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小匣子与直诉制度 | 检察文苑

　武则天以其独特的事迹受到后世小说家的喜爱，而在种种宫廷秘闻中，匦函制度往往沾染了深深的阴谋色彩。其实在唐人眼中，这一制度不乏大批拥趸，如韩愈在其《赠唐衢》一诗中便写道“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白居易更认为“匦使之职举，则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对其“通壅蔽”“知民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此可见，这个小匣子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匦函制度的设立的确承担了大量“通壅蔽”“知民情”的职责，功效十分显著。比如名臣狄仁杰，在被来俊臣诬陷谋反后，正是通过“申冤匦”得到了平反；尚无官职的“西蜀野人”陈子昂，也正是通过“延恩匦”进呈《谏灵驾入京书》而被武则天授“麟台正字”，后又敕他“地籍英灵，文称暐晔”，真是殊荣难得。

　　1.

　　匦函制度确由武则天首创，但说这位女皇帝兼“发明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不假，因为早在唐朝之前，中国历朝就已经出现了形式各异的举报箱，从形制与功效上来看，武则天的铜匦可以看作是这些举报箱的加强版。

　　不过举报箱诞生于哪个时代，史学界尚有争议。相对古老的说法是，中国最早的举报箱由号称“法家始祖”的李悝所发明，名为“蔽竹”。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任李悝为相主持变法。为鼓励百姓举奸揭凶，李悝在偏僻的巷道中设置蔽竹。这种蔽竹是一个圆柱形的竹筒，上留小口，民众可以将写有检举内容的竹简投入其中。一旦查证确实，官府将“严律治之”。

　　提及蔽竹的法学论文，或未列出蔽竹的出处，或认为其记载于李悝所制定的《法经》。但是，无出处者自不足为凭，蔽竹出于《法经》之说也大有可探讨之处。据董说《七国考》中引桓谭《新论》所载，《法经》全文在南宋时就已散佚，其内容不为后人所知。最早提到《法经》一书的史料是三国时期的《晋书·刑法志》所引的《魏律·序》，此时距战国已经过去整整六百年。《法经》这么重要的文献，六百年来居然不见于史书，实在不算正常。力主《法经》存在的何勤华教授提出：“对于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对《法经》亦应如此”。可见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蔽竹究竟是不是存在，的确要打一个问号。

　　秦朝设有公车司马令，凡吏民上章皆由其转达；汉朝又有“诣阙上书”的制度，但这些都不是秘密性的检举。真正具备举报箱功能的，要数西汉宣帝时期颖川太守赵广汉发明的缿筩（音 xiàng tǒng）。《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教吏为缶缿筩，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讬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奸，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

　　这一段中的疏注详细解释了缿筩的形制：“缿音，如瓶，可受投书。”“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缿，若今盛钱臧瓶，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为此制，而用受书，令投于其中也。筩音同。”从中可以看出，缿筩有些像储钱罐，只能往里面放东西却不能轻易取出。而赵广汉拿到这些检举材料后又“削其主名”，并伪称是豪杰大姓子弟提交的情报，使其有了保密性。

　　疏注中的“如今官受密事筩也”一句，是三国时期学者孟康所写，可以得出三国时期同样有举报箱的建制。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均在传统监察机构之外设有校事，其职能类似于明朝的厂卫，故有密事筩也不足为奇。

　　南朝梁时，梁武帝萧衍正式在公车府设置了具有匦函性质的谤木函和肺石函。百姓有对朝廷的批评，可投书于谤木函；有自荐、申冤的，可以投书于肺石函。从内容上来看，两函比起缿筩有极大的拓展并开始分类，已经基本具备了匦函制度的形式，武则天在创设匦函时，很难说没有借鉴到萧衍的经验。

　　2.

　　唐朝灭亡后，匦函制度依然常见于五代诸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均有设匦函的记载。宋初效法于唐，继续推行匦函制度，直到雍熙元年（984年）宋太宗赵炅改匦院为登闻院，匦函才变成了检匣。检与匦形制相似、功效相同，也重在“可入不可出”，《资治通鉴长编》载“东延恩匦为崇仁检，南招谏匦为思谏检，西申冤匦为申明检，北通元匦为招贤检”，可见匦与检无非是变了一个形式的名称，其实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宋亡后，很多制度由此中断，有宋一朝极度重视的检函制度也随之消失在历史舞台上。明清两朝依然有迎驾、密奏、叩阍等制度，但由南朝梁至南宋通行七百余年的匦函制度，却再也没有出现。

　　从萧衍开始，历朝统治者设立匦与检，大多是为了“下情上达，无令雍隔”，也就是畅通言路，给下层社会一种越过逐级审理程序、将其意愿“上达天听”的路径。故而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匦函制度可以视为直诉制度的一种。

　　所谓直诉，指的是有冤情者在案情重大、冤情无处申诉时，直接将案情陈诉于最高统治者或特定机构的诉讼制度。当然因为中国古代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直诉案件往往不限于冤案，如宋朝登闻鼓院受理范围囊括“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问资、改正过名”，几乎是无所不包。那么，除了匦函制度之外，中国古代是不是还有别的“上达天听”的方式呢？

　　答案是肯定的。萧衍所设二函为何分别称为“谤木函”和“肺石函”呢？因为谤木与肺石本身就是直诉器物。尧在位时设“进善旌”和“诽谤木”以听取天下百姓的建议；西周时期，周王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百姓鸣冤或有其他要事者，可以通过击鼓或是站在肺石上三天的方式启动相应程序，这些制度都可以视为直诉制度的雏形，萧衍的函以此命名，其意图不言而喻。

　　萧衍的《置谤木肺石函诏》中云：“商俗甫移，遗风尚炽，下不上达，由来远矣，升中驭索，增其懔然，可於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谤木和肺石已解，那公车府又是什么机构呢？其实这也与直诉制度相关。

　　秦朝设公车司马令及公车司马丞，负责接待和安排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吏民。汉朝时发展出了完善的上书制度，其中最为出名的案件就是“缇萦救父”。西汉文帝时期，缇萦之父犯罪当受肉刑，缇萦正是通过上书这一形式提出“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路莫由”，希望以“入身为官婢”的方式代父赎刑，并最终促使汉文帝废除肉刑。

　　魏晋南北朝时期，路鼓制度演化成登闻鼓制度，“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隋唐时期，律法又正式规定了邀车驾制度，案情重大又远处申冤者可以在皇帝出巡之时拦车申冤，而且主司必须受理。这一制度，在清朝时渐渐滋生出“京控”——也就是军民直接到京城呈控——这一特殊的现象，这可谓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3.

　　包括匦函在内，历朝历代设置了如此林林总总的直诉形式，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通过登闻鼓、邀车驾等方式，社会底层的案件可以得到皇帝的关注，从而避免官官相护的情形。而这一渠道的存在同样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让一些社会矛盾不至于因为无处发泄而激起动荡。直诉制度因其管辖领域极广，使得朝廷得以通过个案了解到更多国情民意，实现其“广言纳谏，下情达上”的目的。

　　不过，中国自古以来便是泱泱大国，穷苦百姓能不远千里去投匦函、迎车驾的毕竟只是少数，其所能照顾到的领域也着实有限。直诉制度经历二十余个朝代的发展虽然日臻成熟健全，但对其功效也不宜过分乐观，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言：“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尽管如此，千年直诉制度运行所形成的独特风景，依然值得我们欣然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