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智库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5期。左右滑动可查看更多
正 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从新质生产力角度深化文化、教育与学术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更为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寻找突破之道以解决“挨骂”问题提供了钥匙。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挨打”“挨饿”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挨骂”问题的解决还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决定》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求，本文从个人亲历之事出发，讲述近年来跨国对比中诸多亟待提升的细节，提出以新质思维在机制改革上出实招、放大招从而解决“挨骂”难题的路径。
三类焦虑式的国际见闻
2022年底，我国对外交流逐渐恢复至正常状态。笔者在此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赴欧亚美三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参会讲学，在感受到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同时，也在跨国对比中察觉到在提升中国形象、解决“挨骂”问题时国内亟待提升或改变的细节。
●●第一，走出去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针对中国的疑问在国际公开场合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与前些年笔者经常在国际论坛上的形单影支不同，近年来，在不少国际论坛上，中国学者的面孔明显增多。2024年夏季在希腊举行的世界政治经济学联合会第17届论坛上甚至有30多位中国学者参会，四天30多个分论坛中几乎都有中国学者发言。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学术界致力于国际交流的积极趋势。
然而，只要国际论坛上有中国学者发言的，几乎都会遇到在场听众的提问，有的问题相当敏感，从国家高层动向到反腐进展，从抗疫复盘到社会治理，从两岸关系到涉疆涉藏，从经济下行到“三大倡议”，从新提概念到政策动向，等等。多数出访的中国学者对世界涉华疑问存在“钝感”，或限于语言表达能力，或源于所知信息有限，或经验不足，或有所顾虑，不少中国学者放不开，不能给予很好的回答。笔者在台下颇为着急，有时会主动要话筒“救场”。不得不说，类似国际公共场合的“生疏感”折射了亟待弥合的中外信息差，更加剧了增加中外交流频次、提升学者能力的紧迫感。
●●第二，中国发展在基础设施上拉开了与多数国家的差距，但微观层面上的对外交往松弛感亟待提升。
近年来，中国在高铁、5G、新能源车、绿化、治安等方面突飞猛进，以至于中国学者初到海外任何一个城市，乍看都有到中国二、三、四线城市的错觉，加之论坛承办方几乎都较拉垮，会议没有国内那么严谨，会场往往也不气派，中国人的优越感会油然而生。
然而，在海外参会或交流多呆几天，便会渐渐有越来越多的舒适感与获得感：前沿信息、热门议题、激烈讨论、头脑风暴，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也没有那么多套话空话虚话。那些被国内讥为“慢悠悠”的外国城市（如笔者近年去的巴黎、柏林、伊斯坦布尔等），处处都是“一杯咖啡、一张报纸、一群朋友、一脸微笑、一个下午”的松弛感，而国内“卷得不行”，对外交往纪律严苛、程序繁琐，形式主义充斥日常 [1]，人群拥挤、急躁甚至戾气。两相比较，为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节奏与方向提出了另一个侧面的更高要求，即要有硬件上的“硬优势”，还要有软件上的“软松弛”。
●●第三，智能科技时代的国际交流便捷高效，但中外信息“半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近几年，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都用上了微信，中外交流的技术手段在增多，促进中外之间的交流渠道变多。越来越多外国学者都在追踪中国“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等政策时髦词，也在用各个角度解说与理解。从感知上看，中国学者对外讲述的多是官方话语框架下的诠释，既没有将政治话语学术化，也暴露出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理论的贫瘠；相比之下，国际上的新鲜提法和学术阐述则层出不穷。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学者在国际场合只讲述白宫的政策主张或重复总统的话语，怎能长年占据在世界话语中的领衔地位？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外信息流动受到比过往更严重的阻隔。据统计，2023年全球互联网语言占比统计中，中文仅排在全球第 13 位，在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土耳其语、波兰语、波斯语之后。同时，以历史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中文网页全球占比一直在下降，由2013年有数据以来的4.3%下降到当前的1.2%，2021-2022年表现还不如越南语 [2]。笔者在某重要国内英文媒体上曾发过130多篇专栏文章，几乎未得到过国外的反馈，在海外也很难被转载；但在《纽约时报》、BBC、《外交学人》等西方媒体上每次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都能收到国际读者的反应。
可见，中外信息流动存在不为人所感知的壁垒，中文信息很难穿墙而出，海外数据也常被拦墙外。智能科技时代，大语言模型正以几何倍数增长的速度提升西方话语逻辑下的语库语料。中文生成的内容不参与到全球流动与语料语库融合竞争中，会为未来的历史叙述偏差埋下隐患，更无助于“挨骂”问题的全面解决。可见，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必须先清除中外信息流动的壁垒，弥合类似“半脱钩”或“平行世界”继续恶化的态势。
解决“挨骂”，需要新质思维
要全面解决“挨骂”问题，需要借鉴近年来最热门政治词汇“新质生产力”的思维逻辑。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进而要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产生质变的话，那么，解决“挨骂”问题所需要的“新质思维”，也需要对外讲述中国的人（劳动者）、信息话语（劳动资料）、国际舆论圈（劳动对象）产生质变。
●●首先，要有更多对外讲述中国的人，即允许和鼓励学术界的“百万大军”以及社会大众都参与到解决“挨骂”问题这项事业上来 [3]。
当年，解决“挨打”问题是全民参与保卫国家；解决“挨饿”问题也是全民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未来，解决“挨骂”问题肯定不能只靠少数外交、外宣、智库工作者，应该让全民都能自由、自发地参与到与海外不友华势力的话语斗争中。很明显，当前与外国人交流、参加外事活动都有严格审批的制度。过度设置信息流动的壁垒，抑制了人们对外交流的意愿，也不符合《决定》“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相关精神。
外事审批的初衷是好的，但对于一个全球强国而言，国际交流对国家、个人的积极拓展意义好比读书、健身。如果读书、健身都需要严格审批的话，那一定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读书、健身。同样，倘若社会风气都以读书、健身为荣为傲，那么，读书、健身自然蔚然成风。由此看，要实现解决“挨骂”的目标，不是靠国际交流审批制度的所谓“完善”或全覆盖，而是要除政府官员之外的松绑，真正从激励机制、社会氛围上去重塑人们投入国际交流的积极性。
●●其次，要有更多话语信息的跨境流动，即允许与鼓励互联网数据作为解决“挨骂”的要素进行更自由的跨境流动。
经过多年洗礼，国内多数民众已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产生基本的免疫力，能以“文化自信”应对国际舆论风浪，也越来越有能力过滤那些荒谬、无聊和恶毒的论调，更愿意自发反击海外不友华势力舆论攻击。加之监管部门的经验积累，当下的中国已具备承受信息跨境流动自由的风险，并在风险承受力的提升中不断成长。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素市场化的进程是社会繁荣的基本能力。近年来，数据纳入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已完全展开，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改革也迫在眉捷。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对外完全开放或与外界充分竞争的行业，都能迅速壮大；相反，保护得过严，反而有可能缺乏创新与成长的原生动力。数据与信息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样是创新与成长的新动力。
数据与信息的开放，也会有助于各国搜索引擎自动抓取来自中国的信息数据样本，进而影响各国大语言模型的深度学习与数据训练，实现智能技术流下网络语料语库的新动态平衡。由此看，逐渐开放数据跨境流动，是让中国话语与信息更多地走出去、让中国民众更多地在“斗争中成长、在开放中壮大”的必经之路。
●●最后，要有更多解决“挨骂”问题的对象接触中国，即为更多国际受众走进中国创造便捷的制度条件。
近年来，中国针对54国公民推出了144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形成了“一来中国，就爱中国”的全球网络热议现象，更在世界各大新媒体平台上形成主动纠偏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形象的风潮，由此再次鼓励中国要继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与底气。
目前，中国还没有进入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前十大国家行列，年均来华外国游客人数不及法国、西班牙的1/5。这既不符合中国作为全球强国的形象与底蕴，也无利于倒逼国内服务质量普遍低下的文旅行业加速改革。实践证明，越有国际游客来访，越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基本尊重，进而解决“挨骂”难题。这意味着中国在签证、文旅、社会服务等方面还有大量提升空间。
三大务实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中外交流总体上还是处在“增量不足、存量不大”的初级阶段，利用新质思想，推动制度、人流、信息的更大开放，势必要求中国在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各个环节上继续加大改革力度。
●●第一，彻底简化外事审批程序，去除形式主义般的画押画圈，更不能让“安全泛化”而阻碍中外交流。
近年来，在外事程序的一些微观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效果。然而，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与机构举办国际会议、接受外媒采访、会见外国访客、出国访问交流等事宜均具有严格与冗长的审批流程，将外事活动“敏感化”“特殊化”“安全化”，不符合中国作为全球强国、中外交流便捷化的新时代特质。试想，目前已有80个国家对中国护照实行免签、落地签，有望在未来10年增加到120个，国人的国内差旅与到多数国家的跨界差旅唯一区别就是带身份证还是带护照。繁琐的外事审批流程已跟不上中外频繁交往的实际情况，既加重了56外事部门“卷”式的工作量，更是党中央屡屡强调要去除形式主义顽疾的重要方向。
对此，建议除政府官员外，各企事业单位、研究与教育机构在对外交往程度上从“事先审批制”改为“事后报备制” 以提升国人对外交往的频次，通过扩大对外交流过程的容错机制以提升中国人对外交往的积极性，以加大激励、荣誉、奖励等方式刺激社会对国际交流的尊重与热衷，同时，通过事后提醒、教育、惩戒等方式保证对外交往的安全性，进而展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气度与诚意。
●●第二，要逐渐分批次、分区域、分领域地优化互联网防火墙，通过信息跨境流动畅通化提升中国各个机构、普通民众在全球数据流中的竞争力。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总体上看是相当有成效的，依法管治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也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意。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壮大以及中外交流的频繁，“一刀切”地阻断全球通行的新媒体平台在中国的使用，既无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也跟不上《决定》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的明确要求。
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中国搜索引擎过去10多年断崖式地落后于国际通行水平，是学术话语“半脱钩”、社会科学研究追赶步伐缓慢的关键技术原因。对于中国普通民众而言，不能使用全球通行的新媒体平台，是无法真实了解世界、更无法推动中国声音走出国门的遗憾。为此，建议以相信群众、相信精英之治理为逻辑起点，先在试点区域、试点人群、试点行业优化互联网防火墙，同时提升不良信息的追踪与应急能力，逐渐慢慢放开，真正实现信息畅通，进而为解决“挨骂”难题提供技术基础。
●●第三，继续加大外国来华游客的签证便利化，全面招揽国际人才，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激励知识精英在底层逻辑上进行思想竞争。
一个真正解决“挨骂”问题的全球强国，应当有广迎天下客、揽天下英才以用之的制度基础与国家能力。对此，要加快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首先需要有更多“人”来，并为更多“人”提供政策基础。中国应有信心和能力迎接八方来客。从当前50多个赴华免签国尽快拓展到更多的国家，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将极大有助于推动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参与解决“挨骂”问题的社会基础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把对外交流人才视为是“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激励更多知识精英从“根”的角度去参与海外话语舆论的竞争。中国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上大有超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势，但在全球人才使用、国际游客来访方面却还有较大差距。
总而言之，正如过去 40 多年的市场机制改革解决了“挨饿”问题，有理由相信，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逻辑推动对外交往机制变革，定能够在未来真正解决“挨骂”问题，让中国强国振兴之路赢得全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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