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28日，沈阳工业学院。
“我的钱就放在宿舍，怎么会平白无故丢了，一定是你们拿得！”丢了600元巨款的张翠霞，此时急不可耐。
宿舍的几个姑娘面面相觑，她们都说自己没拿，包括李秀丽在内。
校保卫处的人来了，民警们也立刻赶到，只为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不光他们宿舍的人查了，就连一整层的姑娘们的背包都被一一打开检查。
“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可如果她们要是取走花了呢？”
张碧霞的一番话，就让民警迅速跑到对应银行进行验证。结果也在预料之中，那600块钱，居然就被奇迹般的转走了。
小偷没有在宿舍和学校留下任何线索，唯一能称之为蛛丝马迹的也只剩下取款时的凭条，数额不大不小，一次性就将600元全部转走了。
只可惜，当时监控录像并未彻底普及，因此银行也没留下小偷的行动轨迹。
当时的民警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笔迹鉴定。
围绕张碧霞的社交范围，排查出可疑人选，再进行笔迹鉴定，笔迹相吻合的那个人，就一定是小偷。
笔迹和小偷类似的许某和李秀丽，她们俩就成为了怀疑对象。
两个人被叫到教室，一连填写了将近100张笔迹鉴定样本，李秀丽起初只认为是例行调查。
直到两个月后，她的人生就被彻底改变了。
民警带着一份鉴定报告走到她面前，弱小又无助的她被笼罩在一片阴影中，上面写的正是：送检笔迹样本中，经过鉴定取款人笔迹为李秀丽本人。
她什么都没有做，就被稀里糊涂的当做了小偷，民警不由分说的就把她带到了审讯室进行审问。
李秀丽被带走时还是上午，当结束审问时已经是晚上10点。
长达半日的审讯让她疲惫不堪，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压力彻底吓坏了她。
事后回忆时，李秀丽说：“我只听到一句，‘如果承认了也可以不处理，让你继续读书’，就稀里糊涂地在交代材料上签了字”。
在回家之后，她哭着将一切都告诉了妈妈。
“我不是小偷，我真的没弄那些钱……”
“没事的孩子，我相信你，只要我们实话实说，警方是绝对不会冤枉我们的”。
为了不耽误警方的破案进度，她第二天就带上3位同学们的书面证明，举证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张碧霞的600元丢失的时间区间内，李秀丽一直都在自习室里学习，根本就不可能有作案时间！
可警方也只是草草的说了句：可以换个部门再进行笔迹鉴定。
这一次的笔迹鉴定比前一次要快上很多，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模一样。
因为那晚在认罪材料上的签字，李秀丽再也无法逃脱冤屈的牢笼。
1998年4月6日，沈阳工业学院做出了将李秀丽勒令退学的决定，她的大学、她的人生，都被毁了个干干净净。
李秀丽从小就没有了父亲，是靠着母亲捡破烂拉扯大的。
她从小就知道用工读书，只想着赶紧毕业之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先不成为家庭的负担，以后再努力赚钱照顾弟弟妹妹们。
正是依靠着顽强的意志力，她才成为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与其他攻读于艺术医学的女孩不同，她选择了机械制造专业。
这在当时是极为热门的专业，而且一毕业就能获得不错的待遇，即使再苦再累她也不在乎。
在大学期间，她人穷志不穷，不光是寝室里的室长，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专业课成绩也是名列前茅。
眼瞅着离毕业越来越近，自己也即将能赚上钱了，却出了这样让人意外的事情。
对于李秀丽来说，就是一道从天而降的巨雷，彻底劈断了她的幸福人生。
她也不想承受这样不白的冤屈，就与1998年5月，向和平区法院提起了诉讼。
在那年年底，她才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正义：和平区法院要求公安局严格履行程序，重新作偷窃认定。
李秀丽对此大喜过望，期间一直往公安局跑，期盼着自己能有重回校园的一天。
那一天，民警居然主动开车找上了她，嘴上说着是去拿新的材料，实际上却把李秀丽骗到了大北监狱。
当一脸蒙圈的她进入劳教所时，工作人员面无表情的递了一战后劳动教养决定书给她。
这份为期一年的劳动教养，彻底决断她自证清白的路，更把一无辜的姑娘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这起冤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就连笔迹坚定地知名大佬徐立根教授，也关注到了此事。
李秀丽将徐立根教授视为了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带上自己的作业本等多种笔记材料找上了他。
徐立根教授知道这个小姑娘很可怜，就带着北京物证技术鉴定所寻求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比对，还了李秀丽一个真相，让她有了自证清白的可能。
徐立根教授运用自己的所有经验，逐一进行比对，以北京物证技术鉴定的名义，做出了一条再次改变李秀丽一生的结论：取款条上的字迹并非李秀丽所写。
洋洋洒洒近百页的鉴定报告，徐立根教授根据李秀丽的笔画走向、运笔习惯和持笔力度的微弱不同，都详细给出了说明。
当这些证明材料送到李秀丽手上时，更是沉甸甸的希望。
2004年9月，省人民法院依据徐立根教授的证明，对劳教委员会的决定和以往法院判决都予以撤销，这才还了她一个清白，并予以1.9万元的国家赔偿。
那些年的涉案公安人员，也立刻受到了处分，不能再为祸人间。
本该有的那份正义最终还是在七年之后到来了，并没有缺席这个姑娘的人生。
“当年选择认命，乖乖接受处罚，或许不会牵扯到这么的经历，也许能少吃一些苦”，李秀丽回忆起当年时忍不住的落下眼泪，“我曾向老天数次埋怨：为什么我的人生会成为这样，但要我重新选，我还是会走上这条自证清白之路”。
2006年，当年做出开除决定的沈阳理工大学也被李秀丽告上了法庭。
她请求学校恢复她的所有名誉和学历以及毕业证，再加上青春损失费、学业损失费、精神损失费综合起来的将近40万元。
按常人来判断，这笔赔偿对于失去的十年青春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法院还是以超出国家赔偿法为理由拒绝了她的赔偿。
校方只是提出可以让她继续完成学业，但至于毕业证他们做不了主。
直到2007年，她还再曾通过人民法院向学校提起诉讼，请求民事赔偿。
那些赔给她的钱根本就值7年的冤屈，多少钱都不可能抹去过去的伤痛，更何况李秀丽想要的赔偿还根本没有到位。
可这不是通过简单的数字对比就可以算清的，我想正是她心中的正气和尊严，一直都在砥砺着她不断向前。
即使被深埋于地底，她还是凭借着自身的毅力和清白，走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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