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ong-Boon Yeo）于2024年10月下旬在剑桥大学辩论社（Cambridge Union）一个讲座上的讲话的摘要。他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西方式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因为中国文明的历史形成和特性与西方本质不同，这种不同，已经写在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但这一点很难一下让美国/西方人相信——但也许经过二十年、三十年，美国人最终会相信。杨荣文并指出，中国崛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现象，就好比一颗“新的太阳”加入了太阳系，而且“新的太阳比原有的太阳还要大”。所有人都应该把握和理解中国现象，找到与中国的相处之道，从中多方获益。
杨荣文1954年生人，是潮州裔新加坡华人，作为新加坡前政府高级官员，在国际舞台上积极讲述“中国故事”。他提供的是一个带有历史维度、强调东方古老文明特性、非意识形态、非政治的视角，远比美国的米尔斯海默之流更能准确解释中国现象，也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叙事。此外，作为新加坡政府官员和海外华人，以他的角度提供视角的效果尤佳。
美中不足的是，从现场可以看出来，参会人数并不多，且大多是东亚面孔（怀疑就是在剑桥的中国人），这种讯息如果不能得到广泛传播的话，则仍只停留在“自说自话”、华人群体“内循环”的层面。
这里，也顺便呼吁每一个有机会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消除西方对中国偏见的力量。
中美关系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考验期。美国曾经支持中国加入全球体系。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也在现场，那是在多哈。从那以后，直到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中国经济的实际价值增长了7倍，以人民币计价增长了9倍，以美元计价增长了11倍。不少美国人对曾经帮助中国发展感到后悔，认为不应该助力中国崛起，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对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一点考虑，再加上美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社会）对本土社会发展趋势的不安，是导致中美之间出现一个相当长时间紧张关系的重要原因。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在“冷和平”和“冷战”间来回摇摆。代理人冲突有可能发生在东南亚，也有可能在缅甸或其他地方。但美国最大的担忧是：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其全球霸权地位。
如果中国像过去的苏联一样，那么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教训和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就会变得有参考价值。但实际上，中国的性质与苏联不同。尽管研究希腊文明可以为理解西方社会的演变提供重要视角，但要理解东亚社会的话，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关于中国历史兴衰的视角。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它拥有异常高的同质性。中国人口的92%～93%是汉族，规模上是欧洲人口的两倍多。中国人一套文学、一套书写体系、一套英雄体系。在欧洲，每隔几百公里就有不同的历史、风土、英雄和自我认知。在中国，确实也存在原始的地域差异，许多方言之间相互听不懂，但其高级语言是基于书写的。中国有记载翔实的历史，有共同的历史英雄形象。因此，这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
这种同质性并非偶然，也不是某位领导者或一套政策的结果，而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DNA”之中的。
实际上，中国人更喜欢生活在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社会里。每当遇到危机时，他们会实施控制措施。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人也会抱怨，但他们会遵守规定。而中国人以外的人通常很难接受这些措施，于是选择离开；某种程度上，中国对此是欢迎的，因为这样一来，中国人就可以更好地关闭舱口，拉起吊桥，关上大门，设法保全自身。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断修建长城。我们在Instagram上看到的长城只是一个“化石”，因为长城曾经是一个“活”的系统，不仅仅是砖石堆砌的城墙，而是一个超越长城本身的控制体系。无论是在长城之外还是之内，如果一个哨塔上的守卫打瞌睡，未能及时发出警报（无论是对城墙外的人还是城墙内的人来说），则守卫都可能被处决，因为这是事关生死的。当局势平稳、没有威胁时，大门敞开，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但一旦有危险，控制措施就会启动，监控网络被激活——不仅覆盖长城之外，也深入内部，甚至包括动员后备力量。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人们将人口分成网格单元，然后逐一解决问题。
西方媒体和互联网希望让我们相信：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不佳。实际上，中国在疫情期间表现非常出色。正如所有流行病学家都知道的，在疫情中，努力争当最后一个开放的国家，而不是第一个开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死亡人数是最少的，仅约一百万。而且，由于在疫情期间中国国内维持了闭环生产，而我们其他地方的人都在家里，不敢接触他人，通过手机或电脑工作或假装在工作，领着工资，每天等待快递员送来包裹，有时还会在家里互相猜测是谁买了什么。那么，这些包裹里的东西是谁制造的呢？来自哪里？都来自中国。
所有的船只都开往中国装载制造品。他们在这里留下东西，然后空船返回中国。我曾在物流行业工作多年。跨太平洋的货运费通常在1,000到2,000美元之间，但当时价格一路飙升。当价格涨到5,000美元的时候，船队接到的指示是：不用等卸货了，直接把集装箱留在那里，船只空船返回，因为每个集装箱的成本不过2,000美元。这些成本导致了后来所谓的供应链危机。 在那几年里，中国的商品贸易顺差打破了历史纪录。2020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为5,300亿美元；2021年，数字升至6,700亿美元。2022年，当外界只关注上海突然的疫情防控时，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却增长至8,50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也基本持平。
当中国最终放开后，上海举办了一场车展。西方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大为震惊：因为当他们在各自国内按兵不动时，中国却在全力推进。如今，中国的电动车已经主导了全球市场。他们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我认为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尤其在电动车领域。
我的观点是，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文化同质性是一种巨大的优势。但当这种高度集中、内向型、同频化的体系出现问题时，当这台庞大的机器卡壳时，它的“不适”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长周期”现象的原因所在。 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我在我的书中曾经提到）——是纸。在许多世纪里，中国对纸张拥有垄断地位。与羊皮纸、莎草纸或棕榈叶等材料相比，中国的纸可以存储更多数据，处理更多信息。中国人几个世纪以来掌握了大量纸张，并将其秘而不宣。当你能够捕获并处理如此海量的数据时，就能组织更多的人。数据处理能力越强，就能组织越大的人类社会。正因为这种技术垄断，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系统，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实现的，同时也赋予了中国社会独一无二的特质。
当中国人说“我们没有帝国野心，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时，这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如果像英国那样征服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你需要组织那些与你不同的人，而他们的文化未必是你能够消化的。对于中国来说，只要与中国人相处，一切都会简单得多。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之后，其行为会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或者像美国自己那样——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问题是，这个情况无法用“数学”来证明，而只能通过实践来验证。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也许20年，也许30年，到那时，美国人才会最终相信：这就是中国的本质。中国不是俄罗斯，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
在紧张的国际局势里，各方都采取抗衡行动，会让商人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要面对关税、面临监控，面临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许多人正在迁往东南亚，包括欧洲公司、美国公司、日本公司，也包括中国公司。而且中国商人往往会“本地化”，通过更换护照，成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或印尼人。甚至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帕多瓦——温州人也成了意大利人，其中许多人改信天主教。当我们购买标注“意大利制造”的领带或手袋时，实际上是由意大利的温州人制作的。
在非洲则展现了另一种模式，有不少跨种族通婚的情况。中国人并不像旧时的西方殖民者那样住在高山上的豪宅，由仆人侍奉，而是蹬着自行车，开着小商铺，推销他们的商品。当然，也有一些是大商人。但无论如何，中国崛起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我有时把它比作太阳系中进入了一颗新的太阳，导致所有行星的引力场发生变化，运行轨道被扭曲。而且，这颗新的太阳比现有的太阳还大。
试想一下，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正如埃隆·马斯克所说，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目前中国人的平均生产力只是美国人的一半，但他们非常勤奋。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超过美国的一半，则其经济规模可能会达到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
这是一个巨大的现象。每个“天体”的“运行轨道”都会受到影响。一旦犯错，就会撞上更大的东西。但如果能够理解这些力量，就有可能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轨道自由。因此，理解“中国”这个现象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庞大的现象，一个复杂的现象。在东南亚，我们因为见证过中国历史上的变迁，本能地知道如何应对当今的中国。在东盟（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联盟）内，如果我们运筹得当，就能扮演美国和中国、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稳定力量，让各方都感到舒适，同时，我们自身也能从这种合作与竞争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