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从云南走向周边:云南道教的国际化实践

百科   2024-08-21 09:47   广东  

萧霁虹 中国道教协会 2024年08月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向海外传播千年有余。中国云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道教向东南亚传播的重要节点。本文拟通过考察云南与东南亚道教文献的流布、云南与东南亚道教文化的交流与互鉴,阐释云南道教的发展及走向越南、老挝、缅甸的道教,探讨中越、中老、中缅的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的意涵及其对构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道教从中国云南走向周边国家史略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末年。云南与四川毗邻,基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和“教随人动”的客观实际,道教早在创立之初便传入云南。道教广布云南各地,除汉族之外,还有瑶族、白族、壮族、纳西族、彝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信仰道教,并对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云南道教派别主要为正一派和全真派。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形成了独具地域性和民族性、国际性的区域道教文化特色。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边境线长4060公里,占中国陆地边境线的18%,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是全国沿边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在边境互市、过耕、通婚、节庆过程中,边民们的地方社会文化互通有无,其特有的宗教信仰样态逐步形成。此外,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因各种原因移居海外,亦带走了家乡的信仰与仪式,以此来维系其与祖居地的亲缘关系与精神感应,寄托对故土的相思与眷恋。在到达一地定居后,他们集资修建家乡式宫庙,举行宗教仪式以禳灾祈福,传统宗教文化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群体中开始传承及衍化。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云南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希望云南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有助于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云南25个边境县分布图

  云南道教的发展及其与越南、老挝、缅甸的宗教交流,是中越、中老、中缅的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涵。而研究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道教文献的传入、流布情况,对其接收、受纳和融合过程进行深入挖掘,则是揭示这一意涵的关键路径。

  云南道教与东南亚国家道教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关注并有著述。东汉末年,道教就随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士人和当地任职官员传入越南及东南亚。1道教自创教之地巴蜀向南,西线经雅安、凉山、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瑞丽进入缅甸,中线经乐山、宜宾、昭通、威宁、曲靖、昆明、玉溪、普洱、勐腊进入老挝,东线自昆明经建水、蒙自、河口或自昆明经丘北、文山、麻栗坡进入越南,以云南境内的腾冲、瑞丽、勐腊、河口、麻栗坡等地为关键中转地。再向南至中南半岛东岸的越南,其北部首都河内为中心的红河三角洲、中部旧都顺化与砚港等地区历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以“北属时期”为最。因此,汉末创教不久的道教便已经由多重路径南传入越南,与其本土原始鬼神信仰开始融合2。传播“王乔、赤松八仙之箓,《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越南人乐于接受长生信仰和神仙之术,以求长生不死。至今有道教正一派的金箓、黄箓斋仪法事留存。3

  唐宋时期,道教再从云南流入东南亚,这与南诏、大理政权的统治疆域曾覆盖今东南亚部分国家有关。据《新唐书·南蛮传上》载,唐咸通年间(860~874)南诏的统治区域为:


  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西南骠(今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地区一带),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东北连接地带)。


  由于南诏、大理国政权的统治疆域覆盖了今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地区,民众间的交往使云南在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西南门户和桥梁的作用。4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派遣南京朝天宫道士到越南祭祀伞山(越南北部圣山)沪水(今红河)之神,这是越南山川祭祀的主要场所,也是越南道教投简沉璧之地。5明代高道刘渊然在云南创立长春派,“弟子遍及全省,并北传至黔桂,西沿迤西大道传至保山、凤庆、腾冲出缅甸,南传至玉溪、通海、河口出越南”6。道教经云南传入东南亚地区,至今仍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聚居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越南河内保存至今的道观有供奉真武的真武观,供奉文昌、关帝、吕祖等神仙的玉山祠;胡志明市有200座华人的寺庙。7这些已显现出与越南文化不断融合的迹象。18世纪,滇籍华侨华人移民缅甸后,华人庙宇随华侨华人聚落分布在缅北、仰光等地。8缅甸至今有道坛或庙观7座、道士2700名。9另外,自云南迁至老挝琅勃拉邦、万象等省的3万瑶族,仍保持着度戒等道教仪式。10迁至越南中北部23个省的62万余瑶族,迁至缅甸金三角地区的1万多瑶族,与中国的瑶族一样信仰道教。11史籍记载和保存至今的寺观、仪式活动和道教文献都不失为道教从云南走向周边的有力证明。

从道教文献看中国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道教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云南传入越南、老挝、缅甸的道教文书与道教历史还欠缺脉络完整清晰的学术梳理,但在从中国云南到越南、老挝、缅甸搜集与整理道教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不少道教文献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从中国云南传入越南、老挝、缅甸,再传到东南亚乃至欧美国家。可以说,中越老缅道教文献在其作者、抄写者、流通者、使用者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海外道教开始建构起自身的传承谱系,道教作为“宗教”的内涵和外延逐渐丰盈起来。

  对于越南境内的道教文献研究,主要聚焦于汉喃文献和瑶族道经。早在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禅林、道箓、金刚、玉枢”12等汉籍传到越南等周边国家,至今有《神霄玉格攻文》《神霄天坛玉格》《玉枢经》等在仪式中使用。汉喃文献有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喃遗产目录》《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13作过编目整理,其中“道教与俗信”部分记载,道经汉文书24部,喃文书6部;降笔文汉文书45部,喃文书69部;神敕汉文书26部;其他汉文书97部,喃文书25部。可见越南、缅甸、老挝应有大量道教信仰的华侨华人和瑶族、壮族等跨境民族中流传着道教、民间宗教文献,亟需学者进行搜集与整理。

  以明代传入越南的《玉枢经》为例,其全称《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是宋元新符箓道教中神霄派奉行的道经。该经崇拜道教最高雷神“雷声普化天尊”,认为“雷声普化天尊”是总司五雷,普化群生,赏善罚恶之神。若人遇三灾九厄,诵念《玉枢》,默念雷神名号,即可有诸神前来为人消灾解厄,禳灾降福。如云南省绿春县蓝靛瑶民间抄本《玉枢大部》14便为蓝靛瑶族民间举行祭祀法事时请神、还愿、敬祖时道公所念诵的道书。经文列举祭祀的各神名,有上官鬼火孔子先生、混元天地水三官大帝等数十位道教、民族祖先等神贤,请其列坛祭祀。而蓝靛瑶民间谢雷科中,主持法事的师公则需念诵《玉枢宝经》,同时以“神水”解秽除厄,为亡人赦免前罪,令其安宁。而在诸多传入越南的汉籍中,天文、地理、历法、道箓和玉枢等都与道教相关15。可知中越瑶族使用的《玉枢经》很可能是神霄派《玉枢经》的“瑶传版本”,它们经云南传入越南,并在中越跨境地区的禳灾解厄仪式实践中非常流行。

  相对来说,对越南、老挝、缅甸瑶族道教文献,尤其是从中国云南传到越南、老挝、缅甸,再流入欧美图书馆的瑶族道教文献的研究成果较多。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白鸟芳郎等学者已开始实地搜集和研究瑶族文献。近20年来,欧美图书馆中收藏的瑶族道经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如慕尼黑大学与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在1999年合作出版了《众神的信使:中国南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瑶族宗教抄本》一书,2004年出版了《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瑶族抄本提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瑶族文献16、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17,越南、老挝、缅甸瑶族宗教文献与云南瑶族宗教文献的密切关系18,均有学者揭示瑶族宗教文献的类型与内容。

  瑶族作为信仰道教的跨境民族,瑶族道书从一个角度体现了云南道教的地域特色,是云南道教跨境性的最佳佐证。也可以说,当我们真正以海外道教以及“道教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待《道藏》文献、云南各地区民间道书、云南各跨境民族道书及越老缅等东南亚国家本土化道书的异同,才能从道教文献中看到中越老缅道教文化的交流、互动与互鉴,不仅是历代中越老缅道教文化交流格局,更是当代中越老缅道教自身建设及现代转型,以及中越、中老、中缅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连点成线乃至成面,以此完成已断裂传统的续接甚至重构,贯彻国际发展理念以适应新时代要求,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云南道教对外交流的当代实践

  云南道教界秉持“走出去、请进来”的理念,注重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交流,促进我国与南亚、东南亚有道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积极维护睦邻绥边、区域和平。来自美国、瑞士、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越南、缅甸等世界各国的参访团,先后到昆明龙泉观、真庆观、万寿宫,大理巍宝山,腾冲云峰山等地交流访问。云南道教界承担起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历史重任,参与国际道教论坛、宗教文明对话等活动。2016年,云南省道教协会与政界、学界共同举办“首届中国云南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道法自然 德化天下”为主题,来自法国、德国、美国、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知名高校、科研院所、道教组织的160余位专家学者、道教界人士,共同研讨弘扬道教和平共荣、重道贵生精神,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道教界、学术界交流,增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往来和互动合作。

越南道教文化古籍研究保存中心负责人、越南岱族民间法派第十七代道公

  近年来,云南学界、道教界与周边国家道教文化传承保护者不断加强交流合作。如越南道教文化古籍研究保存中心负责人、越南岱族民间法派第十七代道公,致力于整理越南北部传统道公家传道教文献和族谱,申请非遗保护。这与我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越老缅道教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21BZJ011)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增进云南道教界、学界与海外道教界、学界交流交往的良好契机。

  (作者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云南省宗教学会会长,云南省委统战部宗教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3年第6期。)


注:

1.孙亦平:《东亚道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1页;(越南)阮国俊、陈英桃:《越南道教研究的几个问题》,见廖东明:《道法自然 德化天下——中国云南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2.宇汝松:《北属时期道教南传越南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2期。

3.孙亦平:《论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交流——以道教南传越南为例》,见廖东明:《道法自然 德化天下——中国云南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4.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

5.王卡:《越南访道研究报告》,《中国道教》,1998年第2、3期。

6.萧霁虹:《刘渊然与云南道教》,《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7.宇汝松:《道教南传越南研究》,齐鲁书社,2017年,第105页。

8.(缅)许元镖:《八莫关帝庙史迹》,《庆福宜百周年庆典特刊》(乙篇),集美印务公司1961年版。

9.陈耀庭:《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10.袁同凯、陈石:《老挝Lanten人的宗教信仰与仪式》,《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2期。

11.黄贵权:《本土民族学视野中的靛村瑶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2.(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之六“南蛮·安南”,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页。

13.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12月。

14.原系云南省绿春县归弄村盘玄靖抄本,现藏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15.孙亦平:《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6.何红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39页。

17.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文献》,2012年第4期。

18.萧霁虹:《云南与东南亚的瑶族宗教文书》,《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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