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人物画
作者东君说：在中国古代，除了志怪小说，还有一种志人小说。这一脉小说对后世的影响至深且巨，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部要算《世说新语》。后来尽管也出现过一些仿《世说新语》叙写故实、杂录琐言的书，但都不如前者耐读。为什么？因为《世说新语》除了记事，还特别注重文字之美，三言两语，就透出一种玄远、优雅、诙谐的晋人气韵。晋以后，不少笔记文都或多或少受过《世说新语》的影响，写得好的，人们大都会以《世说新语》作标准，评定甲乙。有人说我的《面孔》中有一部分使用了“《世说新语》的笔法”，我是承认的。
国外也有一些书在写法上是近于《世说新语》的。比如契诃夫的《手记》、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与《事件》、塔瓦雷斯的《四先生》等。其中，契诃夫的《手记》最接近于《世说新语》。据我所知，《世说新语》传到西方，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契诃夫应当没看过这部书，但无论从篇幅或文字来看，二者都不无暗合之处。这就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的一句话：“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然而，周公与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据说契诃夫曾声称自己“很想写出容纳在自己手掌上的漂亮的小说”，这句话后来被日本作家引用，于是就有了“掌小说”这种称法。川端康成堪称“掌小说”的集大成者。有人统计，他一生写了一百二十七篇掌小说，收入掌小说集子里的小说，长则四千余字，短则数百字。国外称之为超短篇小说，国内则多称之为微型小说或小小说。短至盈盈一掌，就等同于诗了。事实上，川端康成是把它当作诗来写的。这是对放情长言的刻意收束，也是假小说之名传达诗之情味。
这些年，我在小说创作之余，写了一些碎片式的叙事文字，长则数百字，短则数十字，比起掌小说来更短，大概只能算“拇指”小说了。这些短章，都是写人，像人物速写，寥寥几笔，不求完成度有多高，言语有中，风神能见，就足够了。我把这些碎片，跟百衲衣似的缀成一篇，冠以《面孔》这个题目；里面的文字也约略作了排布，求的是文气贯通。有人问我，这算是小说还是散文，我无以回答。它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更不像诗，但又兼有上述几种文体的某些特征。在古代，这些文字应该算是笔记文吧。如前所述，《面孔》源自《世说新语》这一脉传统，我就是想用这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方式记录种种世相。一段文字，常常是由一个词、一个意象或一句话生发开来的。记事之外，我也下了点功夫寻求一种内在的气韵。
面 孔
文｜东君
老街的一位老牙医虽然技艺平平，但这条街上的人都认他，因为他脸上总是堆着笑意，好像拔牙是一件十分舒坦的事。老牙医给人拔牙的时候，喜欢聊些家长里短。躺在椅子上的人还想说些什么时，一枚带着血丝的烂牙已哐啷一声丢进盘子里了。拔了？那人问。拔了。老牙医露齿一笑。而那人的嘴角也便掠过一丝近乎甜蜜的战栗。有一回，老牙医不知怎么回事，思想跑马，竟把一位街坊邻居的好牙拔掉了，对方虽然懊恼至极，但终究还是没有跟他闹事。那人说，你的态度那么温和，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发脾气了。是的，是的，老牙医依旧赔着笑脸说，下次你来了，我给你种一颗好牙。
虞铁匠是个急性子，虞铁匠的父亲也是个急性子，虞铁匠的祖父当然也是个急性子。据说，虞铁匠的祖父曾任北伐军第七军第十三团某营营长（补任）。某回行军途中，天降大雨，虞铁匠的祖父命令全营士兵停止前行，当晚就在山间一座土庙中驻扎下来。时在夏日，天气湿热，庙里的蚊子臭虫到处飞蹿，见人就咬，士兵们都不堪其扰。因为怕暴露行踪，他们都不敢点燃松明，只是默默忍受着。半夜，虞铁匠的祖父突然打开手电筒，大喝一声“站住”，一只被灯光罩着的长脚蚊果然就贴住板壁不动了。虞铁匠的祖父随即从腰间拔出枪来，对着蚊子，叩动了扳机。后来？虞铁匠说，他的祖父自知脾气火爆，就赶紧向众人撒谎说，他方才在黑暗中透过板壁的缝隙窥见有人影晃动，以为是敌人来偷袭，所以打响了这一枪。
他有钱，却没有朋友。他常常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近处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至于远方的朋友，天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以勤俭致富，但有时给人一种近乎吝啬的感觉。请朋友下馆子吃饭，他常常自带酒水茶点，有时也兼带一些从菜场买来的熟食。他是东瓯城里最早骑上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人，但几十年来，他认为自己一直被一辆自行车的把手所左右，至今仍然握不住汽车的圆盘。他很少出门旅行，为旅行而旅行，对他来说是一件徒劳无益之事。某回，他携某小姐外出旅行，也只是坐在出租车上沿着湖堤兜了一圈。隔着玻璃看风景，把每个景点一一看遍，就仿佛买了一本书，即便不好看，也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他经营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店铺设在驷马街，仓库却设在家里。有些亲朋好友到他家中买东西，他不卖。他总是这样对人说，你要买的话就劳你跑一趟，去我店里买。他的意思是明摆着的：去店里，是按市价算；在家中做买卖，掺和了人情，卖不起价。
新婚之夜，来自上海的新娘与家住绥芬河市的新郎交换童年时期的相册，坐在灯下翻看。新郎翻到了一张略显模糊的老照片：一个表演猴戏的艺人正一手执棒，一手搭凉棚，作腾云驾雾状。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站在一旁，咧着嘴笑，露出了一口豁牙。毫无疑问，新娘小时候就是这副模样。奇怪的是，新郎从旁边一圈围观的人群中竟然还找到了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仔细辨认，那人果真是自己。也就是说，新郎在十几年前就曾与新娘在同一条街上相遇。这条街既不在绥芬河，也不在上海，而是在浙南某座县城。新郎赶紧打开自己那本相册，除了跟演猴戏的艺人合影的人物换成了自己，围观的人群与街道的背景居然跟新娘那本相册没有多大区别。更让他吃惊的是，其中一个围观者居然就是现在的新娘。
有位富商想买断一家国有矿灯厂，但手头这一大笔钱是他毕生积蓄，投下去之后若是血本无归，他就只能回老家种地去了。他征求过很多业内人士的意见，有人说可以投，有人说不可投。回家后，他看见笼子里的金丝雀，就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然后就让它发声示意：如果可行，就叫两声；如果不可行，就叫三声。结果，金丝雀十分利落地叫了两声。他当即决定，买下那家矿灯厂。一年后，他接单不断，手头的资产一下子翻了十来倍。自此，他把那只金丝雀奉为神鸟，每日一啄一饮，都由他本人亲自侍奉。再过两年，他又想并购另一家更大的国有电器厂，兹事体大，不能不慎重以待。于是又问金丝雀。这只神鸟又跟上回一样，十分利落地叫了两声。他心中大喜，第二天就把名下所有资产抵押给银行，贷款并购那家电器厂。不承想，半年后就遇到了世界金融危机，所有出口电器均受重创。他的公司苦苦支撑了一年，最后不得不停止生产。在宣布破产之前，他亲手扼断了那只金丝雀的脖子。
服装行业的人都说，老蔡这人面呈福相。他通常穿一身唐装，衣冠如古。坐在那里显得像佛陀一样安静，让人觉着，老蔡其实很适合坐在纪念馆的铜像中间，手执经卷，目光肃然。老蔡是本城最早一家西服生产厂家的创办者。他做西服，自己却从未穿过西服、打过领带。有人问他原因，老蔡的回答是：打棺材的人不一定非要给自己量身定做一副棺材。这个比喻略带尖刻、酸涩，也隐含着自嘲的成分。老蔡做西服见好就收，晚年乐得自在。唯一遗憾的地方是晚年丧偶，独自一人住富豪云集的别墅区。那里的人各管各的，老死不相往来。只有猫狗之类的宠物出来的时候，人们才会跟着出来晒晒太阳、散散步。狗与狗之间玩到一块之后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认识。老蔡常常对人说起自己最宠爱的幼女，老蔡说他的幼女最是乖巧了，小时候曾对父母说，我长大了，爸爸妈妈就会变老了；我不长大，爸爸妈妈就不会变老了。老蔡用孩子的口吻学完这句话后就哈哈大笑着说，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变老的原因好像是因为她要长大。老蔡有五个儿女。当初老蔡有钱，把他们一个个都送到国外留学，他们的翅膀长硬了，却没有飞回家，而是各奔东西——这里“东”是东半球，“西”是西半球。老蔡临老了有些后悔，他说，我当初若是穷光蛋，儿女们也就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在我身边老老实实待着。那年岁末，保姆回家过年，老蔡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临终时竟没有一个儿女待在他身边。与老蔡相伴的那条狗也在主人去世后活活饿死。有人在蔡公传略上这样写道：蔡公德配李氏儒人，生三子，长柏智，留学美国耶鲁大学，任纽约某保险公司部门经理；次柏慧，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担任东京某医院主任医生；季柏敏，留学法国，现为巴黎某画院院长。生二女，曰听琴，曰诗棋，皆适海外望族。
如果有人问，东瓯城里最精明的人是谁？很多东瓯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王大满。他们说，别人都是生意人，唯独王大满是生意鬼。在东瓯人的方言中，“鬼”甚至比“精”还要厉害。王大满不识字，但书本外的事他都晓得。王大满是从一车苹果开始发家的。有一名水果商拉来了一车苹果，怎么也卖不动。王大满用最低的价钱把一车苹果都买了下来。当天下午，王大满就挂出了一块粉牌。上面写道：昔日宫廷贡品，今日充当药膳。下面又是一行细字：美国、德国、荷兰科学家发现：该苹果富含锌、镁元素，小孩子早晚吃一个可以增长记忆力，促进发育；妇女每天吃一个可以代谢热量，有助减肥；该苹果富含糖，还有锂等元素，有效镇静的作用高于安眠药，且无副作用；该苹果富含有机酸与果酸质，可以取代牙膏杀死口腔病菌；该苹果富含果胶，可以治便秘与轻度腹泻，尤其适用于胃病患者……很多人看了这块粉牌，听了王大满的讲解，皆纷纷抢购。有人说，世界上第一位成功推销苹果的，是伊甸园里那条怂恿亚当、夏娃违背上帝旨意的蛇，此外就是这位王大满先生了。明明是一双布鞋，王大满却能卖出一双皮鞋的价钱来。在东瓯城里，谁都晓得王大满王老板的精明。他唯一干过的一件傻事是：有一天，他一边琢磨着一个问题，一边走进一家鞋店，抬起一只脚问鞋店老板，我左脚的鞋子都豁开一个口子了，是不是需要换上一只新的？
H先生看不惯晚辈的做法时，他不会面露愠色，或是当场说几句让人难堪的话。H先生会在冷静下来之后，挑一个适当的时间，约上晚辈二三，在一个氛围不错的小酒馆，喝上几杯，席间顺便把自己的看法十分微妙而得体地传递给对方。若是言谈微中，他便以酒杯轻轻碰一下对方的酒杯，彼此间的一切误解与嫌憎似乎都在那一记叮咚声里消除了。酒止微醺，话也是见好就收，H先生给每个晚辈都递上了满意的微笑——H先生的脾气好得让自己都觉得无可挑剔——并且很愉快地买了单。那时候，即便是阴雨天，他也会说，今天天气真不错。
他的履历上写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九二二年出生，一九三九年以志愿学生兵的身份登上抗日名将郑洞国所部——第五军荣誉第一师的军车来到衡阳，参加短期的战地医疗救护培训与军医速成班集训之后，在一九三九年年末至一九四二年年初，身经昆仑关战役和第二、三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二年春，他随远征军来到缅甸，给中缅印一带辗转作战的士兵带去了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盘尼西林，其间还曾越过野人山抢救众多伤病员；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故里，办起了一家康民医院……康民康民，人们后来索性就称他为姚康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真实名字倒是渐渐被人遗忘了。有一天，姚康民跟记者自述身世时说，他的祖父是“姚春和”老板，父亲叫姚涤尘，是虹桥鼎和酱园账房先生兼诗人；母亲叫周思源，是乐清城里的名士周介庵的爱女，在本镇女校当老师。他接着补充说，我不叫姚康民，我的原名叫显瑞，字文详。但记者后来在报道中依然称他为：抗战军医姚康民。
人们都说老方是一个很方正的人。他说方正的话，写方正的字，画斗方花鸟画。一句话，老方是方的。有一回，老方遵朋友之嘱，画了一只白鹭，因为那天心绪不宁，不小心把羽毛画得有点杂乱，心中不免暗自叫苦。邻居老鲍见了就说，你画的白鹭一定是当风立着。老方问，何以见得？老鲍说，羽毛有点乱。老方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于是就在题款处写下四字：白鹭当风。这幅原本显露败笔的画，用篆书笔法补了款，反倒一下子活了。老方把画挂在墙上，退到一米远的地方，叉着手，对老鲍说，你能看出我的用意，见识也算有长进了。老鲍受了鼓舞，自然也得意。隔日，老鲍拿来一幅刚刚写完的字，向老方请教。老方瞥上一眼，扔在一边说，字写得潦草，不如去跳舞。
（作者：东君，系青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树巢》《浮世三记》等。2017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颁奖词称“其创作特点鲜明，从中可看到中国古代志怪、志人小说和唐传奇的流风余韵，也能看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斑驳颜色。”）
来源 / 光明日报
执行主编 / 张燕
副主编 / 跃升
责编 /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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