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曾说：我又红了，十分害怕。其实所有人都“害怕”。
2004年初，《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售不久，新疆的大巴、出租车，司机都在循环这首歌。走在北京任何一条路上，一会儿就能听到三四回这首歌。“在广州，从开奔驰的司机到坐奔驰的老板，都在听刀郎。”几乎全国所有地方，都放着同一张专辑里的歌，词曲演唱者是刀郎。
刀郎太火了，大家都在讨论刀郎，却没见过刀郎长什么样。张艺谋将电影《十面埋伏》的首映礼，作为刀郎首次面对公众的露面平台。
因此歌手汪峰忍不住发牢骚：“刀郎的成功全是拜媒体所赐，如果没有恶炒，他根本不会有如今的虚假繁荣。无论专业、创作实力，还是作品本身，他的歌都很普通。大家这样去捧他，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歌手杨坤反问媒体记者：“他有音乐吗？你认为他那是音乐吗？”
刀郎出现在北京举办的“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的批评名单上，出席者全是音乐界名人。
有媒体以《北京音乐圈对刀郎走红很愤怒》为标题，报道了这场围剿刀郎的行动。
另一方面，喜爱刀郎的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蹲守在刀郎家和工作室的楼下，等不到人，就聚在那儿玩牌等候。
刀郎害怕了，逃回熟悉的戈壁，但粉丝组团去新疆找他，粉丝中有年过六旬的阿姨。
2004年走红后的生活状态，刀郎描述道：“好可怕。”大红大紫并不是他的梦想。
当年他叫罗林，和廖健组成手术刀乐队，希望像罗大佑那样解剖社会，但他们的演出，一晚上才挣20元。1991年一个夏夜，两人各奔东西。妻子也不辞而别：“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罗林前往文青圣地海南，组建乐队“地球之子”。乐队跑夜场，这回他一个月能赚八九千、一万多了，但他却不喜欢夜场。“夜场只是消遣，没有表达”，他再次与乐队不欢而散。
罗林转头选择了月薪一千多的苦力工作。他解释，这样做是“为了理想。我不能用音乐养活自己，应该挣钱来养活音乐。”
他以苦力劳作养活音乐梦想，结果一家六口只能挤在乱糟糟的10平米房子里。他流着眼泪走向工作室，他终于开悟了：“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为了所谓的理想，把所有家人的幸福都牺牲掉。”
他不再自恃艺术家，不再拒绝商业化，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2003年，罗林取艺名刀郎，在新疆发布翻唱专辑《西域情歌》，歌曲自乌鲁木齐传播开来。
从此后，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一首接一首的歌曲在大街小巷传唱。
刀郎火了，是那种炙热的火，给他带了无穷无尽的烦恼。罗林的梦想很单纯：只要有一座宽敞的房子，和太太、两个孩子在一起，能吃饱饭就可以；努力做个二三线歌手，很安全，可以做想做的事，不用抵挡各种非议。
“我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件好事，但我真的不希望我这个人被大家都知道。”
每天扑面而来的质疑、批评，汹涌澎湃；最引以为傲的音乐理想，被高高在上的音乐高人们彻底拆掉、瓦解，他不知所措。
2006年他选择从公众视野里消失、藏了起来，他要重建被完全摧毁的音乐理想。
好在港台歌手青睐他，给了他信心。
谭咏麟将《2002年的第一场雪》翻唱为粤语版的《讲不出的告别》；刘德华向刀郎约歌，直言简单直接的旋律更适合自己；李宗盛作为音乐总监，负责了刀郎的第二张专辑；罗大佑说，“我听刀郎！他可以把唱歌，唱得像讲话一样，但是旋律还在……”
直到2023年7月19日，《罗刹海市》“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响起，不需宣发的榜单第一，刀郎又“回来”了。
“刀郎的价值，就在于他是过去20年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个异数。他一直走在野路上，却让乐坛为之震动，又不得不服气。”
刀郎没有审美，只有市场？音乐风云榜2010年评选乐坛10年十大影响力歌手，那英是评委会主席，在评选时她对刀郎入选存有异议：“要说销量呢，我又闭嘴了，确实我们谁也没卖过他，但是我们不能光看销量。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那英与刀郎之间的“矛盾”，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行业发展的深层矛盾：世纪初两种音乐生产方式之间的抵牾。那英是标准的唱片艺人，她的音乐作品，代表整个行业的制作水平。从创作、器乐编曲、声乐演唱，到宣传、发行和艺人包装，公司的理念，均凌驾于艺人之上。这保证了出品音乐的制作质量。
这是唱片行业之于歌手的绝对重要性。当年周杰伦离开阿尔法公司之后，他的专辑质量直线滑坡，也是“周董”自立门户之后，专辑没有庞大团队把关的结果。
但媒介的变革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唱片业不再一枝独秀。网络音乐的出现，让歌曲的音乐性让位于功能性。歌曲的思想性、艺术性、风格品位，都不再是第一位。网民需要的，只是“一段悦耳的音乐”。
刀郎就在这个时期，带着他的“第一场雪”出现了。他的音乐没有大公司的包装和制作，他靠着沧桑的嗓音和直白的歌词，成为大众尤其是中年男人情绪抒发的代言人。
那时的唱片评选，入围标准是“音乐性、贡献力、市场”，将音乐性提到首要位置。那英对刀郎的音乐创作有意见，可以理解。但她不过脑子的措辞，确实伤了刀郎和歌迷的心。
由精英组成的唱片行业，触达的专业受众毕竟少数；更广大的听众群体，很难欣赏唱片编排的精妙，他们更容易被直抒胸臆的歌词和嘹亮的高嗓打动。
刀郎早期的音乐虽非精良制作，但也非“粗制滥造”。刀郎采风新疆当地大量民歌，模仿民间小调自然流畅的旋律、使用传统的五声音阶进行创作，听起来有点“土”，但却是劳动者的音乐，是“土生土长”出来的。
在精英主导的通俗音乐市场当中，刀郎音乐填补了反映底层劳动者的那块空白。当掌握乐坛话语权的精英们以精良的制作来引导大众审美时，刀郎横空出世，跑来扰乱这种话语格局，精英阶层本能地选择抵制。
刀郎以破局者的身份出现，让精英们一时手足无措。但以那英等前时代音乐人所捍卫的唱片行业，已经日薄西山，不再有从前的号召力。新的音乐时代已经出现：一个写神曲才能赚钱的时代到来了。
过去20年里，流行音乐轮回了好几圈，“听歌的人最无情”，听众群体性的支持并不坚固。公众发自内心支持、广泛接受的一种音乐，随时都有被推到舆论对立面的风险。
大众的音乐审美偏好是模糊的，往往掺杂一些道德判断，这就让舆论更加多变。当年的那英、杨坤、汪峰等，其实也曾“非主流”，都经历过从非主流走向主流的历史，也曾是特定时代的草根歌手、异类。
他们的前辈崔健，挽着裤脚走上舞台，一曲《一无所有》成为80年代的文化注脚。
新时代对音乐的解释权不断被下放，什么是好音乐，人人都有麦克风、话语权。大众的口味在时代中走马灯般转换，谁能说自己永远占领了雅俗共赏的高地？
无限下放了音乐话语权的时代，人们对于“刀郎复仇”一厢情愿解读的背后，是音乐品位的彻底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