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高质量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越是纷繁复杂，越要牢牢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方面着手，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整体推进，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
省委党校经济学与经济管理教研部李波平、王刚、吕伟三位教师应邀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理论阐释，2024年8月20日，《湖北日报》07版论丛整版刊发理论文章，现予以转载。
从五个方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命题
李波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选择。新质生产力是创新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产业发展政策、生产要素集聚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科技金融体制等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激发新活力，加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重大改革要求。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
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高校、实验室、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统筹各类科创平台等战略科技力量形成上下衔接、差异布局、协同联动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四个面向”，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采取“定向委托”“赛马择优”“揭榜挂帅”等组织方式，探索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攻关，打好科技创新攻坚战。
完善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新通道”。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还存在产学研用互动渠道不畅通导致“不能转”、科技成果价值难量化导致“不好转”、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不到位导致“不想转”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建设，积极打造以“用”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打通科技成果向新产业、新模式等对接的“最后一公里”。
巩固基本盘，完善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盘”。传统产业并不是“低端产业”“过时产业”。我国不少地方传统产业占比较大，要通过科技赋能，使传统产业成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实施技改升级，促进产业发展高端化。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启动新一轮企业技改，促进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中，不断提质换挡，老树发新芽。
支持数智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发展智能化。数智技术正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改造的重要工具。加快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深化数智技术在生产、运营、管理和营销等诸多环节的应用，分层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实现产业链融合，推动各生产环节互联互通。
狠抓节能降耗，促进产业发展绿色化。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聚焦钢铁、建材、化工等传统行业，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加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着力打造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
培育增长极，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先进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有力举措。各地要健全产业集群组织管理和专业化推进机制，建设创新和公共服务综合体，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各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抢占新赛道，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未来产业是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具有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具有长周期、高风险、不确定性强的显著特征。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是关键。
加强前瞻性布局，解决“投什么”的问题。要对全球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研判，结合我国资源要素条件、产业基础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要重点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方向，大力发展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氢能等未来产业，这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
建立和完善相关未来产业发展政策，解决不敢投的困惑。未来产业具有很多不确定性、高风险性，这些特征导致其发展常常面临投入受限、激励不足等问题。因此，要不断完善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税收优惠、人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在内的未来产业政策体系，实现分类、分阶段精准施策，努力营造市场敢投的良好氛围。
夯实硬支撑，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体制机制
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特别是人才、金融等方面改革，发挥支撑作用。
完善人才工作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各类人才管理评价体制改革，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指向，全面推进国家科技人才综合评价改革试点，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属高校科研院所全覆盖。
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支持。要根据企业成长生命周期，创新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引导创投资本投资于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促进科技金融机构服务模式和机制创新。
找准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着力点
王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创新和经济结构。数字技术逐渐融入各领域和过程，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不可逆转。抓住数字经济先机，促进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把握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抉择。
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根本保障。当前亟需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构建，推动前沿技术的应用，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化创新。智能化创新不仅深化和升级传统数字基础设施，更是一个系统性变革的过程。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将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和智能化水平，使基础设施能够实时监测、分析和响应环境变化，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创新。通过采用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可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化程度。绿色化创新不仅能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还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绿色发展机会，促进绿色建筑、清洁能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安全化创新。通过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可以更好地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安全化创新不仅是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稳定的关键，能够确保数字基础设施持续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开放化创新。通过采用开放、共享和合作的技术手段，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放性和共享性，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推动各行业协同合作。政府可通过开放数据平台，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创新合作，吸引更多创新主体参与，形成良好创新生态系统。
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是实现数字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双向互动。数字产业化可以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技术支持，而产业数字化可以为数字产业化提供应用场景。
一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快速发展。
时刻紧跟数字产业化战略的前沿动向，在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寻求技术创新突破。这些关键领域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及区块链等，均展现出广阔的发展机会和市场潜能。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生活和工作方式，大数据分析帮助企业理解市场需求并优化资源配置，物联网实现万物互联，而区块链在金融和供应链等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
持续推进强链补链延链行动，建设数字产业集群。在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基础技术、基础产品、基础工艺以及产业技术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积极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全产业链，形成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规范发展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还能促进技术的发展，激发创新的动力，吸引更多资本投资与人才集聚，有助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
二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依托数字化补农业短板。推动共享农业、农业旅游以及农业数字金融等多样化新兴商业模式的发展；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农业数据资产化；促进农业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完善农业数字经济产业链；以人工智能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农业发展赋能，建设智慧农业，促进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依托数字化锻制造业长板。围绕制造业各环节布局数字化链条，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导向转型，助力企业更好理解消费者需求，实现价值链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转型，提高生产可控性和产业链韧性；支持行业领先企业资源向外扩展，促进跨地区、跨行业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
依托数字化铸服务业新板。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数字物流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优质物流服务；促进现代信息技术服务发展，为生产性服务行业提供多样化的信息资源。
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
对数据进行深入剖析和广泛运用，确保其有效流通，唤醒数据本身的潜在价值，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一是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
积极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进程。通过市场化手段将数据分配到最适合的领域，提高使用效率。政府应制定政策法规，提供法律保障，鼓励参与并加强数据监管。企业应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数据利用效率并创造价值。
充分利用数据交易市场以实现数据要素的可变现。企业和个人可以在市场中交易数据资源，将潜在价值转化为实际收益。数据交易市场提供流通渠道，促进共享与合作。通过规范化交易机制，确保参与者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增强市场信任度，实现数据要素的最大化利用。
规范化管理数据交易平台及培育经营主体。确保数据交易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保护各方权益。针对经营主体，加强对数据交易的培训与指导，提高其合规意识和专业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二是深度融合数据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
推动数据要素与资本要素的结合。分析企业资金需求数据，定制资金规划和金融产品；评估经营风险和偿还能力，优化金融风险管理策略；推动数据要素资产化融资，激励市场参与者资本化高价值数据；研究诸如数据银行和数据基金等新兴金融模式，以实现资金的有效支持与资产的增值。
强化数据要素与技术要素的结合。通过深入挖掘数据元素的潜力，能够促进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进而孕育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全新发展模式，充分释放数据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潜力，实现规模扩张和效益提升的双重目标。
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连接力创新力保障力
吕伟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内生于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方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从强化连接力、创新力和保障力入手，着力解决我国产业体系韧性不足、安全风险突出的问题，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现实指向
产业链是企业通过分工和交易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体系，供应链是产业链上各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的供应关系。两者虽概念不同，却共同反映出现代产业竞争的特征：复杂的国际分工与竞合关系。对于企业而言，产业安全主要意味着供应链体系稳定，企业通过强链补链应对新进入者的威胁和同类产品的替代，提升自我竞争力。在国家层面，产业安全主要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不会被“卡脖子”。在实践中，政府往往将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科技政策等协同使用，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力工具。当前，全球供应链日趋短链化本地化，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围绕供应链的流动性重新安排全球生产基地，世界工厂日益呈现分布式特征。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并非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被动之举，而是党中央为确保经济安全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作出的战略主动选择。早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2023年，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建设各环节有序衔接、运行流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稳定性，进一步挖掘内需市场，提升消费品供给能力；有利于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我国企业“抱团出海”的综合竞争力，以及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直面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主要问题
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健全导致韧性不足。产业链供应链的最大特点是链条化，牵一发而动全身，链条上任一环节发生变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是产业体系还不够完备。部分产业链环节存在缺口，尤其缺乏深耕某一领域、具有领先技术优势的“专精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企业，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尚未完全发挥。部分地区在招商引资上喜新（战略新兴产业）厌旧（传统产业）、喜大（大企业）厌小（中小微企业），不利于构建链条完备、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二是供应链体系有待健全。30多年前，英国物流专家马丁·克里斯托弗预言：“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目前仍有少数地方将供应链建设视为企业层面的事情，没有认识到供应链背后蕴含的是国家强大的制造能力和配套能力，对供应链的整体统筹规划不足，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政策协同、要素流动、资源共享、协同招商利益分享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产业韧性不足。
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环节还存在“卡脖子”风险。我国尚有部分产业对外依赖度较高，安全风险突出。例如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热部件等行业，其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基础领域仍然以引进为主，电机电气、机械设备、光学医疗仪器行业供应链脆弱性较高，对原始创新重视不够、支持力度不足，核心环节自主创新竞争力不强。同时，我国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还不够，大数据和区块链运用不充分，无法充分发挥数字基建对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作用。
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
补齐短板，强化连接力。补齐短板就是要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一是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对于传统产业要做到保链、稳链、延链，厚植我国产业发展土壤，在确保传统产业供应链完整性的基础上加强智能化设计，促使其以高效率组织运行。二是加强供应链体系建设。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着力打造完整灵活的供应链，推动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建设、产业链创新重塑、价值链优化提升。
拉长长板，强化创新力。拉长长板就是要立足科技创新，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一是推动产业政策从促进产能竞争向创新竞争转变。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以及我国“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全局谋划。二是赋能科技型企业、战略性新兴型企业进行原始创新。减少对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干预和补贴，转而加强对企业人才和技术的供给水平。推动我国企业增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以及强大的制造能力，切实提升我国产业抵御外部技术或核心零部件断供的能力。
锻造新板，强化保障力。锻造新板就是要创新体制机制，以制度建设确保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决定》指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这是党中央首次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问题从政策举措上升至国家制度层面，凸显其重要性和长期性。一是积极营造统筹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和安全的制度环境。加快产业链供应链政策法治化探索，鼓励地方政府守正创新、先行先试，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支持和监管工具。二是针对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健全相关机制。加快完善产业信息预警、实时监控、风险管理评估、风险防范机制，规范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调整—退出”全流程机制。三是探索数据驱动、部门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与安全新模式。加强各部门沟通协作，推动产业政策、供应链政策与流域综合治理、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对外开放、国土空间等专项规划相衔接，营造制度合力。
来源│《湖北日报》2024年8月20日07版论丛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