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斗士蒲太太谈脱险前后
爱女被冲散至今仍无下落
【本报消息】集中营“白公馆”死里逃生十六位突围中的女志士蒲太太（云阳人，廿七岁，本名郭德贤，同其夫蒲华辅于今年一月卅日在成都被捕，带着现年五岁半的女孩小波，四岁半的男孩小可，一同进入集中营。其夫蒲华辅于十月廿日遭重庆特务匪首徐远举提到重庆，同其九位志士一同公开枪杀）她已带着她的小可受尽惊险和苦难的安全脱险了。可是她的爱女小波至今还无下落，因为当时是托另一位同逃者携带，在突围紧急时，被追杀的特务匪徒冲散了。她非常想念这个无辜陪她受难可爱的孩子，昨天她到集中营去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可能是被附近的人民收养了，她说如果有人收养，她很感激，但希望能送还她，如果有人知道小波的下落，也希望能告诉她，她的地址是和平路前伪市党部脱险革命同志联络处。失散的小波是一个很逗人爱的孩子，身穿灰棉大衣和红毛线裤。
她述说她脱险前后，非常动人，尤其她那女人本能的母爱更使人感动，下面是她自我述说的脱险前后，她说：“廿七那天晚上，我看见下午那些同志分批殉难的情形，我想我是免不掉了的。我没有悲痛，我只想到两个无辜的孩子，他们该不会忍心杀掉。我把他们两个的衣服都脱掉。让他们睡了。每个坑头上放了两颗糖，写了他们两个的姓名、年龄和出生年月日和一些经过，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我想他们两个起来吃了糖看见我不在了，会自己走下楼，走到外面去被附近的居民发现了，总会收养他。我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瞧见那些杀害同志们的刽子手，已经来拿出死人的好饼干和一些吃的东西在楼下喝酒，有一个刽子手一边喝酒，一边向同帮说：
“他跟老子耍喊耍闹，老子#给他个不痛快，叫他慢慢杀死，看那个痛快些……”
这句话，他们是有意思的。现在听同志们说第一批就义的刘国鋕同志，临刑时因为朗诵诗和不断高呼，刽子手就更残忍的用刀把他慢慢刺死，有的还说把他的头都砍下来了的。现在想起刽子手们喝酒时说的这句话，可能就是谈的更残酷杀害刘国鋕的这件事。
刽子手们喝过酒走了，时间慢慢的过去，特务匪帮们在外的一些恐怖行动和声音，对我都好像失了知觉一样，我只坐在两个孩子安静睡着的身边，望着可爱的孩子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莫人照管的那种可怜的苦难，心里像刀刺一般。正在这时——是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死的时候到了，但忽然听到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叫我赶快走。他说：他们都撤退了，快走。我就马上慌忙的把小波小可穿上衣服下楼去，背上小可，小波由周居正同志代我背起，和他们十五个同志一起逃走。
那知刚逃下“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的卫兵还没有撤走。“口令”，我们答不出。接着机关枪像雨一样的扫射过来，我们就四散奔逃。我背着小可回头向上逃在最后，机枪弹就像下雨一样“##……”在我后面两尺远的石头上响。我不顾一切背着小可跑到了#上后面的石梯的那里，看见李荫枫在那里，他问我：“你受伤没有？”我摩了摩小可，又摩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脚却软得开不来步。
好几只电筒，和机枪声又跟着我们后面进来了，我和李先生只好又逃命的向山上跑。跑到半山实在跑不动了，李先生说你就在那草里去休息一下，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正在这后面电筒光又追来了，李先生也不见了，我只好躺在那草里。幸好追上来的几个特务，没有把我搜索到。过了不久听到小波叫了一声妈妈，我想答应她，但又不敢答应，我以为她叫了一声就没有再叫，是被周居正蒙着了她的嘴不让她再嚷。假如我那阵答应她可能同归于尽了。
就这样在草里躺着，听见特务们汽车匆忙的在山下急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已在发白，“渣滓洞”的##的火光正烧得满天通红。我马上赤足背着小可向歌乐山爬上去。翻过几重山，到歌乐山在一个农家去要鞋子。我说，我们家遭了土匪，那农家也真好，他马上就给我和小可每人一双。我们穿起又走，身上一个钱也没有，走到那去呢？把一支钢笔卖了五块钱，可是几块钱也到不了重庆，并且又听说重庆很紧张。我于是就向白市驿那边走去，在白市驿的一个乡下农家那住了两天解放了绕进城来。
现在住在这，（招待所）每天接待那些遇难同志家属，她们一#起就哭，我要压制着自己的悲痛去劝解她们，安慰她们，最难受了。不过现在我们总算在死里逃生的迎接到解放了，看到了天亮后的大地。
最后她压制感情，坚强的说蒲华辅（她的丈夫）死了，我不悲痛，我只可惜他没有等到天亮迎接着我们人民的世纪！
我的丈夫死去了
但新中国已成长起来
蒲太太
我今天在这里谈话，不知是哭是笑也可说是悲喜交集。十月廿八日早晨，蒲先生被匪徒枪决了，对于死他是从没有畏惧的，他常常说：“重庆早解放一天，我就会早死一天；迟解放一天，我就会迟死一天。二十年来的奋斗，也够我安慰，够我光荣，而今眼见着解放大业就快完成，我已知道了我们新的国歌，新国旗，我将从容不迫地死去。”他也叮嘱我好好珍重，把两个孩子抚养起来。好的衣服收藏在枕套里，钢笔和表做一个小袋装在身边。听了他这些话我不知淌下了多少眼泪，然而眼泪毕竟洗不尽心头的哀痛。
廿八日的早晨，蒲先生被匪徒们提出去枪决，临走时两个小孩扭住他说：“爸爸快回来呀？给我买新皮鞋回来穿……”他还叫小孩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当时情景不忍回思。直到上月廿七日获知蒋匪特要全部解决我们，我一心想救这两个孩子的小生命，生就为这两个小孩缝好了新衣，捡出两个小孩的照片，在背面写上名字、生期，放在他们身上，以便将来有人认领或义养。晚间，我先让两个小孩熟熟的睡去，恐怕他们醒来哭泣，还放几粒糖果在他们枕边，这时我只待匪徒们来提我出去了。等着等着，直到听见外面的同志呼口号，唱国歌，被枪杀。就在这最紧张，最惊险的当儿，有人来敲门，向我悄悄地说，外面守卫的兵丁已经撤走了，我们逃吧！急忙之中，我为小孩披上衣服，搀着逃走。枪声紧随着我们后面，流弹穿梭在我们周围。死里逃生，孩子也一声不响地拖着困累凌乱的脚步，在漫漫的黑夜里摸索爬行，直到次日黎明才爬完歌乐山的陡坡，得着一刻喘息的机会，但身边一个钱也没有，逼着把袋里的钢笔，以五块钱的代价就出卖了。我们再步行一整天，到白市驿的一个农家里去借住，多谢农家的维护，容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才来到重庆。我的丈夫死去了，但新中国已经成长起来。
《大公报》1949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