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翻三四倍
“打工人”变身产业“合伙人”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单体易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在当地，酿酒葡萄、枸杞、黄花菜以及肉牛、滩羊等多种特色产业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比重90%以上，对农民收入贡献率超过70%，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1%。产业园区内，部分村民已开始承包大棚，负责小番茄等作物的田间种植管理，从“打工人”变成产业“合伙人”，收入较之前翻了三四倍。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关系到千万脱贫群众民生福祉，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不断细化实化政策举措，在安排农业农村、就业、以工代赈和教育卫生等相关中央投资时，优先支持大型安置区配套设施提升完善。各省区市着眼县域这个关键“切入点”，分门别类靶向发力，增强搬迁群众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一方面，安置区引导易地搬迁人口积极参与所在县域生产服务环节或配套产业，使易地搬迁人口适度向“园区、景区、城区”集中。另一方面，安置区吸纳岗位需求较大、适应当地发展的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充分考虑安置区资源禀赋和易地搬迁人口的劳动能力，宜工则工、宜农则农。
半月谈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搬迁群众中劳动力就业率超95%，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基本实现1人以上就业目标。由于移民在搬迁后务工意愿明显上升，大部分人通过县域外就业的方式来解决就业问题。部分安置区探索运用“借地育才”契机，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市场化、规模化程度，加强“订单式”培养、“定向式”输出，打通转移就业“最后一公里”。
“送出去”与“留下来”并举。贵州省册亨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搬迁劳动力人口达4万余人。全县与广东深圳、佛山，浙江义乌、温州等地人社部门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依托省外劳务协作站、劳务公司等搜集岗位信息，同时开展招聘会、就业服务推荐，劳动力外出务工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靖安新区2020年迎来6个县区4万多名群众搬迁后，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用工岗位2000余个，积极推动剩余劳动力就地化解。
移民搬离故土，劳动力技能需逐步适应现代农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多地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特点和需求提供培训和岗位。一些省区对有创业意向的劳动者，提供市场营销、市场调查等创业知识培训；对留守妇女、老人、残障群体等，适当向其倾斜保洁员、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
社会融入与经济融入同步，移民家园认同感更强。安置区往往集聚了非单一地域来源和文化背景的人口，广西部分安置区易地搬迁人口涵盖超过10个少数民族，贵州部分安置区人口来自超过百余个乡镇的上千个村。推动社会融合，就是要让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统筹大型城镇安置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及配套设施，不仅解决“有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服务的可及性。
在教育方面，多地已在经费投入、办学审批、编制划拨等方面予以倾斜。从2021年起，红寺堡区每年财政收入28%投入教育，近3年红寺堡中学高考上线率平均每年上升10个百分点。
在社区治理方面，多地也积极探索。河北省提出根据安置人口不同规模，强化县乡村三级基本管理单元统筹；湖北十堰安置社区广泛设置社情民意联络站，开展沟通恳谈会，为群众诉求提供解决平台。
“搬得出”更要“稳得住”
安置区在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利益联结机制方面仍显不足，导致发展受制约。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大部分安置点位于中西部的县城、工业园、乡镇、中心村等，虽然条件比搬迁户搬迁前有较大改善，但一些安置区土地、水、劳动力、资金等需要重新配置，否则后续产业增效难以跳出资源约束。尤其是一些发展速度较快地区，发展之初的规划已无法满足现在的需要。
红寺堡区发展严重依赖黄河水，建设初期扬黄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为42.6万亩，而现在当地实际开发灌溉面积达到73万亩，土地沙质面积占比40%，土壤保墒差。虽然当地多年推广高效节水灌溉，但节水空间有限，旱季农业用水紧缺。
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百瑞源枸杞种植基地，采摘工将采摘的鲜枸杞称重 王鹏 摄
部分安置区基层干部反映，安置区的市场、人才、物流等“后天”要素也相对缺乏，产业链条延伸容易遇阻，龙头企业难以落地，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一些企业进驻后，有岗位却招不到符合要求的劳动力。一些地区正探索发展电商等新业态破解市场难题，但起步晚、缺经验，无政策支持则难以见效。
稳就业面临较大压力，搬迁群众内生动力薄弱，生计可持续性保障有难度。由于部分帮扶车间、企业出现停工停产，一些打零工的移民外出务工时长和收入有所减少。
公益岗位就业和享受低保政策的搬迁群体，是安置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难度最大的一类人群。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易地搬迁安置区，55 岁以上女性、60岁以上男性，以及需在家照顾老人、小孩、病残人员的部分群众，尚有劳动能力，也希望能就近就业，目前只能通过以工代赈、公益岗位等方式适当提高其收入。
安置区“兜底”包袱沉重。由于部分安置区残疾人、老年人等人群占比较高，且安置区靠近城镇，土地紧张、宅基地小，群众没有条件继续从事种植养殖业，打工成为主要的谋生方式。但部分有意愿务工的老年移民面临“找活没人要、吃喝要花钱”的境况。部分安置区“老饭桌”运转主要靠政府拨款，远不能冲抵在食材、人员工资、水电费上的投入。
在贵州等易地扶贫搬迁大省，出现移民从城镇向农村回迁的迹象。因就业能力弱、社会融入困难、养老难等，部分安置区较多60岁以上移民已经返回农村居住。随着安置区就业机会减少，一些省区早期搬迁的移民也未能真正留在迁入地。此外，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修复等国家政策实施，农村发展越来越好，部分移民选择返回原籍务农或外出打工。
旧有熟人社会消失、相对贫困感增强
尽管搬迁带来了硬件条件、教育资源等方面的较大改善，但劳动技能和社会保障网络的提升并不理想。部分搬迁群众土地减少甚至失地，直接导致他们的相对贫困感增强、旧有熟人社会的归属感消失、生存的基本条件难以维系。
为降低贫富差距感，政府提出加强后续扶持。但一方面，后期资金投入较大，地方财政难以配套的地区政策落实可能打折扣，且后期投入时间较长，难以及时解决所有问题；另一方面，不同安置区因占有生产资料数量质量不同、政府政策执行能力不同、个体情况不同等因素，搬迁群众发展状态迥然不同。
搬迁群众在贵州省丹寨县金泉街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扶贫微工厂”织布 黄晓海 摄
除了安置区之间易形成差距，搬迁户与原住民之间更容易产生差距。搬迁群众在空间上具有高度集聚性，相比原住民，贫困、农民、外来人等是其身份标签，在较长时期内存在拉开发展差距的风险。部分安置社区移民为增加收入来源，在周边的建筑工地寻找打零工的机会，无形中与原住民形成就业竞争，常面临工地只招收当地熟人的情况。
此外，搬迁后续政策兑现不到位。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按照西部某省相关政策要求，易地搬迁群众原有房屋需要拆除的，由当地县（市、区）政府统一收回复垦，搬迁户在迁出地原有的耕地、林地的承包经营等权益继续有效。但这些政策在个别安置区并未明确和落实，以致部分群众认为自己搬迁以后，就不再享有原有的土地权益了，也没有从中获得补偿。
续写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
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深度、广度、难度，不亚于脱贫攻坚时期的搬迁本身。尤其是承担重大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区域，需确保搬迁政策按时兑现。目前，多数安置区产业未实现自我循环发展，产业就业等扶持政策应具有长期性。基层反映比较集中的土地权属、补贴标准、用水指标、人员编制等问题，尤需统筹解决。
产业帮扶需在“销售端”发力，引入市场机制强链补链。改变各地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的产业发展模式，推进项目需更加注重实效、长效；加强监管，提高帮扶资金使用效率，帮助经营主体融入大市场，嵌入产业链，让产业真正立起来；深入实施定向招聘、居家就业、创业带动、爱心助农，支持相关企业定向开发一定岗位吸纳搬迁群众就业，落实稳岗就业支持政策。
把党的建设贯穿安置区社区治理始终，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服务能力和安全防控能力。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的前提下，完善各类社区组织，吸收培养“乡村精英”加入社区治理。同时，提升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资源配置。
建立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及时应对突发风险。应加快构建风险协同化解机制和快速动员机制，将风险扩散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完善社会兜底保障制度，增强群众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