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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乾隆二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必须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乾隆皇帝为此颁布了《御制开惑论》，详细规定了出兵、出将、回兵的基本程序。由于内容较长，不方便回顾和列出。不过，客观地讲，乾隆的描述总体上还是符合历史现实的。清政府统一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为开发西北、促进多民族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征服一个国家很难，保卫一个国家更难。当时，很多大臣都提出了建议。比如，学士石一之提出放弃伊犁；陈学士军士以“粮俸、兵马、将帅”三个问题为由，专门反对驻疆。在众多朝臣的影响下，乾隆最初想沿袭旧制，不派兵驻守，向投降的准可汗征收贡品，仍然让伯克管理指挥部。庆幸的是，乾隆并没有执行这个决定，
新疆古称西域，汉武帝反击匈奴后，西汉置西域都护府，将该地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逢中原王朝衰弱之时，西北地区便往往出现少数民族乘机而起建立的割据政权。清初，厄鲁特蒙古曾在伊犁地区建立准噶尔政权，并强极一时，历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各汗，长期与清朝对峙。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准噶尔政权陷入内乱，乾隆帝抓住有利时机，将其一举荡平，统一了新疆地区。面对这一辽阔广大的地区，乾隆以其最高统治权威，又发出了大兴屯田的号角。战乱后的新疆，给屯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也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最有利的是自然条件好，新疆中部横亘着天山山脉，把全疆自然划分成南北两部分，今天俗称北疆和南疆，清时一般又称天山以北为北路，天山以南为南路。北疆地区沙漠较少，草场茂盛，土肥地沃，适宜耕牧。厄鲁特蒙古四部中，
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四部共有二十万户，六十多万人。准噶尔政权割据新疆时，从天山南部迁移数千户维吾尔人在伊犁附近地区种地交粮，因此北疆地区农牧业蓬勃发展，成为支撑准噶尔政权的物质保证。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逝世，准噶尔政权长期内乱，大批牧民为逃避战乱，纷纷投降清朝。尤其十八年（1753年），和硕特部台吉三车凌等人来降，次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部台吉讷默库等率二万余人投降清朝，给乾隆决策用兵准噶尔以可乘之机。乾隆用兵准噶尔时，曾决定在其地仍设四汗，“众建之而分其力”。当准噶尔汗达瓦齐未被清军俘获时，乾隆就提出封阿睦尔撒纳等人分别为四部汗，“朕视准噶尔众台吉与喀尔喀诸部落无异，凡事俱一体办理。四卫拉特台吉亦应照喀尔喀，每部落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由清政府设驻扎大臣管理四部事务。阿睦尔撒纳图谋当四部总汗未遂，发动反清叛乱，乾隆仍坚持设四汗的计划，宣布噶勒藏多尔济为绰啰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表示待平定阿睦尔撒纳之后仍按四部体制管理。但后来辉特汗巴雅尔、绰啰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先后参与叛乱，清定北将军班第、定西将军策楞，参赞大臣鄂容安、玉保，副都统和起、唐喀禄，领队大臣满福等重要将领战死，其中不少将领是被叛军以投降为名诱杀的。乾隆据此认为厄鲁特蒙古不可信任，放纵清军大开杀戒，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就是在这种猜疑情况下被清军误杀的。长城以北号称塞外，从来没有天花，而清军平叛过程中，天山北部流行天花。厄鲁特牧民大量出痘而死，或因避痘外迁，或避乱外逃，造成当地人口锐减。清人魏源说：“计数十万户中，出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率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成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喇一毡帐。”魏源的说法基本反映了人口下降的情况，但有些事实要予以澄清：1.清军入伊犁之前若干年，北疆牧区厄鲁特四部因争夺汗位，互相残杀，人口实际已处于大量下降阶段；2.乾隆继位之后，厄鲁特蒙古不断地内逃，历史上此类记载甚多；3.有些厄鲁特牧民被清政府迁移内蒙古地区居住，像杜尔伯特三车凌部，达什达瓦部就是如此，这种减少和战乱死亡不可同日而语。乾隆在新疆实行屯田，就是为了解决人口锐减问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清统一新疆以后，北疆成为国防最前哨，恰巧又和最富侵略心的沙俄为邻。沙俄一贯积极支持准噶尔政权分裂祖国的活动，甚至收留阿睦尔撒纳，因其出痘身亡才将尸体交给清政府。对于沙俄的居心乾隆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派重兵守卫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地区，才能有效地阻止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北疆人口稀少，给大批驻兵带来很大困难，军粮没有保证，其他后勤支援更谈不上，就是从新疆最近的甘肃省调拨粮食，运至伊犁也有数千里之遥。长途运输，民力艰难不说，甘肃地瘠民贫，本省经常仰赖陕西粮食，实际上是无粮可调。若从内地供应，财政负担势必激增，清政府与准噶尔对峙近七十年，每年在西北地区耗掉了大量军费，乾隆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正在于一劳永逸，彻底摆脱军费负担。既不能增加财政负担，又要巩固西北国防，在他看来，舍屯田别无出路。新疆北部的屯田，乾隆以前就已有之。“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诺尔地驻兵，因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诸处创屯种，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监视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咸议立屯，命傅尔丹、苏尔德、梁世勋分职其事。”那时的屯田，仅是清政府解决军粮不足的辅助手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的战争接近尾声，大批绿旗兵退出战场成为闲员。当时清军粮食不足，杂以羊只供应，很多羊死于驱赶途中。乾隆想到不能让这些脱离战斗的绿旗兵坐耗军粮，就命令驻守巴里坤的参赞大臣永贵率领绿旗兵，“广为垦种，以裕军食”。永贵组织绿旗兵在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罗克伦、昌吉等处开荒种地。据永贵报告，当年参加种地的士兵三千六百名，开荒二万九千三百亩，秋收得粮三万五千八百石，为往年三倍以上《清高宗实录》，卷559，19页。。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类似的屯田兵最多时有一万三千四百名。乾隆认为这些屯田兵“多系闲住，不妨暂令乘时布种”，仍是作为解决军食的临时手段。将屯田作为保卫边防、开发新疆的主要措施是在清政府平定回部之后开始的。新疆北部的屯田，是乾隆亲自规划并且倾注了全副精力搞起来的。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乾隆就强调指出：“惟明岁驻兵屯田，最关紧要。虽乌鲁木齐等处现在耕种，而伊犁尚属荒闲，倘被布鲁特等侵占，又须经理。朕意于伊犁等处驻扎索伦兵及健锐营兵两三千名，合之绿旗屯田兵丁，声威自壮。”乾隆曾计划召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到北京详细布置屯田事，后来因兆惠负责指挥进剿霍集占叛乱，改由陕甘总督黄廷桂主持此事。黄廷桂打算由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七处地方同时修筑城堡，派遣兵丁，开展屯田。黄廷桂为此要求供给种子七八千石，农具五六千副，驼马一万五千只。军机处接到黄廷桂的报告后，认为根据国家财力，一时无法凑齐如此庞大数量的农具和驼马供给屯田士兵。乾隆反对黄廷桂的主张，认为黄廷桂表面上雷厉风行，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空想。不久，黄廷桂又提出大量招募维吾尔族人屯田的办法，参赞大臣舒赫德也提出于伊犁派满洲、索伦兵四千，绿旗兵四千前往驻防，派维吾尔人三千户屯田的办法，都被乾隆否定。乾隆的方针是“伊犁屯田应由近及远”，若是一下子聚集满汉兵丁及维吾尔人逾万，是无法妥善安置的。他具体说道：“至于屯田伊始，或派兵五百名防守，回人（指维吾尔族）五百户耕作，计所获之粮，足敷食用，再议开扩。”他的办法是尽量不依靠国家财政，由屯田自身积累逐步扩大规模。伊犁地处西陲，其屯田最受乾隆重视。二十四年（1759年）冬天，命令办事大臣阿桂从阿克苏率兵五百名、回人三百户赴伊犁开始试种。他指示阿桂，“伊犁向为准夷腹地，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着重强调屯田驻兵是巩固国防建设的大事。他还告诫阿桂，一定要抓好屯田，不可苟且塞责，存早想京师之念。阿桂率领五百士兵和三百回户，在伊犁河南岸海努克地方安营扎寨，开始了历史性的事业。与汉族大臣相比，旗人贵族的意见更加长远。阿桂、朝晖、舒赫德、明瑞等参战将领都坚持必须将新疆纳入朝廷。直接管理是确保西北边疆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然而，新疆地广人稀。管理这片新开发的领土确实不容易。为此，乾隆采取了四项有利措施。乾隆二十五年八月，阿桂被任命为宰相，主管伊犁事务。次年，阿桂进行内部调动，任命明睿处理伊犁事务。二十七年十月，乾隆曰：“伊犁为疆都，今兵驻田野，宜设将军执掌。”由此，明睿成为“执掌伊犁等将”的第一人。伊犁将军兼具军权和政权。他们分为总督、副总督、参赞、领事部长、总督部长等，驻扎在天山以北的城市。天山以南的会江市继续沿用旧的官制，设有阿其别克（最高酋长）、伊沙嘎别克（副议员）、嘎沙鲁别克（主管钱粮）、尚别克（税务））等官员。这就是“新疆伯克体系”。新疆战事后，原有部队有的回师，有的留在一些重要城市。陕西、甘肃、北京、东北等地先后派出八旗军队入驻满洲，蒙古官兵和青营军队前来驻守或换防，形成了固定的军事体系。同时，乾隆下令修建城池。短短十几年间，先后出现了惠远、绥安、广仁、甘德、拱辰、西春、塔尔奇、宁远等，这九座城市在文献中都有提及。被称为“伊犁九城”。此外还有平靖、迪化、巩宁、会宁、永宁等城市。从兵力部署来看，伊犁将军驻地的惠远市有4000名八旗满族士兵，会宁市有2140名，南岸六市共6200名。伊犁河。明朝时，绥定等六城有清营军3000余人，天山北路总兵力15200余人。天山南路上有5700多名回江人，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在伊犁市周边。以上地方的兵马，都在伊犁将军的掌控之下。天山北路自古人烟稀少。原准噶尔部是游牧民族，不习惯农耕，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因此，该地区的食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想要在新疆长期驻军，大陆无法供应粮食。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伊犁等地开始农耕，陕西、甘肃地区移民大量涌入。这在面前已经提到“屯田制度”。历史上，朝廷强制移民会引起一些冲突或纠纷，但这一次移民进行得很顺利。原因很简单。乾隆中期人口呈指数级增长，户部户籍人口达到1.96亿。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腹地耕地短缺。也正是因为如此，乾隆决定在西北大力推广农耕。虽然当时也有一些阻力和反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明智的。新疆农田可大规模开发，“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一直到科布多”和“北起哈拉沙尔”，丙屯、回屯、奇屯、胡屯等各个农田都有蓬勃发展。新疆准噶尔统治时期，赋税极其沉重，严重损害了当地的生产发展。乾隆统一新疆后，最初实行与内地相同的税收政策，但很快就降低了标准，有的地方甚至在几年内实行免税。据不完全统计，最初几年，朝廷从新疆收到的赋税只有84041石。这么小的税收甚至比大陆政府的税收还要少。不过，当时的新疆还不是产粮区。主要生产棉花、葡萄、红花等经济作物，还饲养牲畜、马匹。但可以肯定的是，统一前的十年里，新疆基本没有税收。乾隆四十年后，随着新疆经济的逐步发展，清政府制定了统一的税收标准：当地回族贸易的二十分之一，外族部落贸易的三十分之一，因此征收了这个税标准明显比内地低很多。乾隆统一新疆后，六十多年来西北地区基本没有发生战乱。因此，后人对乾隆此举给予高度评价，称“中外是一家人，至死不相见战乱”。
乾隆对于这块新统治的疆域和百姓都极其用心和仁至义尽，但是这些制度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第一个制度移民戍边和屯兵戍边是很好的一个政策，对清朝及以后各代都影响深远，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二个制度对南疆地区容许原来的世俗贵族继续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明显不合适，并且对以后各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时应该乘着消灭大小和卓的有利时机一举摧毁南疆的世俗贵族的统治，将南疆地区和内地一样属于政府的管辖之下。
因为这些原来的世俗贵族以前就是一些残酷压榨和剥削人民群众的寄生虫，如果铲除的话真可谓大快人心，并且这些世袭贵族不学无术、荒淫无耻、奸诈反复，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却短于治理发展地方经济和安定人心。在满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他们采取中立的政策，所以清政府不好动手，其实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当年乾隆彻底剿灭蒙古准格尔部落叛乱的时候，解救了被他们常年关押的大小和卓，因为可以收买留用，结果养虎遗患留下了祸根。
第三个政策对整个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减税一开始是好的，有利于稳定民心发展经济，可是如果长期对一个地方的百姓采取这种政策的话，他们反而认为理所因当，就像你对一个人一直很好，他会认为理所因当，你一次不好他就怀根在心。所以清政府话费国库的钱每年都要补贴新建地区，而这一地区的税收却一直不和内地接轨，成了清政府严重的财政负担。
满清政府在新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知道，对于这块土地只能采取北疆的模式，移民屯边和屯兵戍边，
逐渐的改变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和宗教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