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光夏：文艺人民性的主体之思

时事 2024-11-11 09:33 北京

人民性是中国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从整体的文艺实践来看，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文艺的评判标准，真正地践行了文艺的人民立场。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中国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近年来，各文艺门类的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一大批饱含人民情怀、真切反映时代风貌，温度和深度兼具、质感和趣味共生，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的优秀作品。从整体的文艺实践来看，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文艺的评判标准，真正地践行了文艺的人民立场。

创作主体：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以获取切身体验和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群众多彩的现实生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汲取创作营养，于“生活世界”中获取创作素材。“生活世界”即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理论中提出的人类生活于其中并直接知觉到的世界，这个世界虽是人类主观化、经验化的“现象”，却是人类认识真实世界的基础和语境。例如，作家乔叶基于故乡的记忆与经验，加之对乡村发展新貌的调研走访，以“经常跑村、泡村，假装自己是个‘人肉摄像机’”的方式，来获得对新时代乡村的沉浸式认知，进行关于乡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学书写。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导演焦波从城市返回位于大山中的故乡，带领团队在一个叫杓峪村的小村庄蹲守了373天，以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来记录村庄的四季变迁。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它的成功当然离不开电视剧本身优异的视听呈现，但亦与原著已是一个优质IP有关。由于李娟长期生活于阿勒泰地区，在这种深扎中获得了丰富而确切的生活经验，熟悉他们每年历经南北大迁徙、冬夏牧场不同的游牧方式，方能游刃有余地描述游牧民族的生活和情感。舞剧《天路》的主创团队为获得对青藏铁路沿线自然风土与人文风貌的切身感受，专程赴青海、西藏采风，增加对藏文化、藏民生活方式的认知，体会在高原缺氧环境下筑路工人的艰辛与不易。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海报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明确提出，作为精神生产，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都是主体对于客体的对象化实践活动。这个过程，既是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是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确证，并且要“按照美的规律造型”。在这互动的关系中，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文艺生产主体的创作者，要通过社会实践对生活有充分的具身认知和感性体验，才能遵循生活的逻辑来认识和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者寻找生活之“根”、获得对生活世界认知的根本路径。在此过程中，作家艺术家得以把握时代发展，倾听人民心声，获得第一手的、鲜活的创作素材，并经过艺术化的提炼与加工，融入到文艺创作中去。在体验和观察中获取灵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触物起情是人们艺术地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对现实生活踏踏实实的“入乎其内”，真真切切、沉浸式地体验和感知生活，和脚下站立的土地、周围打交道的人们同声相应，作家艺术家才能以“在场”的姿态由个体亲历体验而触发审美感兴，遂能“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通常，文艺创作不能仅凭一两次感兴而成，而有赖于创作者平时的积累和储备，这又被称为“贮兴”，即把艺术创作视为一个等待和贮积感兴的过程。这要求文艺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和体察普通人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获取对人类生活的深层感受、理解和领悟。同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仅仅是短暂几天、几个月的事，而是需要作家艺术家真正做到久久为功、绵绵用力。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的优秀文艺作品一再证明，“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因此，创作主体要脚踏实地地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去获得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表现主体：在作品中展现人民的丰富经历和生命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因此，人民应该也必须是文艺的表现主体。文艺创作必须为人民代言，书写他们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息奋斗，他们的苦与乐、悲与喜，他们的急难愁盼、所思所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首先我们需要明晰“人民”这一概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代汉语词典》中将人民解释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有学者认为，在文艺发展史上，“人民”的概念是一个在历史演变中不断生成的概念，它从来不是现成的、僵化的，而是历史的、流动的，有着意识形态意味和现实性价值诉求。（范玉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另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发展语境下，“人民”在涵盖范围上通常指那些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群体。具体到新时代，我国人民则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同时，他们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动主体。（虞崇胜、余扬：《“人民”概念的中国语境与语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这些表述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人民”的现实构成状况，而且充分意识到“人民”概念的历史性、社会性、实践性特征。

新时代的文艺作品就是要以这样一个群体为表现主体，使各行各业劳动者和建设者、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者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角，让他们站在文艺舞台中央。这样的表现主体也使受众在作品中能看到跟他们自己相似的人物，感受到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生百味，从而更易产生自我投射和共鸣。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创作者们怀着对人民的大爱用心关注他们、描写他们、歌颂他们，如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中的“父亲母亲”与牧民桑杰、角巴德吉等沁多草原建设者们，舞剧《天路》里的青藏铁路建设者和藏民们等等。在《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和《山海情》《人世间》等影视剧里，我们看到在不同的重要历史节点中，不同职业、不同个性的普通人的思想情感、人生遭际。这些作品在寻常人间烟火中讲述平凡人的奋斗人生，描绘他们的理想和意志。

《雪山大地》，杨志军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关注“国之大者”，在人物与国家、与民族的紧密联系中彰显时代风貌，在国家、民族叙事中通过触动人心的中国故事反映劳动者的风采，塑造和致敬平民英雄，抒写国人血脉中流淌的家国情怀。创作者们以高度的自觉意识，生动表现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肯定他们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比如，《人世间》《人生第一次》等都是以浓浓的烟火气为艺术底色。《人世间》围绕平民社区周家三兄妹的生活轨迹书写一部中国家庭五十年变迁的生活史诗，《人生第一次》聚焦出生、上学、当兵、上班、结婚、退休、告别等人生重要节点，记录一系列人物的高光时刻。电视栏目《超级新农人》让乡村振兴背景下带有“技术风”的新型职业农人走上屏幕，展现植保无人机“飞手”、会驾驶30多种农机的“农机痴”、蒙眼辨别葡萄品种的“葡萄达人”等新一代农民的新形象。以积极的姿态深入观照百姓的现实生活，以细腻真诚的温暖现实主义风格拨人心弦，是这些作品能够破圈传播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所以，在思想认知和创作实践上，作家艺术家需秉持高度的自觉，以生动的笔触来塑造感人的形象，在讲故事中塑造人物，在人物命运起伏中传达时代精神，以烟火气来烘托生活质感。例如，编剧赵冬苓在创作电视剧《沂蒙》时便明确了“为群众立传，以普通人为主题，用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伟大光辉形象”的宗旨，从而使观众看到了一部富有质感的平民史诗剧。

接受主体：重视审美活动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文艺创作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创作者自娱自乐、孤芳自赏。作品如何走向欣赏者，从而实现其价值，是文艺生产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文艺生产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生产一样，其终点都指向消费，即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终的接受和评判主体。所以，文艺创作者要尊重人民的需求，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愿望，把被人民所接受和欣赏作为文艺创作的目标。

人民的需求是多样的，所以，作家艺术家应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文艺形式还在继续发展，而网络小说、网络短剧等新的艺术形式不断涌现。从创作的内容来看，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无比丰富，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打开了广阔的话语空间。基于此，我们应该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志趣的受众提供适配的文艺样态、文艺产品。但最终，不管是采用什么艺术形式，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要心系人民之关切，对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和内心诉求予以反映和表达，这是文艺作品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重要原因。

根据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每一种文化消费行为，也都是一种文化生产行为。因为消费的过程，就是意义生产的过程。（见其所著的《理解大众文化》）接受主体的审美观感被唤醒后，会产生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审美感知力可促使品鉴者在内心产生进一步品味余兴并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冲动，也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文艺作品接受过程中的“余兴推衍”。“余兴”这一概念是中国文艺理论长期孕育的产物，它是指文艺作品给欣赏者留下的未尽的兴致。在文艺欣赏者把余兴从文艺作品中推衍到生活中，连接起文艺与生活之间的桥梁，则称为“衍兴”。（参考王一川主编的《艺术学纲要》）接受主体品鉴过程中正向的余兴推洐有利于心灵净化、情操陶冶和境界提升，从而达到以文化人、培根铸魂的效果。

在当下的媒介生态中还必须重视的是，“人民从来不是被动的文艺接受者，创作从来不只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专利”。现代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更多人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作。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日益推进，使得AI技术赋能普通个体更加便捷、高效地参与各种样态的文艺创作。正如有学者所说的，现在可谓是“全民视频”的时代，叙事视频化、界面超媒化、审美日志化等成为新的审美趋势。而且，原先的接受主体也可转换为创作主体，人人都是创作者、传播者，如李子柒的乡村风短视频影响力溢出海外、网友煎饼果仔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在抖音和B站等网络平台火爆出圈等。

总之，新时代的文艺创作要进一步确立人民大众的主体性地位。作家艺术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书写时代之变、中国之进和人民之呼，而且还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文艺创作的价值旨归。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的文艺除了要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外，还要有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的作用。所以，强调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受众喜好，更不能放任消费主义文化中的低级趣味。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这句话旨在阐明艺术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引申开来说，我们要把是否求真向善尚美、是否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作为文艺评判的一个维度。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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