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晓光：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历史考察

庞晓光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寓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曲折过程，与时代主题、社会需要紧密相关。经历了“科学被当做救国的工具、把科学实验看作一种社会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范畴的重要因子”的演变。在这些观念的嬗变中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最显著特征，那就是现实主义的或实践的科技观。现实主义科技观中的科学脱离了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成为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现实主义科技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要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还应当观照科学的本质形态，用纯科学的理想来平衡现实主义科技观中的功利取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科技观；历史演进；科学与政治

作者：庞晓光，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哲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文化、科学思想史。

来自：《自然辩证法研究》（CSSCI）2024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即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指导下，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论的基本内核，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属性、体系结构与演变规律、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以及与社会诸领域互动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从纵向的历史维度考察其演变的轨迹，可以充分展现其内涵的丰富性、时代性和发展性。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源于科学，成就于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旗手。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向封建传统文化展开猛烈攻击，发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郭颖颐提到，陈独秀用科学和民主两种观念来动摇旧社会、旧思想，科学以其强大的认识论权威在形而上的层面充当向旧制度、旧思想、旧思维方式批判的武器，充当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文化工具。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对科学的推崇和高扬，不仅推动了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勃兴和激荡，也直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归纳法基础上的。因此他号召青年，“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更要“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党是科学的产物。这种观点成为日后党管科学的有力依据。

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从唯物史观的立场理解科学。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表达了科学是“同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诸如“情感义务意识” 这样主观的因素皆可“用科学解释其因果”，而这最后的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变迁”。因此，科学不但可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产生新的人生观”。陈独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个人、阶级、民族之间的争斗与残杀，并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良”。“我们敢说，科学及其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从而揭示科学在其目标和应用方面的阶级属性和工具价值。应当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将科学的范围扩大到了自然知识研究之外，并利用他们对科学的独特解释来判断一切事物的现代性”。因此，这时对科学的辩护和高扬还主要从科学的一般层面出发，突出科学改造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某些语境中，科学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科学价值观，既不同于当时玄学派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异于科学派对科学认识的范围，而是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的地位及价值。赵冬谈道：“一方面通过社会革命为中国发展科学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依靠科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和社会科学）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而保障科学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真正成为人生的福音”。在这里，科学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依据。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始初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政策。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后来影响甚广的论断：“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这种自由既包括物质的自由，也包括精神的自由。这与马克思的“科学把人导向自由” 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自然科学家无论如何都要受哲学家支配的观点，认为“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在随后《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科学看做是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体力量之一。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实践，通过阐释科学技术的属性、科学的价值以及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英国科学哲学家贝尔纳曾说过：“科学一旦被树立为巩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科学进步也就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建国初期，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共同纲领》 第43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明确了科学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民族独立的立场出发，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形成了“以人民科学为主导的科学观”和“中国式的大科学”发展脉络。但是，由于从强烈的外在论的角度理解科学技术，使党的科学观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波动，呈现出探索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1.人民科学观。人民科学观实际上是人民民主政权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新的人民政治、人民体制、人民时代和人民社会，创造了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前提，必然推动人民科学的进展。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既然被纳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那就要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走出“超然的科学”，与人民发生关系。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一个独立、富强、自由、团结、民主的共和国的艰巨任务“有极大比重落到科学工作者肩上时，这情形使过去比较忽略社会问题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新鲜”。新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要求他们为了共同的远大目标辨认政治方向，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为谁服务等问题。而这个需要辨识的方向的核心就是“科学转向人民”。人民科学观与唯智主义针锋相对，它预设了科学不能超越政治的前提：“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里面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

无独有偶，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和欧洲掀起一场“科学为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的运动，谴责科学学阀的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只不过后者是文化意义上的讨论，而前者政治意义更为浓厚、意蕴也更为丰富。它突出科学的阶级性，具有“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的色彩。范发迪（Fan Fa-ti）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意欲通过凸显“民间科学” 或“平民科学”的价值，把日常认识论提升为某种具有“现代性”的东西，从而整合大众与专家、融合本土与西方科学的科学发展思路。

2.中国式大科学观。“大科学”本来是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对现代科学的新形态和新规模做出的一种界定，中国式的大科学观可以说适应了世界科技发展的这种趋势但又与此不同。在这一观念下面汇聚了以下说辞，如“ 科学研究中的合作精神”、“科学研究中的集体主义”、“计划科学”、“科学发展的举国体制”、“共产主义的集约驱动”等。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式大科学观的注脚，同时也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的又一主要特征。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科学观念？或者说科学举国体制的思想依据是什么？我认为这首先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的理解有关。中国共产党很少从关于世界图景的客观知识体系的视角理解科学，更多时候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建制的层面观察科学。他们习惯“把科学看成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的活动”，这种活动服从某种规律，因而可以“通过计划和控制而把实际效益提高到最大限度”。其实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把科学实验看作一种社会实践，这种实践的活动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过程中，成为全国劳动者活动的一部分。其次，社会主义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要求个人融入社会，以个人对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所做出的贡献评价他的劳动。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将激发科学家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心，促使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与工农群众以及整个社会的思想和事业整合起来。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合作精神有源自传统文化的因素，具有“ 非常中国式的特点”，在这里“中国的有机论哲学再次教会西方很多东西”。当然，中国外发型和后发型的现代化特点也决定了中国科技发展之路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推动，而中国共产党的大科学观正适应了这一要求。

在上述科学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计划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尤其在技术革新领域。董光璧认为，“制定整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全面规划，中国开世界先例。”然而，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科学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且，由于思想政治上的左倾思想导致科学的庸俗化等。党的科学观、科学政策也在领导人的相互竞争中来回摆动、频繁逆转，也造成了“科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在国家科学和技术的目标和控制方面的内在紧张关系”。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科学观出现两个大的波动，一是科学观中的浪漫主义和人民科学观的无限延伸导致科学技术的大跃进，二是科学的过度政治化对科技专业化的排斥。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思维完全支配了党的科学观，时代的特殊性使这一时期确立的许多科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只具有象征意义。

新时期党的科技观一方面表现为在科学领域“拨乱反正”，淡化或消解科学的阶级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科技观的国际视野，包括国际科技交流、按照国际科学共同体的标准来组织和评价科学等，逐渐形成“纠正、继承、创新”的发展思路。

1.淡化科学的阶级性，对科学和科学家重新定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从全局利益中产生的价值同能够用来满足价值导向的需求的技术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如果所谓的价值随着时间的延续失去它同技术上适当满足现实需求的联系，那么它将失去它的功能，并且作为意识形态失去生命力。”当浪漫的科学观、科学发展的唯意志论已经使科学濒临它的对立面——反科学时，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价值取而代之。1978年的科学大会，邓小平对科学政治化思潮进行纠偏，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十年后，邓小平根据世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新势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大的科学命题。从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到70年代末生产力也包含科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再到80年代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的思想，可以透视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认识的深化，科学技术开始成为“独立的变数”决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里程碑式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科学技术本质和功能的最新认识。它隐含的意识形态表述是，一方面，科技是国家实力和经济增长的手段，科技发展要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弱化了科学的阶级性。未来社会的发展，不是依靠阶级斗争，而是依靠科技进步的逻辑。这样国家的权威和科学技术牢牢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与此同时连带答复了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虽说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但是文革期间多数情况下却把两者看成相互排斥的性质，甚至有一种激进的看法认为依靠知识分子就是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断言：“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美国学者米勒（H.Lyman Miller）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消除了文革十年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污名，使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拥有合法地位”。对科学和科学家地位的重新理解和修正，打破了套在科学技术上的思想枷锁，是科学、教育走上正轨的开端。

2.从“自主的、国际的、创新的”的层面理解科学。科技发展国际化，以世界眼光来看科学技术，这是这个阶段另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是针对之前“科学的两条道路而言”。建国以后中国的科学与国际交流基本上中断的。崇拜美国、热衷于研究的客观性、以专业群体而不是行政权威为导向，这些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态度而被贴上邪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标签。有国外学者考察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成为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的成员，因此，来自非共产员国家的学术交流就更少了”。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的观点，而且把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提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这是以更包容的心态、更开放的国际视野来看待科学技术，意识到科学技术、尤其科学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自主的、国际的和专业的活动。此外，中国共产党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科学，除了一如既往地突出科学的物质价值之外，还注意到科学的精神价值，重视科学方法，强调用“科学的”方法计划和决策。米勒认为，现在的决策需要从系统理论、可行性研究和专家分析中派生出来的方法。这种对“现代”和“科学”方法的新强调不仅源于对传统的零星的计划方法的不满，也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世界科技革命及其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含义的明显关注，以及它们对中国潜在影响的高度紧迫感。面对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上以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大势，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提出“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并把科技创新提到“民族之魂”的战略高度。21世纪初，将自主创新视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依靠力量，并逐渐形成了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理论的科技观。

如果说21世纪初党的科技观逐渐向科技创新过渡，那么在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增加等一系列因素叠加的大时代背景下，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意义和全局意义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内外发展态势，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特点和取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实施力度谋划和推进科技创新，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35等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党的历史上对科技创新、科技自强的认识，形成了以建设科技强国为战略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科技制度、科技人才为支撑保障的系统科学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回答了当代中国科技为什么要创新以及如何创新的根本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揭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科技史上每次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也从理论上为我们揭示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秘密就是，依赖于引进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个永恒的驱动力。从当下来看，创新适应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何况，发达国家凭借已有的科技存量和增量优势，已经建立并垄断了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很显然，国家地位、政治优势与掌握核心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贝尔纳早就说过，“我们现在的政治范型有一部分乃是科学的物质效应的结果”。从未来看，一方面，“重大技术变革将重塑当前的国际秩序，并影响防御与进攻之间的平衡，这将是一场重构未来多年国际格局的竞赛”，因此，我们要抓住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转换为我们带来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造福人类作为科技创新最强大的动力，这是一种牢固建立在人性上的科技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技观中深远的人道主义意蕴。

关于如何创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要转变科技创新路径，这是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关键。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所提升，已经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禁运凸显了“变革创新”、“自主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现实意义。竞争的压力倒逼了中国的创新自信，坚定了自主创新的科技强国路径。萨特米尔（Richard p.Suttmeier）就认为，美国与中国创新体系脱钩的努力，会让中国更独立更有能力。习近平把创新的自主性看成是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他形象地比喻，“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认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从以集成创新、模仿创新等跟踪型科技创新路径为主，向以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引领型路径为主的创新强国路径转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旨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带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全要素、全方位的变革，系统性和协同性是其突出特征。比如“创新驱动发展”就内蕴着系统性的逻辑关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同样体现了系统与要素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思想：以教育为根基，夯实人才培养；以人才为支撑，构筑科创高地。三者构成一个闭环的创新链条，环环相扣，循环互促，发挥整体性集成性功能。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也是本着释放创新要素活力、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目的。系统创新观折射出党基于结构和系统的的角度看待科学和技术。在这样的视角下，科学和技术是多维度的，这种理解把科学引向一种社会化的事业，科学或技术中新问题的形成与存在的社会网络息息相关。协同性体现在多方面，如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趋动，不同创新主体、不同学科、不同平台之间开放、合作、共享的创新模式等。

休·托马斯（Hugh Thomas）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自此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共产党，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并不断发展的科技创新模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观紧扣时代脉搏，以问题和需求为核心导向，回应了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为关切的问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演变历程，如同在“科学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 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引导下，根据时代主题的变换、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进程的特点和要求，以及中国革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演绎的一幕幕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过“向科学进军”而推动国家走向富强的活剧。从早期科学被当作救国的工具，到新时代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范畴的重要因子，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认识在逐渐深化和开放，它使科学脱离了想象中的超然地位，成为社会变革自觉的或直接的动力。透过这样的演进脉络，我把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实质概括为现实主义的科技观或实践的科技观。现实主义科技观相对于理想主义科技观而言，主张“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真理似乎是有用行动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据这种有用的行动来加以检验”。美国学者派耶（Lucian W.Pye）认为，从科学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看，“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注定不会成为主流。中国的政治文化决定了没有什么知识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也正因为如此，科学的社会化、科学的政治化、科学的人民性、科技发展的举国体制构成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特色，成为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绕不开的论题。

中国共产党现实主义的科技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取向，“精研事物的规律，乃至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致用，而致用是为了提高道德”。到了近现代，当科技成为现代性的有力支撑时，对科技的追求更是从功效的逻辑出发，“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因为国人是从殖民主义的船坚炮利中初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的，那么利用科学技术使国家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振大国地位自然就成了排在第一位的诉求。也正因为进步和现代化被置于紧迫动机甚至有些对抗式特征的背景下，而不是置于历史必然性的范围内，因此科学技术甫一出场就成为实现国家目标、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手段。列宁说过，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像社会主义这样把科学当作它存在及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从现实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萨特米尔如此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在建立一个国家的科学传统，尊重发展生产所需的技术革新的价值方面，中国的做法一直是独特的，或许还有点迷人”。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和创新崛起，与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规划发展、统筹协调密不可分。

这种现实主义科技观通常遵循科学—技术—生产力—综合国力这样的传导式的线性逻辑路线，隐含的问题是，有可能过分关注应用研究和技术革新而把理论科学推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当技术充当了由科学转化为资本的中介，眼前的实际利益就会让人忽视它的源头，很少努力将观察到的现象纳入更大的理论框架中。有学者在谈论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状况时说道，“共产主义的集约型驱动确实产生了惊人的结果，但这些往往伴随着在其他领域的失望和错位”，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比例失衡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科技实践中，越来越意识到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互动性与共生性，意识到基础研究在整个科技发展中的支撑性和前导性功能。就目前来看，一是尊重科学发展的独立性，培育自由探索、怀疑批判、兼容并包的科学文化。在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的普遍价值取向下，也对科学的本质形态所有观照，鼓励和提倡“无用”研究。因为“科学就是这样一张无缝的网：除非明显‘无用的’部分也很好地 受 到 支 持，否则‘有用的’部分就不能繁荣。”二是改革急功近利的科学评价激励机制。我国当下科研活动和科研组织方式，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倾向较为突出，其弊端就是损害原始创新能力，也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因此习近平提出“要完善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制度，建立非共识科技项目的评价机制”，可谓是基于科学发展规律的判断，也是我国迈入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应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统筹兼顾、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相得益彰、科学与政治保持合理张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渗透的科技观念引导下，总体把握和谋划百年新征程中国的科技创新方略，与时俱进地为人类未来生存发展贡献更合理、更深邃、更睿智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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