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一项核心使命就是通过建设准确认识中国社会的经验系统，形成对中国社会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独创性理论观点。而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基于实证立场、采取田野视角、运用调查方法对社会问题展开研究分析，是社会学一以贯之的学术品格。正是因为这种“到达现场”的学术传统，社会学才能成为科学理论体系，才能成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在此意义上，开展高质量调查研究是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调查研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社会学本质上是经验科学，其理论是从经验总结中逐渐升华而来的。调查研究使社会学能够在贴近现实、回应现实中完善其理论体系。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的知识既不是头脑里先天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调查研究就是实践经验的提炼方法，它把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直接地、现实地联结起来，使主体能从客体中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增加内外部联系的“透明度”，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
中国社会学发展必然要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没有对实践经验的调查研究与总结提炼，就不可能产生为中国所需要的、反映时代精神的社会学理论。由于各自实践不同，各国社会学对于社会的基本事实、基本判断、基本立场和基本规律看法相异，使得不同国家没有在本质和价值意义上普遍适用的社会学，也没有完全同样内涵的社会学概念。比如，不同国家虽然都有“社会流动”的概念，但却具有不同的社会流动规律和特点。
认识中国应当从调查研究做起，在书斋里无法认识真实的中国，也无法辨析社会学概念的中国含义。理论和观点都要从调查研究中获得，都要有实践经验的支撑。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应以调查研究为方法，从点滴做起，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下大力气、下真功夫做大量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用“脚底板”走出一幅中国社会的“地图”。
社会调查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构成
社会学在过去近两百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系统性知识，但这些知识大多是西方社会的产物，是西方社会学者从他们的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中“萃取”出来的。因而这些知识属于区域性的“在地理论”，即使是那些具有一定原理性的理论也不过是将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而成。中国社会学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阐释中国社会，而应该从中国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
一百多年前，由中国学者组织实施的本土化社会调查曾引起很大反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李景汉以人力车夫为调查对象，写就《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以许仕廉、吴文藻等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做了大量开拓性调查研究，这种注重调查的风气和研究风格后来以“师承方式”被带到西南联大，以费孝通为首的“魁阁”研究小组又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此外，李达在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主持完成的调查、严景耀在犯罪研究中完成的调查等，都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经过百年发展，社会调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构成，是其不断开创发展新境的推动力。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特别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继承这一学术传统，通过社会调查走进群众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在将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正确总结中国道理，科学概括中国经验。为此，研究者不仅要继承调查研究传统，更要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分析视角、理论阐释等层面强化实证特色，用确定性、可感知的经验事实，把调查研究视为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
开展高质量调查研究的方法路径
围绕中国现实问题展开调查。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社会学也不例外。进入新时代，我们既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能不能为更合理地解释、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作出知识贡献，成为摆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社会学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一定不是西方社会学者帮我们发现的，而只能从不断变迁的中国经验世界中提取。只有长期行走在中国的田野中，才能具备良好的学术直觉，进而准确提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紧盯中国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照搬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在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时束手无策的窘境。
将调查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随着各类社会调查的蓬勃开展，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如何对其加以开发利用并产出高质量的理论成果，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不断改进调查方法，从经验中提升洞察能力，从实践中探寻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让基于不同社会现象形成的分散观点汇聚成理论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逐步形成能够科学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破解中国现实问题的社会学方法论。
提出中国本土的社会学概念。一个好的概念不仅有助于反映经验和现象背后的实质，也有助于研究者锚定研究的切入点，成为学术知识积累的参照坐标。而只有与本土情境一致且标识本土重要人群或事物的概念，才是真正的好概念。例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有力揭示了中国人“关系取向”的行动结构和特征，成为与西方社会学进行比较和对话的重要本土概念。提出关怀现实又富有启发性的本土概念，要求研究者具备“现实感”，即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调查研究无疑是形成“现实感”的重要途径。通过调查研究，有助于提出既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又深刻关怀中国人所思所盼、解释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展现中国发展特色的学术概念，为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社会学的发展变迁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于封闭的学术演进史空间中，而往往映射出社会自身的发展变迁规律。每当人类社会进入历史变革期，或是面临重大现实挑战时，都可能引发社会学领域的应激反应。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富矿”，也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现实场域。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是对中国独特发展经验的提炼回应，应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如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并对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各种鲜活社会实践保持高度敏感，从而为理论建构提供源泉。
同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接续积累的过程，既是知识体系的繁衍和创新，也离不开既有的知识和理论积累。应通过对既有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历史背景、思维方式及所包含经验内涵的反思，强化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概括，进而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表达，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还要求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有理论创新的能力，更要能有效指导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互成就。可以预见，未来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成果，一定是那些通过扎实系统的社会调查，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核心概念、研究范式、经典案例、中层理论乃至宏观理论，以及在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的优秀作品。
转自 |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1日理论版
编辑 | 侯仲凯
校对 | 梅轶竹 董浩然
校审 | 王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