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探文明起源
——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侧记
11月12日下午，一场聚焦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盛宴——“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襄汾县举办。来自全国众多考古、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索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临汾遗存丰富、包罗万象，全市现有博物馆25座，国家、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0处，其中，陶寺龙盘、侯马盟书、《赵城金藏》等珍贵遗存声名远播；丁村遗址、晋国遗址、天马遗址等文化遗产独树一帜。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从1958年发现至今，先后发掘墓葬1300余座，出土文物5500余件，这些珍贵文物揭示着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
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
专家们围绕陶寺文化各抒己见
为探究陶寺文化
贡献了多元视角与深刻洞见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陶寺遗址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包括宫城及其城门址、宫殿基址、墓葬群等，并分析了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结构、文化信仰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这些珍贵发现为我们开启了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大门，其意义不可估量。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壮阔进程中，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拼图。身为山西本地的考古工作者，我们既为拥有这样的瑰宝而倍感骄傲，也深知守护与研究它的使命艰巨。”郑媛说，“接下来，我们山西考古团队也将以大遗址为依托，以科研为先导，助力公众深刻认识陶寺遗址的学术价值，并通过遗址公园内的考古博物馆及多样化展示手段，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生动地展现给社会大众。这不仅是学术使命，更是我们考古人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希望通过更深入的考古工作去更好地研究、阐释陶寺遗址本身，借助阐释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山西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主根脉在山西区域当时的发展状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说：“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在今年4月成功通过国家文物局的严格评审，这无疑是陶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当下博物馆的开放，仅仅是这座宏伟遗址公园建设征程的精彩序章。展望未来，遗址公园内还精心筹备了大量涵盖保护展示、活化利用以及公众传播等多元领域的项目。可以预见，在未来三年的短期规划以及五至六年的中期蓝图中，遗址公园将迎来集中建设的热潮，我们满怀信心与期待，力求以更高效的速度、更卓越的品质将陶寺文化的魅力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传递给广大公众。”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田伟随后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我选取陶寺文化中的玉器、陶器、铜器等精美文物作为研究切入点，深入探寻它们与周边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流与互动脉络。通过细致入微地研究分析，深刻揭示了陶寺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格局中所发挥的枢纽性关键作用，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串联起周边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融合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提出独特见解：“陶寺文化展现出一种极具特色的广泛采借现象，且这种采借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富有建设性的深度融合。在采借进程中，巧妙地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将外来元素有机编织进自身宏大且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关键文化架构之中，从而塑造出陶寺文化独树一帜的文化风貌与深远影响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也发表了自己的感悟：“目睹陶寺遗址历经漫长岁月的发掘后，如今成功构建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建设了现场博物馆，作为考古领域的一员，内心满是喜悦与欣慰。这一系列成果标志着我们多年考古心血的结晶和陶寺遗址的深厚价值终于能够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更多人领略到其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小三表示：“陶寺遗址在众多考古遗址中地位特殊且无可替代，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使其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焦点。山西大学有幸参与到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遗址相关工作中，这对于我们考古专业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都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为我们深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践平台与学术资源。”
专家们的演讲精彩纷呈，各有侧重，但一致认为：陶寺遗址的考古丰硕成果，如一座文化宝库，不仅彰显了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更为考古人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线索与研究依据。
接下来，他们将会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深入探索，通过严谨的考古工作深入解读陶寺遗址本身，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借助对陶寺遗址文化内涵的阐释与传播，让广大民众深刻领悟山西在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进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与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清晰地感知中华文明主根脉在山西这片古老土地上曾经孕育、发展、繁荣的壮丽历程与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