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30日，我像往常一样把着方向盘，行驶在再熟悉不过的道路上。不同的是，这天，我开的28路公交车上坐了很多来采访的记者。他们晓得，这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开了27年公交车，直到这一天我才敢说，我完成了第一个人生目标：“开一辈子公交车”，零违章，零事故。

也有乘客嘀嘀咕咕，“他的车子没坐头的，开得毛慢嘞。”

什么样的话我都听过，但只要我摸上方向盘，一车人的性命就交给我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孔胜东的手（戴维摄）

1997年，孔胜东成为28路公交车驾驶员（资料图）

2024年9月7日，孔胜东退休后第一次义务修车（王川摄）

1995年，孔胜东义务修车第9年（资料图）

2024年8月30日，孔胜东职业生涯中最后一趟出车（王川摄）

我小时候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劳动”

2024年9月1日是我60周岁生日，也是我正式退休的日子。

我是杭州人，1964年出生，父母都是工人。我爸爸是厨师，妈妈在纺织厂“三班倒”，她是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我很小就被放到全托幼儿园，周末才回家。

我小时候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劳动”。夏天爸爸妈妈上班，我一个人在家，吊一桶井水回来，在家里拖地板，擦竹榻，让他们下班回来舒服舒服。寒暑假，我自己炒面、炒年糕，妈妈去上夜班，我就烧给她吃。

爱劳动，除了父母的言传身教，还因为我从小是听雷锋故事、唱雷锋歌曲、看雷锋电影长大的。一般人把自家门前扫干净就可以了，我把一楼公共楼道都搞干净。

上中学时，我是卫生委员，后来是校学生会劳动部长。班级的卫生包干区，同学们搞过一遍，我发现卫生死角，再搞一遍。我们班包干的地面、玻璃窗，永远是干干净净的，获得了学校“免检”。

1982年高中毕业，我去了校办工厂做临时工。厂里生产绕电线的胶木盘。别人“三班倒”，我中班夜班一起做。拼命了两个月，赚了100块钱工资。

校办工厂效益不好，我又去了浣纱路地下坑道的一个旅馆，做服务员。别的服务员都是女的，就我一个男的。那个年代，床单、被套都要手洗，再用板刷儿刷，服务员还要倒痰盂。我去了后，这些脏活累活抢着做，缝被子这种细心活就让给女同志。

我热爱我的机修钳工岗位

1982年11月，我顶父亲的职，进了杭州公交大修厂。

进厂前，我做好了准备，什么岗位苦，我就干什么。当时杭州的公交车都是公交大修厂自己造、自己修。我进了机修车间，当了一名钳工。

机修车间噪音大、油污重，年轻人要么没干几天就跑掉了，要么“老三老四”，不把老师傅放在眼里。

我每天勤勤恳恳，忙完了分内活，看哪个师傅在忙，我就去帮忙。每个老师傅都有自己的绝招，我就跟着学。

早上我第一个到车间，烧开水、搞卫生；晚上我最后一个走，把师傅们的洗脸水打好。没活干的时候，我就闷头练钳工的基本功：锯割、锉削、钻孔……老师傅们看我工作认真踏实，都愿意带我。

这时候，社会上很多人“下海”。我有同学开公司，喊我去帮忙——“单位给你多少（工资），我翻倍。”我又拒绝了，我热爱我的机修钳工岗位，既然选择了修车，我就要把这份工作干好。

几十年下来，我坚持人工报站，就是为了让外地乘客不错站、不漏站

没想到时代在进步，有一天我们不用自己生产公交车了，而是向外面购买。大修厂的工人要往一线分流。当时最缺人手的岗位是乘务员，一个月休息不到一天。有的女同志哭哭啼啼不肯去。我主动申请转岗。

我说越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年轻人的意志。直到我打第三回报告，领导看我这么坚决，同意了。

1993年1月，我成为28路公交车的乘务员。我想杭州是旅游城市，来的外地游客多，到了每个站点，报站时我就延伸开去，作点简单介绍。比如市体育馆到了，“下一站市体育馆，浙江日报社、杭州日报社、中国丝绸城。”到了年底，杭州的老百姓要订报纸，问杭报在哪里？我说市体育馆下车往西走。外地游客问，要买丝绸怎么办？“下车斜过去就是中国丝绸城。”

再比如武林广场，地铁开通后我是这么报站的：“下一站武林广场，浙江展览馆、延安路、银泰大厦、杭州大厦，要转地铁1号线、3号线的乘客，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下车时请注意，行李、包、手机、IC卡请不要忘记，谢谢配合。”

乘务员的座位前有个柜子。上下班高峰，我就抱起没座位的孩子在柜子上坐一坐，或者让年纪大的人往柜子上靠一靠。乘务员大都是女的，男的就我一个，我在车上多讲几句、多提醒几句，有的乘客就说，“这个男人家噶背的。”

1996年，时代又进步了，杭州公交推行无人售票。乘务员的岗位没了。我不想去坐办公室，主动要求学习驾驶技术，转司机岗。

1997年8月，我通过考核，由28路乘务员变为28路驾驶员。

每个驾驶员开的公交车是固定的。我的车号是2-6787‌‌，到我退休也没变过。我把这辆车当作自己“家”，把乘客当作我家的客人。几十年下来，我坚持人工报站，就是为了让外地乘客不错站、不漏站，花最少的钱，走最近的路。

我还备了茶水、晕车药、雨伞，过年在车厢里贴上“福”字，挂上红灯笼。既然是家，就要有家的感觉。

一靠“嘴巴碎烦”，二靠“眼睛跟踪”

坐公交车最怕被小偷盯上。1993年，我成为一名杭州公安的反扒志愿者。我作过承诺，只要在我的车上，保证不发生案情。怎么做到的？一靠“嘴巴碎烦”，二靠“眼睛跟踪”。

人工报站时，我经常加上“皮包钱包手机当心，手机请拿在手上，包儿背在前面”，第一遍用杭州话讲，第二遍用普通话讲。为什么同样的话要说两遍？就是为了给全车乘客发信号，让大家提高警惕——小心车上有贼骨头（杭州话，小偷）。

小偷一上车，我的眼睛跟雷达一样，就盯上了。我观察过，小偷的眼神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的视线始终盯着别人的口袋、皮包。有个男同志穿了件西装，扣子没扣，皮夹就放在内侧袋。小偷一直想找机会下手。“你想干什么？”我一声呵斥，小偷看看我，不响，走开了。

一个外地女乘客上车时，被一群团伙围住了。她踏上车门前，钱包已被小偷得手。她一点没发觉，但我全部看在眼里，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钱包从小偷手里抢了回来。女乘客看我拿着她的钱包，还把我当成小偷了。真是哭笑不得。

大多数乘客都是明事理的。一个男乘客刚从银行取了钱，腰包鼓鼓，小偷就贴在他边上。我赶紧“碎烦”——“皮包钱包手机当心，腰包要放在前面。”男乘客蛮“接灵子”（杭州话，反应快），马上把腰包转到了身前，还对我说了句，“师傅谢谢你哦。”

乘客一见我就报喜：孔师傅，你老婆生了

按理抓小偷并不是公交司机的分内事，随着2015年以来“平安杭州”的建设，小偷也老早销声匿迹了。但我希望乘客坐我的车，始终能安心、放心。我对自己提出要求，要有“五个心”：热心、真心、诚心、爱心、耐心。把老年乘客当作自己父母，把中年乘客当作自己兄弟姐妹，把年纪小的乘客当作自己孩子。

“公交司机”也是一个城市窗口。在外国人面前，我代表中国；在中国人面前，我代表杭州；在杭州人面前，我代表公交人。

有乘客说，孔师傅，我从小坐你的车，今天我又带我儿子坐上你的车了。也有乘客说，孔师傅，你还没退休啊，我上班专门坐你的车，我都退休10多年了，你还在开车。有次我嗓子哑了，乘客听我报站声音不对，特地送来了胖大海，“孔师傅，你吃了喉咙会好点。”还有的大伯大妈专门拿了面包、蛋糕、香蕉、苹果给我吃，“孔师傅，当心身体，开车注意安全。”年纪大的乘客从来不叫我名字，叫我“小孔”“劳模”。虽然我60岁了，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小孔。

我在28路的这些年，为了能让外地同事安心回家过年，每年过年我都主动申请上班，年夜饭我都是在公交车上吃的。我亏欠最多的就是我家里人。

我女儿是1994年11月出生的，当时我是28路车乘务员。那天凌晨3点多，爱人说好像要生了，我赶紧送她去医院。安顿好爱人，让母亲在医院陪着，我就赶去上班了。

队长、同事很关心我，晓得我老婆要生了，让我赶紧回去，安排备班的乘务员顶我。正说着，有个乘务员跑来说自己发高烧，撑不住了。

我说，正好备班去顶上，我还是跑我的28路。

有乘客听到我们的谈话，很热心地说，孔师傅，你放心上班好了，我医院有认识的人，待会给你报信。车跑了一圈，那乘客专门在终点站火车东站等我，一见我就报喜：“孔师傅，你老婆生了，8点零一点生的，母女平安。”

你看，我对乘客好，乘客也会对我好，这种情感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你们儿子脑子是不是有问题，给人修车还不要钱”

除了公交司机，我还有个大家都熟悉的身份——义务修自行车的学雷锋志愿者。

我摆修车摊的初心很简单。有天晚上我从同学家回来，车胎没气了，路上找不到一个修车摊。这种情况肯定很多人也遇到过，我决定摆个修车摊，免费为大家修车。

从1986年3月5日开始，每星期六晚上7点到10点，在中山北路与屏风街十字路口，我为群众义务修车，不收一分钱，不管刮风下雨，已经持续38年。

在人人“向钱看”的年代，我自己贴钱买配件，免费修车。别人在背后说我是“木头”“62”（杭州话，笨蛋）。有邻居向我父母“告状”，“你们儿子脑子是不是有问题，给人修车还不要钱？”我听到，笑笑，也不多作解释。

1992年，我结婚的第二个晚上就是星期六。在爱人的支持下，我照样出摊修车了。

为了准时出摊，我常常顾不上吃晚饭，母亲在家里炒好蛋炒饭给我送来。后来母亲去世了，我爱人做好炒年糕给我送来。后来女儿长大了，星期六她会催我出门，“爸爸你不好迟到的。”

我没有想过，修38年自行车这还能叫做“酷”

2003年4月，非典疫情暴发。星期六晚上，两个杭州大伯推着自行车来修理。看到我，他们很惊讶，“小孔，我就是想试试，想今天你百分百不会来的，但你居然在！”

2014年12月4日，我爱人动大手术。12月6日是星期六，我跟爱人商量，今晚我不能在医院里陪你，我要去做志愿者。爱人说，“你去好了，医院有医生，病床前有紧急铃，有需要我会找医生护士的。”

就在我们商量的时候，在读大学的女儿来看妈妈了。她说，“爸爸你去好了，晚上我会陪妈妈的。”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单位领导、邻居、朋友都劝我不要去修车了，“你年纪一把，还是注意安全吧。”我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宁可倒在志愿者岗位上，也不能失信于群众。1月25日，星期六，我照样出摊。为了防护，我第一次戴上口罩修车。

之后三年里，我的修车量急剧增加，经常要忙到凌晨一两点钟。有人把家里很破、灰尘很厚的自行车送过来修，有人把网购的半成品车拿过来安装。能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我觉得很有价值。

刚才你们问我，坚持做一件事是不是很酷？我没有想过，修38年自行车这还能叫做“酷”。

我修车从不戴手套。亲手触摸，才能问题摸得准、零件拿得稳

2000年，我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7年，我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5年，我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这些荣誉都是国家和人民对我的肯定。

领导之前好几次找我谈话，“孔师傅，你这个年纪还在一线司机岗位，太辛苦。”我感谢领导的关心和好意，但不到退休年龄，我不会离开司机岗位的。我热爱我的司机工作。

直到2024年9月1日，60周岁正式退休，我才放下方向盘。

我的人生目标“开一辈子公交车、做一辈子志愿者”，第一个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我还在努力。

有人说，38年有1900多个星期六，你每次都能按时出摊修车？难道你是神仙啊？我不是神仙，我是人，我偶尔也有“爽约”的日子。

一次是1995年3月31日，我父亲病危去世了。三天丧事以后，我补上了一天。

2007年10月20日，我作为党代表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七大。那也是一个星期六，我叫志愿者5点半到位，笔记本准备好，自行车有什么毛病记下来，回来后我会通知车主补上。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的修车摊是自行车的“专家门诊”，有的车在其他地方修不好，专门推到我这里来修。你看我这双手，指缝里都是黑黑的老垢，今天洗干净了，下周又脏了。

我修车，从不戴手套。亲手触摸，才能问题摸得准、零件拿得稳啊。

“孔胜东”是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今年6月1日，也是个星期六。白天我骑电瓶车摔了，膝盖破了很大的一个口子，血流不止，心想今天麻烦了。幸好，血止住了，我照旧出摊，但修车的时候蹲下来，伤口有种撕裂的痛。那天排队修车的人还特别多，我和志愿者们忙到凌晨1点半。

第二天我照常出车。中午11点下班后，我才去医院看伤口。医生急得口气都不好了，“你怎么才来，肉都要坏死了，再晚点，你就要截肢了！”

我缝了4针，腿上伤口至今还没完全长好。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口号喊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只要我做得动，我一定把这个修车摊干下去。

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012年初，“孔胜东志愿服务队”成立，200多人自愿报名，有年轻的“00后”，也有“70后”。现在固定时间和我一起修车的有30个徒弟，有公交后勤，有一线司机，还有技校学生，平时他们轮班。

我9月1日退休后，做了两件事。头等大事就是在家陪老婆。她开玩笑说：“终于可以吃上你烧的饭了。”

今年中秋节，我和老婆去了广州，主办方邀请了全球100对夫妻（文明家庭）参加中秋节主题文化活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和老婆很荣幸，也非常开心。

第二件事就是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今年9月19日，以我名字命名的杭州市拱墅区孔胜东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成立。

从此以后，“孔胜东”是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能不能不断壮大，为社会作更多贡献，就看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孔胜东”。

我相信，孔胜东是我，也可以是你和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