翻译经文，最终成就了一代佛学大师。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之所以说唐僧西天取经受李世民委派，与广济东岳庙“太宗游地府”传说及吴承恩纪善之任有关。“东岳庙”位于广济匡山横岗之下，始建于公元380年左右，地处僻境幽谷，神奇鬼魅，阴气十足，是当地人谈之色变的“阴司、地府、鬼门关”。庙内“十殿阎罗”“十八层地狱”生动再现了“唐太宗地府还魂”的历史典故和善恶因果报应之说。“唐朝闹鬼”中李世民的门神之一——尉迟恭，来横岗监修庙宇所提的“游山碑”至今尚存。吴承恩以东岳庙“十八层地狱”等实物实景为创作素材，结合历史上的魏征斩龙、太宗游地府和横岗本地的九龙闹横江、真武大帝斩龙等传说，巧妙地设计出《西游记》中“开设水陆法会超度”“派遣唐僧西天取经”的精彩章节。

四、吴承恩对玄奘取经史实及蕲州广济西游故事的演化再创作

吴承恩在创作百回本《西游记》时，将玄奘取经前的广济游学及民间历代流传的取经故事，与蕲州、黄梅、广济历史典籍、民俗信仰、西游传说相融合，使取经队伍不断壮大，塑造出了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等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据清乾隆版《蕲州志》“风俗篇”记载：“蕲俗六月六日赛二郎神。一人前导，山民呼行者，举行者名，则元人小说所载孙悟空也……”以上足以证明，元代已有西游故事在蕲州地域流传，早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明代。

（一）二郎神传说来源于广济“盘古山”“双善洞”。广济田镇“盘古山”（别称“盘塘山”），山中有一巨大溶洞名曰“双善洞”，传说为蔡姓“二郎神”行善修仙处。清康熙丁未《广济县志》记载：唐初，发源于蕲州与广济交界灌山的蕲河入江口（灌江口）的田善长垸，有蔡广福和蔡广善兄弟二人在广济盘山洞修仙升天，后称“双善洞”，此二人后被敕封为神，供奉于附近象山寺内，在蔡姓“二郎神”左右还位列杨郎、杨腊父子二将。据象山寺碑记载：四川成都人杨朗，唐时放木排行至广济盘塘，遇风浪木排解散，落水溺毙。其子杨腊，寻至广济盘塘，求父尸不得，沿江号呼六十日，亦投水死，伏父尸而出，其孝动天，被“二郎神”收为傍将。县志记述，宋时在广济专门为杨腊建有“孝子祠”。历朝历代，均有四川成都人来广济礼拜捐修“孝子祠”。象山寺现存清代寺碑，撰书者正是清代四川成都人洪锡爵。二郎神信仰之所以出现在四川，最大可能是宋时永康军在都江堰治理水患，想乞求神灵庇护，把已在广济成水将的杨腊神，连同杨腊的师傅二郎神，一并请回四川成都供奉。所以说，成都“二郎神”的信仰应该源自广济。虽然在广济二郎神庙，杨腊位列傍将，并没有成为《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但广济县志所载此神话传说发生在唐贞观年间，远远早于全国其它地方始于北宋或元明时期的历史记载，应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所演化。此外，盘古山南的长江岸边，临水各自耸立一座孤山，如刀削斧劈一分为二，人称它俩为“半壁山”，南岸为“梅山”、北岸称“桃山”，“二郎神劈山救母”的故事也在此地广为流传。

（二）猪八戒投胎取材于匡山“猪头山”“野猪栏”。在《西游记》的祖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大唐三藏取经记》中，孙悟空和沙悟净的前身“猴行者”与“深沙神”早已在西行路上，而“猪八戒”还没有登场。直到元代的《西游记平话》中才出现“黑猪精朱八戒”，明初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又出现了“朱悟能”。由此不难看出，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之前，“猪八戒”名称一直变幻不定。那么，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为何有意回避明朝国姓“朱”，改“朱八戒”为“猪八戒”？显然这与他的荆府纪善之任和有意回避明朝“国姓”有关。在《西游记》成书的那个年代，猪还曾一度被禁养做家畜，理由很简单，皇帝朱元璋姓“朱”，杀猪岂不是造反？所以一直到大清，汉族人才得以吃上猪肉。不许养家猪，那大明的“猪”岂不就是野猪么？还有另一桩事情也很巧合，《西游记》说猪八戒入赘高老庄，而朱元璋28岁也曾被郭子兴招为女婿，这也算是某种形式的入赘。有学者指出，这与广济（武穴）匡山一尖地域流传的“猪八戒投胎”传说，以及“猪头山、野猪栏、高老庄”等地名有着密切联系。吴承恩的蕲州荆王府纪善之任以及他的匡山采风之行，为百回本《西游记》“猪八戒”人物形象的成型奠定了基础，吴承恩，在创作时信手将前人剧本中的 “朱八戒”改为“猪八戒”，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孙悟空菩提学道借用了“五祖传六祖”典故。与广济毗邻的黄梅县“五祖寺”，号称天下禅宗祖庭，“五祖向六祖传法”的故事，是禅宗史上著名的公案。而《西游记》中孙悟空求道过程，跟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道学法过程和结果一脉相承：慧能入弘忍之门，弘忍让他干杂活，一直不授法；悟空入菩提之门，菩提也让他去干杂活，一直不授法。弘忍给慧能传法，用法杖在石臼上敲击了三下，就悄悄地离开了，暗示他三更入内；菩提给悟空传法，用戒尺在悟空的头上打了三下，就走了，也是暗示他三更入内。慧能学法，只要学无上菩提，以了生死大事；悟空学法，只要学长生之道，也是想了却生死大事。弘忍给慧能授课，一晚上就教完了；菩提给悟空授课，也是一晚上就教完了，其时间、教法、效率如出一辙。弘忍传授慧能衣钵之后，嘱咐他一定要保密，以免有人害他；菩提传授悟空法术之后，也嘱咐他一定要保密，以免引来杀身之祸。六祖慧能继承了五祖的衣钵，成了佛，悟空也最终成了斗战胜佛，结局完全一样。六祖是继承佛祖的衣钵，悟空是佛祖当面宣布封号，二者何其相似？

（四）广济灵山应为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终点站”。据相关史料记载，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从未去过西域印度，《西游记》中所描写的唐僧取经故事“终点站”，也明显与印度“灵鹫山”景色不符。查阅《吴承恩年谱》，明隆庆二年至四年(1568一1570年)，吴承恩在蕲州荆王府任纪善。他笔下的灵山景物从何而来？有当地学者结合吴承恩在灵山写《西游记》的民间传说，通过比对史料，实地踏勘，发现古蕲州下辖的广济“灵山”与《西游记》中的“灵山”关联紧密。因为印度“灵鹫山”位于北部恒河平原，山高不过数百米，岩石裸露，并无繁密树林，山下皆为一马平川，四周荒无人烟；而广济灵山位于县城古镇梅川东侧，是唐时著名的佛教圣地。灵山之上建有雷音寺、灵霄殿、护法堂、玉真观等大小庙宇道观36座，晨钟暮鼓长鸣，遍地瑞气绕丛林，传说是佛祖如来居住的仙境，历代广济县志称之为“小西天”。灵山四周佛祖用来占有风水宝地的传经洞、洗洱泉、木鱼石、石牛、石马、石船等等至今尚存。《西游记》第九十八回：“离此镇还有许远……望见灵山。大圣引着唐僧等，徐徐缓步，登了灵山，不上五六里，见了一道活水，滚浪飞流……”此处山水描写、路途远近与广济灵山周围的地名景物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唐僧师徒上灵山的线路基本对应：两路镇——云路本路，五里坡——距离相同，石船河——灵山活水，浮渡石——无底船……综合分析，广济灵山应该就是《西游记》中灵山的原型，是西天取经故事的“终点站”。

结语：玄奘广济游学的经历与《西游记》的创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广济地区的取经文化、禅宗文化以及西游民俗故事的形成，为吴承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通过对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化再创作，吴承恩成功地将自东晋至隋唐、宋元以来，法显、玄奘去西天取经，这一历史事件转化为一部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考的文学巨著。《西游记》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才华，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游记》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以及吴承恩如何巧妙地将历史、宗教、哲学和民间文化融合在一起，创作出这部跨越时空的文学经典。

作者简介：

朱志勇（1976.12—），男，中共党员，湖北武穴市人。武穴市重点项目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七级职员，原武穴市匡山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创任会长、武穴“匡山西游”文化品牌创始人，武穴市政协西游记文化研究课题组执行副组长。主要从事《西游记》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10余年倾力打造“匡山西游”文化品牌并使之走向全国，被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评为“全国西游人物”。2018年6月出席江苏淮安“全国西游记高端论坛”，发表《武穴灵山：<西游记>的终点站》主旨演讲；2023年12月参加《2023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发表《<西游记>校对者“华阳洞天主人”新探》主旨发言，获得著名《西游记》成书研究专家蔡铁鹰、徐习军、竺洪波等高度赞誉。朱志勇先后发表或与他人合作，在《江苏海洋大学学报》《西游记文化论丛》《湖北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了《湖北匡山：西游记的真正发源地》《匡山美景印证“西游”神话》《“西游记”记游匡山》《武穴匡山东岳庙：印证唐僧取经“由来”》《“西游记”成书背景地研究》等学术论文30余篇。潜心梳理匡山西游文化，编著出版《匡山与西游记文化研究》，业界学者为之作序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