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少数国家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推行“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曾经热潮滚滚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回头浪。基于此，一些人宣称世界已经告别经济全球化的“黄金阶段”，甚至抛出“经济全球化已经终结”的悲观论调。面对这样的情势，人们不禁产生诸多疑惑和忧虑：经济全球化将会走向何方？有朝一日世界会不会退回到封闭分割的状态？人类未来的经济交往活动当何去何从？这不仅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前途之问，也是对人类发展进步的命运之问。
经济全球化还是时代潮流吗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和过程，认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新的生产和交往方式打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由此产生，人类历史也转变为世界历史。如果以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作为起点，经济全球化已经走过了500多年，大致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个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尽管经济全球化带给人类的不都是“糖与蜜”，也伴随着无数的“血与火”，但正如“阿里巴巴的山洞”打开财富之门那样，它极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
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面临巨大的阻力。原本是经济全球化“急先锋”的一些西方国家内顾倾向加重，开始从强调自由贸易转向强调本国利益优先，如基于本国产业、就业等方面因素推动“制造业回流”、推行“降依赖”“去风险”。还有一些人把经济全球化视为地区冲突、贫困失业、贫富分化等乱象的罪魁祸首，甚至将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经济全球化仿佛成了“潘多拉的盒子”。面对这些新情况新挑战，经济全球化还能继续向前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正所谓，“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从根本上讲，经济全球化是由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所谓规律，就是事物内在的、稳定的本质联系，不管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会发生作用。在经济活动中，各类市场主体都在寻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而这有赖于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市场范围的逐步拓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超出单一国家和地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必然要进行跨境流动，以此来寻找和实现最大的价值。同时，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条件不尽相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也有所不同，由资源输出国、商品生产国、市场消费国等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也会逐步完善。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因和底层逻辑。
历史地看，从17世纪后欧洲棉纺制品逐步成为第一个全球化商品开始，贸易国际化的程度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扩大；20世纪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和销售，大大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国际分工。今天，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资本全球化已经深深嵌入全球经济的肌体和血脉，全面融入各国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虽然全球贸易投资近两年陷入低迷，但国家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经贸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升级，如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明显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明显发展。即便是那些搞“脱钩断链”的国家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成一统，还是要在周边和盟友国家布局产业链，还是要把产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同时，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强大动能。科技进步压缩了国家间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交通和通信成本，便捷了贸易手段，提高了市场交换效率，为经济全球化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比如，蒸汽机的发明有力提高了纺织、钢铁、远洋等行业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远途运输的成本和时间，让更多更廉价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并销往更远的地方，使得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赋予新内涵。数字化平台可以把全球各地的企业联系起来，电子商务让商品定价和对比更加透明，物联网通过实时追踪物流信息提高配送效率，区块链物流解决方案能缩短过境时间并提高支付速度，在线直播、移动游戏、在线教育等新型信息服务模式都具有全球消费的特征……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世界经济深度“绑定”，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合作格局更加稳固。可以预想，只要科技创新的步伐不停止，经济全球化必然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延伸拓展。
事实胜于雄辩。世界经济的发展成就证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世界各国利益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助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等优势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解决了外汇和资本“双缺口”以及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世界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民众生活水平得以普遍提高。想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中国最终选择了到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勇敢地迈向了世界市场，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历史上瘟疫、战争、经济危机等都曾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全球化大潮最终还是冲破阻隔、浩荡向前。虽然当前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并存胶着，但总的看动力大于阻力，前进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逆全球化思潮为何抬头上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时间拐点，逆全球化主要是指这之后一些西方国家所发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变化、进行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调整。既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那这些国家为什么还要逆潮流而动、开历史倒车？这种转变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成因，既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关，也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治理体系滞后等有关；既有经济变化的原因，也有政治操弄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在给世界经济提供巨大动力和活力的同时，也确实带来和放大了一些问题。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对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入发展，一些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产业链大多数产业的高端部分，并将大量制造业向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西方国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不足、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加剧了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社会撕裂等矛盾。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全球经济“蛋糕”不易做大甚至变小，一些西方国家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经济社会方面的矛盾和压力，与难民潮、非法移民、恐怖袭击等问题交织叠加，严重冲击着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部分民众将矛头和不满指向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的沉渣泛起，构成了一些西方国家这一波逆全球化思潮的民意基础。
这些问题的产生，综合来看是由一些西方国家奉行资本至上、社会制度不公、国内治理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区动荡外溢等造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比如，有人宣称“全球自由贸易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实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劳资矛盾激化、产业政策调整不到位、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下降等的体现；导致难民潮的原因是战乱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谋求和平、推动和解；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然而，面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试图搞内病外治、转嫁矛盾，不顾经济规律硬行推动产业回流，大肆对别国挑起贸易争端，高筑贸易壁垒，加征进口商品关税，人为斩断各国企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致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滋长蔓延。
还要看到，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上升，与少数国家企图维持其优势地位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失衡有关。少数西方国家曾长期依靠经济全球化掌控全球市场和世界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呈现群体性崛起态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80%，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大有“弯道超车”之势，而部分发达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乏力疲软，陷入发展困境，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话语权严重不足，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保护，势必要求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以更好体现代表性和包容性。少数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优势地位的考虑，想继续利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攫取超额利润，于是大搞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打造新兴技术围墙和科技封锁线，滥用政治法律手段保护本国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干涉外商投资监管政策，实施所谓的“长臂管辖”，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
逆全球化政策，不仅无益于当前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还会降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破坏全球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加剧世界粮食、能源、资源等多重危机，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政治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如果任由全球经济碎片化继续，最终可能会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损失7%，大致相当于法国和德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置身于经济全球化大潮，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毫无疑问是可笑的，也是注定会失败的。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让其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尽力消解负面影响，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这才是我们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也是想真正解决问题的应有态度。
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启示人们，必须跳出以往经济全球化模式的窠臼，以一种新的理念来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鲜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指出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这正是为纠治经济全球化积弊开出的一剂良方，必将推动经济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经济全球化应当是普惠的，要妥善解决好国家间和各国内部的发展失衡问题，力求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在普遍提升世界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家之间、群体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部分民众反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我们人民：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中所说：“很少有个人、团体或者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带来的悬殊差异。”近年来，全球南北差距、复苏分化、数字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发展失衡的背后是权利、机会、规则的不公平。中国积极倡导“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新型义利观，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大家应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不是我多你少、你死我活；强调“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不是“你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经济全球化要走向未来，就必须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拒绝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偏狭之举，而要推动既充分又平衡的发展，保障各国平等发展的权利，在共同做大“蛋糕”的同时公平分好“蛋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
经济全球化应当是包容的，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携手开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模式自然不可能整齐划一、千篇一律。当前，少数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身利益为重，大搞各种名义的封闭排他、恶性竞争，形成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小圈子，动辄“使绊子”“举棒子”，人为造成全球经济相互隔离甚至隔绝，这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和对抗。中国有着“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天下一家”的文化传统，始终强调在实现本国发展“自转”的同时推动世界经济“公转”，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不断扩大各方利益汇合点。中国对各国发展成就都乐见其成并真心点赞，从不觊觎和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的机遇，而是主动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中国不仅是普惠包容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坚定的行动派。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经过10余年的发展，打造了一个个“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丰碑”，为世界经济发展、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2023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仅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就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8%，推动全球收入增加0.7%—2.9%。在马达加斯加，连接首都塔那那利佛和马哈扎扎镇的公路正式通车，当地养殖户再也不用担心运输途中鸡蛋大量破损，他们将这条路亲切地称作“鸡蛋路”；在菲律宾，中国杂交水稻商业化推广面积达22.65万公顷，惠及大量当地农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援助的先进医疗健康中心的运行，让当地多年的梦想成真……中国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彰显着中国“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责任担当。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人类历史的深刻启示，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面对逆全球化的“涡流”，中国没有选择以封闭对抗封闭，没有关上开放的大门，而是实行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开放也是改革，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的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与改革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到位了，开放能力才更强，开放空间才更大；开放扩大了，改革动力才更足，改革效果才更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相比于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特征，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扩大制度型开放，一方面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的重要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就必须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贸易强国有三大支柱，分别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在货物贸易方面，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服务贸易方面，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在数字贸易方面，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曾有人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经过高速发展之后，下一个‘中国’在什么地方？”有专业人士分析后得出结论：“如果你在寻求增长，答案非常简单。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有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决心，有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的恒心。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我们将通过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做好负面清单的“减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加法”，让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更好实现“双向奔赴”，让“投资中国”的品牌更加闪亮。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不同区域开放的基础条件和区位优势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必须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更好发挥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要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要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缘何受到各方瞩目、得到普遍欢迎？就是因为其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是推动实现全球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的康庄大道。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只要有共同发展的意愿都可以参与其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持之以恒把“一带一路”打造成造福各方、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逆全球化的回头浪，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强大的定力，坚定不移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空间，不断在惠己达人中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发展。
来源：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