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千千万万条道路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意义，它像一条巨大的血管，输送和营养着国家机器的肌肤，勾勒和拓展着中国的地理版国，引导并延续着中国的历史文化观念，使之成为连结古老文明的纽带。但是，古代道路是如何管理的，其驿站、传递和驿运是如何设置与使用的，这需要从历代道路管理谈起。
周代的庐、路室、候馆
西周时，周王朝在道路的沿途设置有庐、路室、候馆作为官使歇息、饮食、喂马的住所。《周礼·地宫·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即每隔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处，为官府的使者及运输者备有食宿处所。十里二十里休息、饮食，三十里五十里止宿，这正是按人的体力和马力所能及的正常耐力限度而规定的。
周王朝建国后以礼治国，即所谓的“周公之礼”。“礼”规范着周人日常生活和一切行动。周王朝的国道上也因礼而制定了许多管理措施，交通设施十分齐全，服务十分周到。馆舍人员各有专职，分工很细，对宾客招待无微不至。官道上除了官办的庐、路室、候馆外，还有私人经营的作为补充的私营馆舍“私馆”。同时又规定：“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这样就不仅等级十分明显，同时也弥补了官办馆舍的不足。
到了春秋战国时，驿站设置更为普遍。三十里设邮驿，并立官以主之。
而周天子与各封国诸侯的联系，多采用直达直送的方式传递公文和重要情报。它们派遣专差或专使，专程乘车递送。愈是重要的事，愈要委派级别高的使臣去办。诸侯向周天子进献贡物，也是派专车直接送达。官路途中设置的路室、候馆，主要是为官使和运人解决歇息、饮食、住宿等问题，一级一级地传送，一直到达目的地。
秦汉驿传
秦汉大统一之后，完备了为使臣、出行官员往来及政令文书传递服务的驿传组织。秦设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汉承秦制，驿传制度随着皇权专制的强化以及拓边拓疆的需要而更加完备，形成了亭、传、邮、置健全的通信系统。当时以车传送称为“传”，步递称“邮”，马递称“驿”，驿传中间停驻之站称“置”，步递停留之处称“亭”。
邮亭遍布于交通干道上，此亭邮情况见于史书中有多处记载。《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着飞将军李广的一段轶事：“广家与故颖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炊。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由此可见蓝武道上的邮亭驿置也是遍布于主干线上的。又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名将白起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自杀。由此亦可看出交通干道上邮亭的分布是很多的。
秦汉时沿袭战国每三十里“传舍”，并有大量的储蓄物资，置备车马为接送官使转输官物服务。秦汉的驿站称“传”，亦称“置”，或并称“传置”“驿置”。
秦汉驿置的主要任务是：凡政府官员出使往来，朝廷诏令的颁布，地方官员外迁转任或奉诏进见，皆乘驿置的官置车马往还。西汉时乘车称作乘传或驰传，乘马称作骑驿或驿骑。传车分为很多的等级，根据官阶高低及事之缓急，分别乘置传、驰传、乘传(以驾驶马匹多少区别)。最高级的传骑为七乘传、六乘传，一般为四马驾驶的驰传，最低级的为一车一马或一车二马的轺车、轺传，置“转”的效率主要决定于马的数量和质量。
七乘传与六乘传多用于帝王、皇室、高官、专使等。四乘传又以马的优劣而定，又分为置传、驰传和乘传。其中《史记》中称“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上足、中足、下足皆言马的等级。
而传车中的轺车，多为下级官员及征召贤士所普遍使用，也是驿置中数量较多、乘用面较广的一种驿车。《汉书补注》沈钦韩曰：“《晋书·舆服志》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转。”汉代京畿道上的驿置转送人员的乘车，主要是轺车、轺转。
西汉时，长安周围及郊县均有驿传设置。蓝田作为京都的东南大门，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驿传更显得尤为重要。当年汉高祖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之乱时，朝中大臣皆送至霸上。霸上即有霸亭驿，留侯张良有病，也强忍着病痛至曲邮而送之，可见当时邮亭相当普遍，另外汉代的驿站有厨传，厨传的责任就是准备好酒肉以招待使者。同时秦汉时史书在中出现大量的所谓亭的单位。秦法规定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即停留行旅宿食之馆。但是朝廷又将邮路上的亭分为两种职能，一种为乡亭，主要是作为地方基层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亭长主要是理民，职责是在民政方面；二是邮亭，即位于交通干道上的亭，亭长的职责除了执行基层行政事务外，还要关照来往行人，其亭舍类似西周的庐，亭长还得负责行人的停留歇息、饮食等。
因此，秦汉的亭，既有传递办理公文的功能，又留宿行人，负责他们吃、住、行等方面的问题。
西汉初年，由于抚平秦末战乱的疮痍，国力薄弱，马匹严重不足，多以牛供骑乘。驿馆、亭、邮非紧急公文，多以牛骑代之马匹。《史记·平淮书》载“将相或乘牛车”。后来，士人乘坐牛车渐成风气。到了东汉末年，汉献帝避李催之乱渡河东，行途中“乃御牛车”。(《后汉书·董卓传》)
魏晋南北朝驿运
魏晋南北朝是动荡、分裂时期，尽管后来出现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是军事冲突仍十分频繁。曹魏统一北方后，在其辖境内设立了五个大的军事重镇，即长安、谯、许昌、邺、洛阳。其中，长安是曹魏对付蜀汉的大兵站，紧急军情如羽檄便是通过驿站传送的。而蓝关古道上的驿站，它的传送工具主要是驿马。同“驿马召到，驿马诏上。”据清代《蓝田县志》载，马超、梁兴之乱时，魏将夏侯渊击平之，即用驿马传送紧急公文。《三国志·魏书》记载帝用驿马召(张)郃到京都。到了曹魏中后期，三国鼎足之势已成，曹魏政权已完全得到巩固，由于道路的修复改善，已使用传车。如司马懿平定孟达集团叛变一事，虽情况紧急，而司马懿仍乘“追锋车”而行。所谓追锋车者，“如轺车，驾二马，追锋之名，取其迅速也”。以后又有使者车出现并使用。所谓使者车即传车，包括大使车、小使车诸使车数种。曹魏灭蜀时，鍾会派卫瓘去拘捕邓艾，瓘即乘使者车前往。
曹魏时的传信方式，也同前朝一样，以派专差专使的方式，直接送达诏令公文或信函，马匹即采用换马不换人的方式，将公文书信送达目的地。
晋时沿袭曹魏时的做法，县设承驿吏，并设邮驿等机构，朝廷及郡县重要文件，仍由专人乘驿直达。
五代十六国时，氐族人前秦苻坚统一了中国北方。这是位雄才大略的青年皇帝，他重用汉人谋士王猛(一年内连升五级)，并任王猛为尚书令，猛执政后抑制豪强，提倡儒学，整饬军纪、政治，国内实行汉化政策，使前秦境内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空前强盛起来。前秦先后攻灭了前燕、前凉、代国，攻占了东晋的梁、益等州，威服了邻近诸夷。同时前秦皇帝苻坚又派吕光进兵西凉，并很快地统一了黄河流域。在前秦攻取前燕、前凉或东晋诸州时，王猛十分重视对驿路的建设。他多次下令以长安为中心，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柳，下走朱轮，上有鸾栖”。当时长安通向秦州(今天水市)、雍州(今山西永济县)、洛州(今陕西山阳县)、梁(今汉中市)的驿路驿传皆设备齐全。当时朝廷驿马、安车都能到达国内诸郡。苻坚是位博学的皇帝，他听说西域的鸠摩罗什是位得道高僧，并在西域一带宣传佛教，影响很大，这位高僧才能非凡，苻坚立即派吕光出使西域索要鸠摩罗什，并指示吕光将罗什用驿传送归。同时苻坚曾以安车蒲轮，征召过隐士乐陵王欢为国子监祭酒，并发安车到敦煌征召过隐士郭萩。
到了北周时，由于道路改善，驿路驰速可达日三百里左右。当时北周皇帝出巡洛阳，帝亲御驿马，日三百里，皇后及文武待卫数百人皆乘驿以从。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于道。由此可见北周时邮驿建设已十分完善，驿路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隋唐的驿站和驿运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弘农(今华阴)人杨坚废黜了9岁的周静帝宇文衍，称帝，国号隋。587年灭后梁，589年灭陈，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大分裂局面，统一了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中心的华夏中国。杨坚励精图治，大隋出现了昙花一现短暂的繁荣盛世，其繁荣的程度甚至超越了两汉，为日后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杨坚代周称帝，总觉得帝位来得太容易，恐别人效仿，一直在政治上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采取以下步骤：一是节俭；二是强化吏治，大杀贪官污吏；三是留意民间疾苦。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改革官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曹制(后为六部)，废除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制，以考试取官。为了军事上经济上的需要，隋文帝重视驿运建设，以大兴城(古长安前身，今西安市)为中心，使通往郡、州的道路四通八达，在驿路沿途又建有馆、驿、台传等机构。台传中还备有仓库，供应过往官员和使者的饮食。州则设有馆舍，官吏称为监事。到了隋炀帝杨广时，天下大乱，反王四起，朝廷为了保障驿站安全，还专门派驻兵卒把守。隋朝末期农民起义军已呈星火燎原之势，狼烟四起，朝廷还下令驿站筑城防护。
唐代隋后，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唐时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驿运特别发达，以长安都亭驿为中心，馆驿遍设于各条驿路上。其中位于古长安东南方向的蓝武道，在唐时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是三秦屏障，拱卫着京都长安的东南大门，因此对驿站及人员乘驿设置更显得尤为严格。
蓝田——商山路是隋唐时京都长安(隋时称大兴城)去东南方向荆襄、东川、黔中、岭南的捷径。自隋代开创科举制度以来，“学而优则仕”，已成为天下读书人猎取功名做官的捷径。诗人孟郊曾写过一首七绝诗：“昔日龌龊不须夸，今日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将读书人考中科举后，喜不自禁而狂放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而蓝关古道正是吴楚汉沔士子江南名士到京城长安谋取功名富贵的必经之路，曾被呼为“名利路”，且日日夜夜有人行走。诗人白居易曾七年之中三过商山路，为名为利，来去往复。他不禁为自己的行为发出了哂笑，他在《登商山最高顶》(实际上是在唐时管辖的蓝田牧护关岭上)一诗中云：
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
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
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
唐代由京都长安向东南而行，经蓝田县出蓝田关、武关至邓州驿路，今西安市辖区内，唐时称为蓝田道。唐时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称之上关，蓝田关即为上关。
关于蓝田道上的驿馆设置，据担任过蓝田县尉的诗人柳宗元在他的《馆驿使壁记》中载：“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唐时蓝田东南的蓝田关(即今牧护关)，与商州接界，所置六驿为：灞桥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堆驿、蓝桥驿、蓝溪驿。唐时京都长安附近的灞河上修建有南北二桥，作为渡过灞水的官渡桥。
由京城长安入蓝田道，即出通化门七里有长乐驿，长乐驿是京城东去的第一驿，亦为百官迎来送往的饮宴之地。赐臣长乐驿设者，恩荣特殊，宴饮斯及。对这里的送别之多，白居易在《长乐坡》一诗中写得十分到位，诗曰：“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东西接御沟。坡前终日恨离别，谩名长乐是长愁。”从长乐驿东行十五里至灞桥驿，或由春明门、延兴门渡过灞水亦可。唐永隆二年(618年)，增建南北二桥，从南灞桥进入蓝田道更为便捷。
由灞桥驿东南行，越横岭至蓝田驿(今故景附近)，又东南行二十五里至蓝田县，成为县南三公里处设有青泥驿。蓝田驿临近长安，而青泥驿即在蓝田县城附近。蓝田驿往往成为朝臣重谴赐死之处。如《旧唐书·代宗纪》记宝应元年(762年)七月，襄州刺史裴义长流贵州，赐死蓝田驿。
蓝田县城因北魏时设有青泥军，俗称青泥城。青泥城在县南七里……唐时置青泥驿。青泥驿距京都长安七八十里路，唐代置马车日行进速度也是七八十里故青，泥驿成为离京后的第一宿处。史称“大历十才子”的诗人钱起初任蓝田县尉时，在《青泥驿迎献王侍御》一诗中写道：
候馆扫清昼，使车出明光。森森入郭树，一道引飞霜。
仰视骢花白，多渐绶色黄。鹪鹩无羽翼，愿假宪鸟翔。
诗中的王侍御即诗人王维。此诗写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可见青泥驿在肃宗初年已成规模。以后驿馆功能不断变大，已具有部分政府性质。后来朝臣赐死亦有在此驿馆进行的。如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召宦官山南东道监军陈鸿志还京，朝廷谴使杖杀于此驿。
出青泥驿东南行25里，即至桓公驿(又名“韩公堆”“桓公坂”“成仙岭”“愁思堆”等)。桓公驿距蓝田县城约15公里，高出县城1300余米。东有碧天洞，西有锡水洞和凌云洞。据《晋书》载，桓温北伐征关中时，苻健遣太子苻苌、弟苻雄等屯兵峣柳之城以拒温，温屯兵于成仙岭，后因此而名为桓公堆。它是离开秦川，进入商山的必经之道，因其地高峻险要，故迁客骚人到此，多有咏叹之作。盛唐时诗人崔涤在他的《望韩公堆》一诗中写道：
韩公堆上望秦川，渺渺关山西接连。
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归日是何年。
后来，唐大历年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创立了“两税法”的杨炎受元载案的牵连，由户部侍郎被贬为道州司户，在朝廷受到斥责后，皇帝命令他立即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回家)。当晚杨炎到达蓝田，时任蓝田县尉的崔清，盛情招待这位朝廷贬臣，安排得十分周到，第二天又亲送杨炎到桓公堆而别。由此可见桓公堆此时已是进入蓝桥前的一个山中大驿站。
在青泥驿、韩公驿之间，即从北城子(今营上)东行折向南，循火烧寨、坡底村到位于县城南20华里的峣岭(峣山)，主峰高出县城1137米，东部主峰称峣山，中部称七盘山，又名七盘岭、青泥岭。岭路陡峭，急转盘旋而上，因坡道斗回盘折，故名七盘，由蓝川至此是进入秦岭的第一高坡，行旅走到这里无不气丧胆摧。这里不但车行不易，就是单人徒步，亦需五步一歇，十步一停。历代的贬官、失意墨客或上京赶考的举子，无不面对这段险途而感叹，并为此写下了大量的诗句。诗人裴夷直经过七盘坡，留下了《上下七盘二首》诗，将七盘的陡峭曲折及诗人一悲一喜的心情写得十分准确与生动。诗云：
之一
斗回山路掩皇州，二载欢娱一望休。
从此万重青嶂合，无因更得重回头。
之二
商山半月雨漫漫，偶值新晴下七盘。
山似换来天似洗，可怜风日到长安。
唐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所谓的“七盘十二筝蓝田之险路”，指的就是这段路。诗人韩愈曾多次被贬途经蓝武道上的七盘坡。贞元十九年(803年)当时36的韩愈正血气方刚，因关中天旱人饥上书请宽民徭，由监察御史一下子被贬为阳山令，他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所写的《南山诗》中，对这次贬谪经蓝田的凄凉困苦状况作了细致的描写，写得入木三分。诗云：
初从蓝田入，顾盻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
峻涂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复。
这是韩愈仕途受挫后，人生的第一次大回旋。当时大雪纷飞，冰天雪地，路隘苔滑，人泪眼朦胧看不清道路，马也无法行走。韩愈不得不从后面用力推马，刚刚将马推上坡，又因路滑马又颠跌退下来，行程恓惶与艰辛可见一斑。
由韩公驿东去，行十五里至蓝桥驿。在两驿间有蓝水阻断，由春秋至秦汉至隋唐，多以木桥、石桥贯通。蓝桥驿位于蓝水谷地东北侧一小平地上，即今蓝桥镇一带。蓝桥驿是蓝关古道中最有名的驿站之一，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因此多为乘驿歇宿之地，留下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很多，因此也留下了大量的文人墨客的诗词。由于行旅者多选此驿站，而韩公驿距此仅十五里，同处于秦岭腹地驿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蓝桥驿的压力，又为行旅者提供了方便，缓解了行人食宿拥挤的困难。
由蓝桥驿循东南行，至蓝溪驿。唐时此驿在蓝田关内，即今牧户关以北，又称玉馆。具体地址今已难考，但在蓝水之畔已是不争的事实。诗人张籍《使至蓝溪谷驿寄太常玉丞》云“水没荒桥路，鸦啼古驿楼”，荒桥路就是指蓝桥路，古驿就楼是指蓝溪驿馆舍。
由蓝溪驿出牧护关南登秦岭，到唐时的蓝田关。这里距蓝田90公里，距京师长安170公里，即秦汉时峣关所在地，为唐代前期六上关之一。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周明帝武城元年(559年)自峣关移置青泥城侧，改曰‘青泥关’”。今有青泥关遗迹。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改曰蓝田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徙其旧所，即今关是也。唐代的关分为上、中、下三等，蓝田关为上关，上关必有驿路经过。“关官”盘查行人，又保护驿路安全，行人行走必须经过关门查验方可通行。
出蓝田关越过商州的七盘岭，经北川驿、安山驿、麻涧驿、仙娥驿至上洛县。唐代武关未设“官关”及驻扎兵卒，蓝田关起着捍卫京都长安东南侧的屏障作用。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蓝田铭》云：
天辅唐业，地造唐关，千岩作锁，万障为栓。难图其形，莫状其秀。双扉未开，天地如斗。轧然副启，如流如济。似画秦国，铺于马底。不可侵，惟王之心，矧夫滋关，独可规临。
诗人韩偓的《早发蓝关》诗云：
关门愁立候鸡鸣，搜景驰魂入杳冥。
云外日随千里雁，山根霜共一潭星。
路盘暂见樵人火，栈转时闻驿使铃。
自问辛勤缘底事，半年驱马傍长亭。
这两首诗都将古蓝关的山形关势环抱于天的雄险天成之势，千岩作锁、万嶂为栓的险塞地貌都描述得淋漓尽致，还有古蓝关开启时的星斗鸡鸣，鸿雁寒霜，樵火驿铃，都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
蓝关古道唐时就是去荆、襄、东川、黔中、岭南的通衢大道，作为经济之道、军事之道、文化古道都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且日夜有人行走，是有名的“名利路”。它持续时间之长，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唐代以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蓝关古道的作用和影响日渐式微，但仍然是三秦与汉、沔、豫、鄂之间的一条不可代替的古道。
宋、元、明、清的驰传与文书传递
历史上秦、汉时京都长安东南有东南干道武关道(驰道、国道)通过。唐代又有商山道(即蓝武道)东西贯穿，朝廷沿途设有馆驿传递经行其间。五代后，京都东迁，宋朝虽在长安仍设立京兆府，但武关道已失去了国家驿路的地位，沦为了一般道路，因此，交通盛况已大不如昔，驿站设置较唐代大为稀疏。昔日唐时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且每况愈下。
唐时，京畿之地的东西驿站路，每15里、25里左右即设一驿站，交通十分方便。宋代基本上是于每州、县治所附近置驿，驿站间距离多在50里、60里、70里以上，在人力与车马并行的时代，交通设施已明显不足。宋、元、明时商洛境内已无驿路(元末时开库谷道)，清时只有官马支路。所谓的水路丹江漕运，仅发生于唐代中后期，而且为期很短。清代后期水运曾一度鼎盛，民国时又跌入低谷。因此，蓝关道上的驿运，鼎盛时期是在秦、汉、唐三个朝代。漕运则持续至清朝末年，有短时期的繁荣。
陕西自古乃关辅重地，为政治上的长驾远驭，由朝廷规划开设驿路，设立驿馆，转输官物，以保障交通通畅与物资的流通。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驿运工作。周朝时，周天子设“六官”，其中“天官”属下有掌舍和宰夫负责周天子“巡猎”时的“行道馆舍之事”，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有关属官，分管道路、通信、馆舍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及管理工作。
秦代设太仆主管车马事务。两汉时的大行令、太尉府均负责驰传工作。曹魏时由官馆令管传车，法曹管驿马。晋时由兵曹驾部郎管理。南北朝时，邮亭驿置逐渐合一，结束了秦汉时期的邮驿分设，即由驿站合并承担了邮亭、馆舍的任务，开创了隋唐时的馆驿合一的局面。
唐代馆驿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的形式。中央管理机构为尚书省和兵部。《唐六典》记载：“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驾部是唐代馆驿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
而唐代馆驿，除中央管辖的外，同时还设有地方管理机构。唐时行政机构初时只有州、县两级，后又增加了道(为一级行政单位)。三级地方政府都设有专门管理馆驿之事的官儿。道由节度使观察属下判官为专职驿官，州由馆驿巡官或本州兵曹、司兵参军掌管此事，县则由县令或知驿官负责。唐代各地馆驿，馆由传吏主持，隶属官吏之列，驿则由民间富人主持，即采取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的形式。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以后始以“吏主驿事”称驿长。
唐代驿长的职务至重至繁，外则负责制命军报的传递、乘驿官员的接待，内则管理驿夫及驿舍的修理、驿马的配置与补充，每年需要向上级呈报骡马的死损及补充情况、驿馆费用的支出等等。
唐代兵部亦为管理马政的中央机关，驿递本来就是以军事需要为目的，而驿传速度的高低，与交通要素马骡息息相关，为最急之务。而驿马的供给、拣选与补充，都与马政密切相关。因此唐代管理馆驿与驿传，由中央与地方分别管理，无疑是一种成熟的管理办法。
元代长安为陕西省奉元路治所，并设有秦川站东西路，为官使驰驿大道。这段时间蓝关道的战略地位下降，几无驿路。
明代设西安府，府治在西安城。东、北两侧各有驿路一条，而商山道已无驿路。而明代前期的边患主要是鞑靼军队的扰袭，故在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设都指挥使司(地方最高军事机关)，统辖军队的调遣。西安的东、北、西侧三条馆驿主要为传达军情急报、调遣军队服务。这三条驿路都离开了蓝关古道。
清代驿运管理承袭明制，省的驿传归按察使司(又称臬台)管理。省以下设道，道员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两司的辅佐官，有“守道”与“巡道”之分。清康熙三年(1664年)兵部议定，陕西驿递事务，在所属府、州，由陕西巡抚所辖，同城督粮道兼馆驿传道事务，以转运军粮。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裁撤驿传道，一切驿务仍归粮道管理。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又复设驿传道，专管驿政。雍正初年开始裁汰驿丞，归所在州、县官管理。递运所裁去大使，归附近驿站或所在地州、县官管理。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陕西驿传道为驿盐道，专司盐法。雍正十三年(1735年)，陕西各地驿丞大部分被裁撤，只剩下14个驿丞，主要分布在汉中府境内。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决定将各省驿站事务，皆令守巡道按其所属府、州、县分司其事，而以按察使总其成，不必令粮盐道管。于是陕西省驿传事务绝大部分改归所在州、县官管理。
清代沿袭明制，“置驿站以达军国急报，置辅司以达官司文书”。驿铺业务则在由政府的职能部门兵部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官马支路上的州驿、县驿及官管，铺路上的递铺，均起着驿运和传递公文邸报的作用。当时的西安府至蓝田县间的递铺有如下设置：起自西安府咸宁县在城铺、东南至留村铺；又10里至陈沟铺；又10里至车家河铺；又10里至蓝田县储景铺；又15里至故敬铺；又15里至升张铺；又20里至北渠铺；又20里至蓝桥铺；又20里至新店铺；又20里至牧户关铺。然后翻越秦岭，经黑龙口、商山、丹凤、商南县竹林关出陕境，进入河南境内，至南阳、襄樊等地。
清代驿站的主管官儿是驿丞，为未入流的吏。驿站的钱粮均由州、县衙门经管，驿丞只负责支应差事，故不设官员。但距离州、县城池较远，或离城虽近地当要冲之地，驿务繁忙，州、县的官无力监管，故仍设立驿丞具体管理驿站事务。
清代的主干驿路称官马大道，支路称官马支路，商山道即官马支路之一。凡列为官马支路的，沿途州、县、厅皆置驿，且配备驿马、递马、扛夫，专为接送官员转运货物所用。清代前期，各州、厅、县均设有总铺，统一领导辖境内的递铺工作。清代后期未见总铺设置，但有“在城铺”。在城铺则充当着州、厅、县递铺总汇的角色，并具有总铺的职能。
清代的驿传管理，初期法令条例周详，制度完备。嘉庆之后官场腐败，勒索无度，遂使给驿混乱，政令松弛，驿马倒毙，驿站有名无实，驿传走向衰败。到了民国初年，几乎废除了驿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由于汽油短缺汽车来源减少，铁路、公路大部分已不能使用。特别是南方重要补给线滇缅公路被封锁，严重影响到军事运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曾一度仿效中国古代的驿运办法，辟驿道，设驿站，利用马车、牛车向各地转运物资。并决定在交通部设驿运总管理处，负责全国驿运工作，各省设驿运管理处，管理本省驿运业务。省际驿运为干线，省内为支线。在长坪公路290公里的道路中，设西安、东关、灞桥、蓝田、黑龙口、商县、龙驹寨、商南、西坪镇等8个点，并派员管理。后因抗战局势不断恶化，驿运终止。民国时期的所谓驿运新政，不过是昙花一现回光返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