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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王”柯庆施
一、盖棺未论定
二、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三、首创“大写十三年”
四、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
五、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
六、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柯庆施之死
盖棺未论定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一到上海，听到上上下下皆称“柯老”，当时柯庆施不过61岁而已。其实，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称当时才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毛泽东年长柯庆施9岁。
首创“大写十三年”
到了上海之后，我不断听到关于柯庆施这位第一书记的传闻：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这两点作风，至今仍是应当肯定的。据上海《文汇报》一位编辑回忆，他有一次送审社论清样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饭，餐桌上除一条小鱼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饭。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
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在上海美琪电影院给我们文艺界作报告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张春桥思路清楚，口才不错，说话要言不烦，当时他开口闭口，要求我们“大写十三年”——这是柯庆施提出来的口号。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在会见上海文艺界人士时这样阐述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话原本不错，可是他又提出：“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柯庆施以“左”起家的历史。
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
最注意柯庆施传达毛泽东最新思想动向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张春桥
柯庆施这么看重张春桥，是因为他与张春桥有旧：1947年11月当柯庆施出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头脑灵活、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很受柯庆施的喜欢，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眼下柯庆施刚刚受命掌管上海，毕竟人事生疏，亟须张春桥这样能干的故旧。从此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同时兼任柯庆施政治秘书，专为柯庆施起草重要文稿。张成了柯庆施在上海的爱将、心腹。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
柯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63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1976年10月，在张春桥被逮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柯庆施去世时的职务几乎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张春桥担任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13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1964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柯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1965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3月23日前往成都。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柯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6时入宴，至晚9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12点多，柯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2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
清晨6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北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么“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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