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阿舍 许艺：认出人世间的希望之光

许艺：11月16日，朋友们线上观看了“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分享、见证了长篇小说《阿娜河畔》的荣耀与欢欣，您与西吉青年作家马骏的双“骏马”殊荣给宁夏文学界带来巨大的热情与鼓舞。这部小说从最初的动念到搜集材料、反复运思，再到撰写修改，最终发表、出版，一路获得各界认可，并最终摘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回望这一写作历程，如果让您重新定义文学和写作，您会怎么说？

阿舍：不管获不获奖，文学与写作于我个人而言，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生命构成。当然，随着创作上的推进，对文学和写作的认知会在作者不同的生命时段，呈现出不同的肌理，这与作家个体的精神成长是同步的。比如说，我最初进入创作，仅仅是为情绪或者心中的块垒找一个出口，后来视野稍有扩展，突然发现自己对日常、对他人、对自然、对记忆、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许多想要说的话。感受很多，也愿意进行一种思辨性质的思考；再后来，就到了写《阿娜河畔》的阶段。这时候，对仅仅表达自己的个体生命经验有些腻烦，觉得老是围绕着自身的个体感受、经验与记忆来写，作品的时空感总是无法打开。这可能也与自己出生在大漠戈壁之缘的地理环境有关，审美习惯上，还是倾向于舒朗开阔的意境。尤其在写作的关键时期遇到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所以知道自己必然要从那个阶段走出来，如果走不出来，可能就写不下去。

我愿意也会主动地将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视为对自己的挑战。它其实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觉得对了，就继续往前走；觉得不行，就想办法找另一条路，几乎每个作品都是如此。所以，尽管《阿娜河畔》获得了不少荣誉，我还是将它视为一次文学实践。现在看来，这一次迈的步子确实比以前大了许多，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仍然是文学历程中的一段，如果还有下一部类似题材的长篇，写法肯定会和这一部不一样，或许会回到上一个阶段借鉴取用一些方法，与后来的经验叠加组装，都有可能。当然，写到这一步，对文学与写作必然会有新的理解。比如，以前我只会从作品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的角度考虑其必要性，现在会既从作者角度，也从读者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写作，首先要对作者自身的生命有意义，是非写不可的；但在此基础上，至少需要考虑一下，当读者看完自己的作品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作为作者，你什么也没能提供给读者，这在我看来，是最糟糕的事情。总的来说，对文学与写作的再理解再认识，依靠的是作家本人对自身、他人和外部世界的认知深度和审美方式，受制于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成长。

许艺：还记得您第一次在《朔方》发表作品是哪一年吗？

阿舍：第一次给《朔方》投稿是篇小说，故事的调子十分灰暗，戾气很重，被漠月老师退稿，是可想而知的结果。第二次是2005年左右，这次是篇散文，题为《黑》，责编是梦也老师，从此得到他多年的关注和激励。那个阶段虽然是我文学创作的起步期，但是文字中所显露出的那种充沛的热情和大胆的表达欲，在现在的我看来十分羡慕，我再也写不出那种看起来很有才华的文字了。虽然那时的表达尚不成熟和完善，但是，我认为，正是那种鲁莽和纯粹，以及表达上的无知与无畏，才让那个阶段的散文成为我最好的散文作品。

许艺：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作家都有离开故乡、反观故乡继而书写故乡的经验。您的经历有点不同，并不是从边地走向中心，而是从边地到另一个边地。从中心看边地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视角，它背后的观照体系是完备、独立、自明的；但从一个边地到另一个边地，是个很特别的方式。这对您的写作会有不同的影响吗？

阿舍：我三十岁才开始写作。三十岁时，我已经从一个边地到另一个边地生活了十二年。所以，我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是站在边地写边地。实际上，我的写作几乎不会去考虑“中心”与“边地”的视角关系。其中原因，我想这与写作者如何理解“边地”与“中心”这两个概念有关，也许不应该强化这两者的边界，就像对人的区分一样，差异性的下面，共通的东西更多、更稳固。如果一个人想让别人看见你，将你从人群中识别出来，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做好你自己（指完整性）；这句话还可以倒过来说，做好（指完整性）你自己，自然就会被别人看见。一旦过于在乎外界怎么看，会更难接近自己的完整性。这就跟我对“风格”的看法一样，我认为不需要刻意地去表现、强调，或者形成一种自我的风格，写作者不管通过什么文学手段与技法，只要是认真、诚实、投入地书写，自身的风格会自然显现。更何况，一个作家怎么能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或者风格进行创作呢？不同内容、不同题材，肯定是要采用不同手法进行创作的。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本人确实不会去考虑“中心”与“边地”的站位问题，但是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我是少量加入过这种视角的，因为这能让作品内在的层次更丰富，但也仍然不会去强调（当然，这一点可以在创作中尝试强化）。

许艺：我们回到《阿娜河畔》。您为了完成这部长篇收集了很多资料。您收集资料的途径一般有哪些？可以跟我们的年轻作者分享一些经验吗？

阿舍：平常的积累很重要。写作有了一定的时长，一个作家会对自己拥有的写作资源有所警觉。和一个人的生活一样，这个人只能过自己的生活，不可能过所有人的生活，即使阅读、行走、出走能帮我们拓宽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但相对于整个外部世界，仍然是有限的。作家当然如此。所以说作家本人寻找并确认自己的写作资源是很关键的，找到，找准，对他未来的写作之路非常重要。可以多找几个方向，但要确定一个或者两个主要的核心，因为这会是写作的发力点。再者，方向太多，精力分散，势必不能形成气候。当找到自己的写作资源，亦即写作方向，平常的积累也就依此而行。积累主要指阅读和学习，注意收集与写作资源相关的所有信息与知识，有时间再去做一些实证方面的田野调查，坚持不懈，久而久之，定会给写作带来巨大补益。

许艺：《阿娜河畔》中有很多风景描写。除了季节变化和与情节相扣两个参照点，风景描写在沙漠中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空间元素可以去调配的，所以仅仅做到不重复就是个难题。您是怎么处理这个技术问题的？

阿舍：和故事不同时段的基调、情节发展，以及人物的处境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到。写作过程太复杂神奇了，我后来再看各个章节的风景描写，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写出来的，一时一地，过了那个时间点，一切就不一样了。若是重写，写出来的肯定和这一版不同。每个写作的时间点，作家的自身状态都不一样，故事、情节、细节、人物和作家本人，多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有了那一时刻的文字，以及那一时刻风景在头脑中的映现。这就是写作最迷人的地方。

许艺：《阿娜河畔》书写祖国建设的宏观层面已经得到了相当丰富的研究，但我注意到，这部作品的另一个维度，其实一直致力于思考“个体”如何在他所身处的时代“自处”。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因为每个群体、每个个人在每个时代都会遭逢这样的问题，只是在时代浪潮的沉浮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会呈现特别的差异性。就您的观察与写作思考而言，当现代化进程来到当下，我们在这个时代身处的挑战与优势分别是什么？

阿舍：很开心你从“个体”这个相对微观的角度来探讨《阿娜河畔》的创作。这部小说在宏观层面力图通过那些无名建设者的人生故事来呈现一段历史。同时，更有一个我想讨论的主题，就是你提出的，一个人在自己的时代如何自处、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个主题不新，但在我看来特别紧要，因为它关系着一个人的心灵安顿。所以我在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当下现实、对自我、对他人的一些疑问和观察。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在时间的长河中，无论是我们的故乡，还是整个外部世界，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阿娜河畔》要体现这些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要写出人们心灵的嬗变。但是，在这些变化之上，我还想写出一些不变的东西，即那些足以支撑人们心怀希望、相信未来的东西。所以，在《阿娜河畔》里，有了那样一群人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并不完美，但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或者多个散发着人性之光的珍贵品质。我敬重并相信，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作为时间长河中恒久的“不变”，为时刻身处变化中的人们，带来稳固的信念与慰藉。 那么，来到小说之外，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归根结底，每个人仍会遇到“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它可能不会被大张旗鼓地提出来，但已被日常化进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每一个选择。

你问“我们在这个时代自处的挑战与优势分别是什么”，其实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延伸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优势，首先是获取知识与信息的便利性，途径之多与数量之大显示着时代的巨大进步；但实际上，它们迎面向我们飞来的总量与速度，对每个普通的个体来说已经出现剩余。挑战也是从此而来，就是在选择知识和甄别信息方面，我们会因为选择对象的繁多与庞杂而失去判断力，失去专注力。另外，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使得人所掌握的技能也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个个都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才、高级人才，但出了这个专业，对其他领域可能一窍不通，甚至连普通人应该具备的生活常识与经验都不知道。偏才多，全才少，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在飞速发展的AI智能技术面前，单独领域的专业人才是最容易被智能技术取代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将会是数据库里最容易获取的信息。所以，如何选择想要学习的知识，如何甄别各类信息的动机与真伪，如何掌握更多有助于使自身走向完整性的技能，积累更多帮助我们面对时代变化的经验与认知，都在于我们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许艺：《阿娜河畔》塑造了若干动人的人物形象，其中我尤为关注的是贯穿始终的女性形象成信秀。她身上有五四启蒙之光的遥远回响，有湘地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根底，有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自我逐步构建的理性精神，同时又经历着婚姻爱情对女性的多重诘问。站在作品的终点和读者的当下阅读回望，您觉得这个形象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价值？

阿舍：成信秀这个人物确实在小说的女性群像里显得尤其突出。作为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受益者，她属于女性群体里至今少见的“早醒的人”，“自我”觉醒的时间特别早，十六七岁，就知道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并敢于去实现；又因为懂得把爱情和家庭放在“自我”之后，所以，爱情与爱欲这些深深折磨普通女性的痛苦之源，并没有给她的内心带来太多的矛盾和选择的障碍。当然，我们也知道，“自我”不管有多么强大，终会遇到坚硬的现实，终会与现实进行血肉与心灵上的博弈。所以，成信秀在参军之后必然会遇到一系列坎坷，但即便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她选择的人生路径仍然不离“自我”，仍然从未偏离“成为一名水利专家”的自我构建。我想，这就是成信秀作为一名女性形象的现实价值。

许艺：“早醒的人”，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概括。我想起她断臂后空荡荡的袖管。您没有在那部分做过多的渲染，真是有力量感的处理。回到晚近这几年的写作现场，文学作品消颓风格的居多，少数有光的作品中有不少难逃虚假的情感。《阿娜河畔》的可贵在于，它既写出了真挚的情感，也写出了广阔而火热的生活，让读者重拾了健康、阳光且有力量的小说阅读体验。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阿舍：随着年岁增长，各方面的体验、经验会增多，又随着精力、体力的下降，自身会时常产生一些虚无的消颓情绪来，但当这些情绪被日常的责任、义务、各种需要冲淡后，会对自己有一个反省，我会认真地去想，活着的意义或价值到底在哪里？思来想去，无非还是那个自己最看重的东西：认出那些人世间的希望之光，感知并记住那些珍贵的生命品质。这与道德要求无关，只是一种认同与敬重，我愿意思考这些、书写这些，因为它们能够提供让我前行的力量。比如，春天百花盛开，站在一朵怒放的花朵面前，你会被它的美、它的奋力所打动，这时，“奋力”，就是这朵花的生命品质。日常生活里，到处都有这种触动我的瞬间，不管是身边或记忆里的人，抑或家里的小狗、一处陌生的风景，我确信自己能够感知到它们打动我的地方。《阿娜河畔》在写作之初，我对整部小说的基调做过调整。一开始我是想写出一种复杂性，但是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自然地被故事牵带进去，被故事中人传递出来的健朗与明净气质所感染。然后我就想，为什么长篇小说非得写复杂？为什么我不顺着自己的感觉，把这些年来自己越发看重的生命品质，写进自己的小说，以文字的方式呵护这些人世间的美好？所有作品的主题，不是应该首先表达作者本人的对生命、对世界的认知与审美吗？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改变了小说的结构（它原来是一个双线叙事），也改变了小说的语言、语感与语调，面貌因此越发朴素和单纯，写起来，也变得相对轻松和投入许多。

许艺：您在创作谈中提道：“对于我而言，‘现代化’带来的最大改观在于它鼓励人对‘自我’和‘个体’的认知与建设，其次才是生活中那些令人欣喜惊叹的便捷与舒适。”这个排序很有意思，是因为70后这代人在物质生活上较前辈已经获得了相对的满足，故而顺理成章地将“自我”排在首位？还是因为饱满丰沛的“自我”是艺术家的创作之源，或者亦有您的个人化理由？

阿舍：你说得对。条件艰苦的记忆多在我父母那一辈。到了我，自小在物质生活上较前辈已经获得了相对的满足，因此我没有困苦与饥饿的生命记忆。相反，团场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所得，让我拥有许多愉快的回忆。大米白面一直都有，玉米面在我记忆里很少吃到。家家户户都有菜地，收获的蔬菜足够我们食用。我记得母亲爱养鸡，因此我家有吃不完的鸡蛋。逢年过节，我们还能吃到从团场水库打回来的大鱼。就是住的条件差一些，房子都是土坯垒的，矮，采光不好，但后来都搬了新房。我父母是团场机关干部，收入比起连队职工相对高一些，加上家里孩子不多，负担少，这也是个原因。人都是这样，物质得到保障，才能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虽然团场地处偏僻，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改革求变的时代大潮照样来到了那里。这是我青春记忆最为光辉闪亮的时光。小说、书籍、报刊、电视、电影……各种文化传播媒介都传递着那个时代沸腾的潮声。对于我们这代70后而言，不啻为一次精神的洗礼，感觉身边的人都在为未来要何去何从而躁动而兴奋，“自我”和“个体”的需要破壳而出，被大声地强调，并作为选择的指针。我置身在这个环境里，无法不被感染，而是深受影响。

许艺：在屯垦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参与者的感受还是他者的旁观，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时间的盘磨和涤荡之后，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您看来，如今写下的《阿娜河畔》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时间更多的馈赠？

阿舍：在写作《阿娜河畔》之前，我对故乡生活，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更多地带着一缕感伤和灰暗的色调，因为我总是拿生活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城市中人的生存境遇与他们相比，总是觉得这些人过得太艰苦，奉献大于所得，不仅生活不够舒适，没有机会翻新自己的人生，也让下一代人的起跑线落在同代人的后面。总之，是为他们的人生感到遗憾，更多地想呈现他们内心的苦闷与压抑。等到自己有了一些岁月的经历，发现自己看问题还是不够深刻、整全，或者，我的个人记忆，还是陷在狭小的个体空间里，这在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参与者的个人回忆时得到了印证，我在查阅大量的资料时得以补偏纠正。确实如此，试想，如果这些人的内心仅有苦闷、抱怨与不甘，难道那些从他们脸上绽开的笑容，从他们喉咙传出的笑声，从他们的回忆中流露出的怀念，从他们胸腔里传出的心声，都是虚假的？这不等于是否定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付出，否定他们当年的理想与赤诚之心，甚至是否定了他们的存在吗？一个人有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参与时代的作为；一个人代表不了时代，而一代人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不能忽略或者抹去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存在。只有将二者打通，互相标注互相补充，才可能更整全地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下的参与者、见证者。

许艺：“地方性写作”成为当下文学现场的热门话题。经历了80年代的“文学寻根”之后，我们如今又重提“地方性写作”。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阿舍：对文学现场的一些话题我关注不够，所以只能从自己的创作出发来谈这个问题。我从不主动要求自己进行“地方性写作”，只是顺其自然地写自己感受最深、最想关注的生活与人群。不管是过去的“寻根”，还是现在的“地方性写作”，在我的理解里，都是首先立足于自己脚下的土地与人群，写自己熟悉的、有深刻体验和深入思考的历史与现实。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打开视野，因为某一区域的文化历史与社会现实一定不是孤立的，立足于本土的地方性，并不是被其拘囿，而是在不断深化的观察与辨认中，找到地方性与广阔世界融为一体的共通性。

许艺：喜欢您作品的读者和关注您创作的研究者都很关心，您下一步的写作有怎样的新动向？

阿舍：手里有一个小长篇，基本已经完成。然后要停一停，多看看书。一部作品出来，受到认可的同时，肯定也会让自己意识到其中可以再完善的空间；停下来的原因，也是让自己在这些方面进行再思考再琢磨。

责任编辑 火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