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进行协商建国的生动实践，确定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在进京“赶考”75周年之际，让我们聚焦“赶考”历史，翻开《香山如磐 红色永续——香山革命历史口述文辑》一书，在历史“发声者”娓娓道来的口述中，触碰更多的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一同走进那段香山革命岁月，感悟“赶考”初心。
让我们一起倾听
任弼时之女任远征讲述
我的父亲任弼时
因为父亲血压太高，中央担心他在现场太过激动引起疾病进一步恶化，所以没有批准我父亲亲临现场参加开国大典。我当时在八一小学就读，跟着学校去现场参加了开国大典。那时候我和我们班同学在天安门底下坐着，清楚地看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也亲耳听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讲话，那时的我内心无比激动。
晚上7点多，我兴奋不已地蹦进休养所。爸爸、妈妈、姐姐、弟弟都在等着我回去。父亲拄着拐杖，在母亲的陪同下在休养所大门口等着我，连晚饭都没吃。我进家门后，气都没喘均匀，就讲起来开国大典的过程和天安门上的场景。其实我说的这些，父亲和母亲已经通过收听天安门城楼传来的实况转播知道了，但父亲还是一直在等待我回家，向他讲述我亲眼所见的盛况。因为对于父亲来说，这一刻真的太重要了，值得永远铭记。开国大典宣告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他毕生追求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一半，另一半的梦想就是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开国大典的当晚，我们在家里唱歌，父亲坐在钢琴前，一曲接一曲地弹奏，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国际歌》到《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父亲此时完全陶醉在了慷慨激昂的旋律中，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
后来，父亲的病情越发严重，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病。在出国前制装和买东西，父亲始终秉持着节省的原则。那时候国家没有规定出国制装标准，出国前制装和买东西，父亲又大方又限制。必须用的东西，从头到脚都让买；但衬衣之类只许买两件，说有一件换洗的就行了；冬天的衣服只许买一件大衣。当时父亲为了节省国家资源，尽量减少随行人员。他主动提出家属一个都不带，因为父亲会讲俄语，所以译员也不需要，卫士也不需要，只带刘佳武医生就可以了。后来中央决定，加派朱子奇任秘书，跟随我父亲一起去苏联。所以，父亲在苏联治病期间，身边是没有我们家属陪同的。
1949年11月末，父亲在一位苏联医生陪同下，和朱子奇、刘佳武一行四人乘坐国际列车启程，卫士长郭仁把他们护送到满洲里。12月上旬，他们一行人抵达莫斯科。父亲在苏联进行了大概半年的治疗，在1950年5月回到了北京。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在站台上，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早早等候着父亲的专列抵达。父亲下车后，我们就回到了景山东街的寓所。
苏联医生建议我父亲回国后，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四个小时，星期日必须全天休息。中共中央在参考了医生的建议以及我父亲的要求后，让父亲恢复了工作。父亲这时候就像是一个离开战斗岗位很久的老战士重返一线一样，觉得有许多事情需要马上去做。他立刻就听取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的汇报，详细了解目前工作发展和安排，特别是对邻邦朝鲜的战局和美帝国主义在中朝边境的挑衅，他极为关注，每天阅读电报，查看地图，实际工作时间远超过四个小时。
长期的艰苦斗争和超负荷的工作严重透支着父亲的身体。1950年10月25日，父亲的病情突然严重恶化，在医生的抢救下也没有好转，两天后，父亲去世了。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教导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父亲一直叮嘱子女：“我们打下了天下，你们要建设天下。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几个子女一直都遵从父亲的教导，相继完成大学学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把自身的知识和力量奉献给国家。父亲一生不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一辈子为党和人民操劳，看似什么都没有，其实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和他为之奋斗的党和人民的事业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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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山如磐 红色永续——香山革命历史口述文辑》· 石碧兰整理
编辑：网络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