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6年，秦国的张仪、司马错、都尉墨带兵，从石牛道进军，先灭掉蜀国，一鼓作气又顺道灭了巴国，在两地分设蜀郡与巴郡。张仪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创立了“连横说”；而对于成都来说，他最大的功绩则是与第一代蜀郡守张若一道，筹划组织了第一座成都城的修筑。成都城始筑于公元前311年，也被认为是成都城市史之始。然而“成都”之名最早何时出现？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的“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上，首次同台展出的三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器，为成都的得名时间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这三件青铜器分别为最早发现“成都”铭文，出土于四川雅安的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唯一一件出土于成都地区的“成都”铭文矛；以及出土于四川青川的“九年吕不韦”铭文戈，其正面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蜀东工”。
三件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器齐聚一个展柜。它们不仅为研究巴蜀青铜兵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后人追溯成都城市称谓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三件兵器都出土于四川省的不同地点，说明当时成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和地名，被广泛使用和认可；这三件器物都与军事、政治相关，反映了当时成都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见证了成都在先秦时代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这三件兵器都是珍贵的文物，经过2000多年的沧桑，仍然保存完好，铭文清晰可辨，它们是成都2000多年来城名不改的有力实证。
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将成都得名前推200年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了“成都”矛，它长21.9厘米、宽3.1厘米，銎径2.8厘米，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时代为战国晚期，弓形双耳间骹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其一面为虎的头顶和前躯，另一面为虎头的下颚。虎首前端的骹面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此矛因铸“成都”二字，故称“成都矛”。这一青铜矛出土时，曾轰动一时。
在这支矛被发现前，关于“成都”城市称谓的最早由来是西汉，在战国墓里发现了“成都矛”，说明当时已经有关于“成都”的说法了，将成都历史向前推了200年。而虎头纹的青铜矛，则在向世人展示着古巴蜀人的“尚武”精神。
战国青铜矛，是战国时期一种常规长兵器，在青铜矛的正反两面、中部和骹部，有多处小片的规则花纹。战国至秦汉时期，荥经曾是“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边关重镇，是西南地区与中亚、西亚物资交流的商品贸易集散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荥经不仅是中央政权控制西南夷的桥头堡，还是防御西南夷的军事要塞。考古人员推测，这把“成都矛”应是在成都生产加工，后运到荥经供军队使用。
出土于成都的“成都”铭文矛，完善和补充了“成都造”的历史
时间来到2016年12月23日，在蒲江飞虎村盐井沟船棺墓群，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蒲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考古人员在M32号墓挖出一柄附着淤泥的青铜矛。随着出土文物清理保护工作的展开，矛身中部被掩埋在淤泥中的“成都”二篆书刻字赫然显现。
这件矛的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刃，柳叶形刺身，圆弧形脊，弓形双耳间骹面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手心纹。虎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成都”二字，手心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公”字。此件矛与荥经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形制相似，在成都属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再次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并被当地人广泛运用，也见证了那时成都制造业的欣欣向荣。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都蒲江就不断发掘出战国船棺。直至2006年12月，出土的战国船棺已达10具，其中有9具就出现在盐井沟。而蒲江“成都矛”出土的墓葬位处交通要道，富有战略资源，考古专家推测，结合此前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盐井丰富的情况，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管理盐业的官员。
蒲江县飞虎村墓地为战国晚期至秦的大型船棺葬墓地，墓地经过严格规划，应为家族或聚落公共墓地，墓地在文化因素上以巴蜀文化为主，含有较浓厚的楚文化和秦文化元素。而当时，在该墓葬中随着“成都矛”一同出土的，还有各种珍贵器物，以及形态和颜色皆保存较好的10竹篓粮食和种子。墓中发掘出的木梳、木几案、两件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铜矛柲杆等漆木质及竹质器、草编器保存也十分完整，皆为考古新发现。精致华美的蜻蜓眼玻璃珠与两枚巴蜀印章出土于墓主人腰部附近，足见其尊贵地位。出土的11枚刻有神秘图案符号的“巴蜀印章”，为解密“巴蜀文字”提供了研究实物。
蒲江“成都矛”的发现，打破了“成都矛”全国仅一件的纪录。作为冶金考古方面的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李映福认为，“成都矛”对于研究古蜀历史文明有着重要意义。“成都矛的出土和展出，向人们阐释了‘成都’城市名称的来历，为人们了解成都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大的实证材料。”
对于两件成都矛的制造和使用历史，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表示：“青铜矛上的‘成都’二字是矛铸造好之后刻上去的，可以确定的是，成都是两把矛的置用地，而通过矛上鲜明的巴蜀符号和造型可以推测，它们有极大可能性就是在成都制造的。”
据历史文献记载，战国时期，许多能工巧匠迁入蜀地，成都一时成为重要制造中心。左志强表示，尽管成都市内之前也曾发现过刻有“成都”铭文的铜戈、漆器等，但“成都”铭文青铜矛的出土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蒲江“成都矛”完善和补充了“成都造”的历史。
秦灭巴蜀后，将蜀国改为其治下的蜀郡。秦昭王时期，大约公元前250年左右，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正是他主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勤劳百姓，用自己的汗水和创意，在此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为成都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繁荣美丽的时期——汉代的“列备五都”，唐朝的“扬一益二”……历年来各类“成都造”文物的出土，则让我们对古代成都的繁荣印象更为直观：不仅兵器上刻有“成都”，还有不少生活器具、工艺品上也发现过“成都”的字样。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上就有“成都”二字。1936年，云南昭通石门坎汉墓出土的三件铁锸，也铸有“蜀郡”篆文。1954年，云南鲁甸一汉墓封土发现一件铁锸，其上有“蜀郡”“成都”铭文等。
“九年吕不韦”铭文戈，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
1987年，在四川广元青川县白水区（现沙洲镇），一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件颇似镰刀的物件，后被文物专家认定为战国晚期，公元前238年的青铜戈。
该青铜戈全长26.5厘米，援长16.8厘米，宽3.6厘米，胡长15厘米，阑长16.3厘米，内长10厘米，宽3.3厘米。援中部有凸棱，阑侧四穿，内一穿，援、胡、内有斜刃。内部两面均有铭文，共23字。正面刻铭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为“蜀东工”。短短一行字，透露出丰富重要的信息：这件铜戈是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由“相邦”吕不韦监造。相邦即相国，比丞相职务更高。根据秦国规定，丞相负责全国政务，铸造兵器自然由他监督，因此要刻上其名。通过铭文，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善、严格的秦国军事系统缩影。
据史料记载，也是在秦王政九年，与吕不韦关系密切的嫪毐作乱，秦王政对嫪毐处以极刑，并罢免吕不韦。这种“吕不韦戈”，迄今在国内仅发现4件，而广元青川的这件，极可能是吕不韦在世时监制的最后一批铜戈，因此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铜戈铭文的记录符合秦兵器铭文的格式：某年、相邦某、工师某、丞某、工某，可认定为国都所造。国都所制造的兵器上款识多在中央官吏监造后，直接刻上工师某、丞某、工某等，地方官作坊制造的兵器上款识多在纪年后刻地方官吏（郡守）监造。而“九年相邦吕不韦戈”上既有中央官吏监造，又有地方官吏蜀守的铭文，这充分说明了铜戈的重要性，凸显了成都的历史地位。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上铭刻“成都”二字，说明“成都”一名至迟在公元前238年已经存在，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它以实物的形式证明文献记载真实可靠，这对成都得名的由来，对成都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在青川发现，说明秦并巴蜀以后，秦国开始了对“天下粮仓”蜀地的经略，进一步巩固了秦国在秦楚之争中获得的战略地位，使秦国日益富强，才终于有了天下归一的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