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岁末时，又到了要挥挥手，与旧的一年道一声“再见”的时候了。依旧例，写点东西，留给即将成为历史一页的2024年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历史的洪流如奔腾的大河，扑面而来，又浩荡东去，奔流不息，势不可阻。一年的时间看上去并不短，可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谈到历史，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开宗明义地提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是私有财产出现和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在阶级社会出现前，原始社会大约存在了上百万年，在那个时候，生产资料是全社会公有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因为原始社会里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野兽横行，天灾不断，单靠个体无法生存，必须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必将被残酷的大自然淘汰。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是支配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以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例，在半坡遗址的的墓葬中，几乎只有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陶器之类的随葬品，很少见到生产工具用于随葬。因为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当时，生产工具作为宝贵的生产资料，一般不用于随葬，而是要留在氏族内部继续使用。由此可见，个人财产的观念在当时几乎不存在。
毛主席在《矛盾论》（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了，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基本生产单位的缩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成为了可能。原始公社时期原先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耕作、集体狩猎等集体生产方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以男性家长支配下的个体家庭取而代之成为基本生产单位，这种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个体经济。氏族集体劳动方式的退场，也导致劳动成果的平均分配原则遭到破坏，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成果必然被家庭所独占，“按劳分配”的原则成为主流，私有财产开始形成了。除了劳动成果分配方式的转变，原先由氏族公社共同占用的生产资料，也相继转化为家庭的私有财产，这个转化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首先被私有化的是牲畜和生产工具，然后是可供居住的房屋，最后是农业社会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代表私有制的个体家庭是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之后变得愈发活跃、愈发具有优势，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所指出的，“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
分配上的“按劳分配”，生产资料的家庭私有化，导致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按劳分配”意味着每一个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但这里的“平等权利”，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统一标准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一个人付出同别人相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相等的社会产品。然而，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有的强壮，有的羸弱：有的结了婚，有的没结婚；有的有子女，有的没有子女；有的子女多谢，有的子女少些，等等等等。。。。。。，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之间的条件各不相同，有的家庭劳动力多，有的家庭劳动力少；有的家庭生产水平高，有的家庭生产水平低；有的家庭居住和耕作在平原地带的好的土地，有的家庭只能耕种交通不便、水土严重流失的山区贫瘠的土地；有的家庭没病没灾，有的家庭频遭自然灾害、疾病死亡。。。。。。，家庭条件不同，导致生产效率千差万别。因此，由于生产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在同样的劳动下，某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实际上比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家庭获得的劳动成果更多，这个人或这个家庭也就会变得更富裕一些。根据建国前后各地土改的经验，在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情况下，用不了几年，各地农村中就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农户富裕到拥有“三马一犁一车”，而有的农户却穷到不得不把土改后分到手的土地再卖出去。农村土改后出现的贫富分化这一幕，早在几千年前原始社会个体经济兴起初期就已上演过了，原始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是这样产生的。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深刻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但是，原始社会里私有财产的出现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不等同于阶级已经产生。阶级出现最典型的标志是剥削，也就是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正如列宁所说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剥削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是被一部分人所占有的，这一部分人倚仗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才可以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进行剥削，也就是迫使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为自己劳动并占有其一部分劳动成果。私有财产出现和贫富分化并不能与阶级的产生划等号，但是原始社会中对私有财富的追求和私有财富的增加，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必然导致剥削现象，并为奴隶劳动创造了条件，奴隶制就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后的废墟上崛起的。恩格斯说，“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反杜林论》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除了分配关系和所有制的变化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贫富差别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地位不平等。少数的氏族当权人物和富裕家庭，逐步掌握了整个氏族内部的全部权力，与氏族内部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原先的平等变为不平等，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掠夺更多地财产。于是，权力就成为了奴隶制度诞生的催产婆。
当氏族公社的土地等公共财产开始转化为家庭私有财产时，氏族首领等上层人物总是依仗权力，占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土地。当权力介入到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时，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差别就变得没有任何限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原始社会解体的历史过程时，着重指出：“真正的私有财产到处都是因篡夺而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六年）
占有的生产资料越多，需要的劳动力也就越多；掌握了特权的富裕家庭拥有的私有土地越来越多，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劳作耕种。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劳动力的缺乏，一方面又使剥削成为可能。于是奴隶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成熟了。最早的奴隶，来自与其他氏族或部落战争中的俘虏，紧接着，本氏族、本部落中一些贫困破产的成员为了偿还债务也被迫成为奴隶。奴隶和奴隶主这两个对抗的阶级，就这样在氏族内部出现并一步步发展起来了。
奴隶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于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促进生产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当时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剥削制度一经确立，奴隶主一旦占有奴隶，就采取野蛮残暴的手段驱使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在奴隶主死亡后，还要被杀，作为殉葬品，这些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已被无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或部落首领尽管在形式上还是通过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已经被富有的权贵家庭所垄断，形成世袭制度。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开始出现了。氏族或部落首领本来是不脱离生产劳动的，这时已完全脱离具体的生产劳动，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以无偿占用他人劳动成果为生。就这样，权力掌握在了少数人手中，已不再为广大的氏族成员服务了，而成为压迫氏族成员的统治力量。随着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作为奴隶主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是奴隶制国家。“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分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
我国原始社会解体和最早的阶级分化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演变，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个体经济、私有财富和私有观念的产生，等级差别，少数人利用特权掠夺财富等社会因素，对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和阶级的产生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此之后几千年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是与这些社会因素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予以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社会因素在促使后来的阶级不断分化和阶级对抗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常常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政权以前和取得统治政权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而随后却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障碍。共产主义要建立在消灭阶级的基础之上，研究我国最早的阶级分化是怎样产生的，对于搞清楚今后如何限制阶级分化、逐步消灭阶级至关重要。
从原始社会公有制到私有制转变的这一历史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这些社会因素，在今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则起着瓦解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有阶级的，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毛主席告诉我们：“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发［1976］4号）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它又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不可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拿“按劳分配”来说，社会主义社会通行的仍然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即一定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进行交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劳动作为尺度领取消费品，这是一种平等权利。但是，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如列宁所说的，它“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劳动给与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每一个劳动者在体力上和智力上不完全相同，获得的产品的数量不一样，而要获得等量的产品，他们就要在事实上付出不等量的劳动；同时，由于赡养的人口有多有少，即使领取的消费品数量相等，事实上也还有富裕程度的差别。所以，这种“‘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在这一方面，按劳分配“跟旧社会差不多”。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社会所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生产资料的各种所有制还会并存。与此相适应，商品经济制度和货币交换也不可能很快取消。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会广泛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事实上，商品经济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成分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分子总想无限制地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下的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保护其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果实的权利。
但是搞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这就是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保卫这种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的权利。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又要限制它，不能允许资产阶级法权无限制地扩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不能让资产阶级法权占据上层建筑领域，而是要创造条件消灭它。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现在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允许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但要逐步缩小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创造条件最终消灭这种不平等，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另一种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固化事实上的不平等，培育资产阶级分子，扩大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苏联、东欧国家就是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推行修正主义道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并最终红旗落地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曾经告诫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存在修正主义势力就感到大惊小怪。这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成为执政的党，资产阶级必然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党内出现他们的代理人，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存在矛盾，存在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正常现象，这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在党内的必然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中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的演变是自发的，而我们中国要从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前进，则必须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全部的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