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整版关注：廉洁文化中国行·玉溪：聆听不朽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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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整版报道：《廉洁文化中国行·玉溪 聆听不朽的旋律》。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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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城市风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玉溪市主要廉洁教育场所分布示意图。制图：赵嘉文

聂耳文化广场鸟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玉溪花灯戏《山茶花红》剧照。玉溪市纪委监委供图

聂耳文化广场上的聂耳铜像。资料图片

　　云南玉溪，一座因水得名的城市，古代就有玉溪河，《水经注》所记之桥水，明代文献中已称玉溪。“玉溪”意为溪水清净透亮，如玉带潺潺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土地孕育出许多仁人志士、爱国英杰。聂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玉溪人常说“玉溪是聂耳的故乡，聂耳是玉溪的骄傲”。　

　　玉溪市红塔区北门街3号，一栋朴素、典雅的老式清代民居。青瓦、白墙，天井、木楼，典型的州城老宅风格，这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居。

　　庭院清幽，绿荫浓浓。来到聂耳故居，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映照在聂耳的汉白玉雕像上，那么祥和、静谧。凝视着他炯炯有神的眼睛，我心情激动，耳畔回荡着那段让人心潮澎湃的旋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玉溪山水育精英，义军一曲奋全民”，这句出自新中国第一任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诗，高度概括了聂耳与玉溪的关系。

　　聂耳1912年生于昆明，9岁之后多次回到玉溪。当这位少年第一次推开掩映在绿荫下的院门，眼里充满亲切和好奇。两层土木结构的旧式楼房，庭院里的花台、石磨、井栏镌刻着岁月的痕迹。

　　这座老宅是聂耳的曾祖父聂联登修建的，后留给聂耳的父亲聂鸿仪。1902年，聂鸿仪带家人到昆明行医，在甬道街开了药铺“成春堂”。聂耳4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彭寂宽独自撑起“成春堂”。

　　母亲对聂耳影响很大。聂耳的侄女回忆，奶奶常对子女们说：“这个家、这个窝，虽然说没有金子、银子，但是要有骨气、志气。”她还经常讲《岳母刺字》《柳荫记》的故事。彭寂宽在傣族地区长大，不仅能唱各种民歌，还会唱当地流传的洞经调、花灯戏等，成了聂耳学习民间音乐的启蒙老师。这些曲调，就像一粒粒种子，在聂耳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

　　难舍故土的母亲常带聂耳回玉溪。每次回乡，聂耳总会跑到北门街的琴师陈茂先那里，学习花灯戏、滇剧等。花灯戏是玉溪老百姓最喜爱的一种剧目，玉溪当地有俗语：“十个玉溪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着哼。”民间曲调的旋律，激发了聂耳的创作灵感，在他的作品中，很多都蕴含着“玉溪元素”。

　　踏上救国救民征程的聂耳，依然不忘故乡。1928年和1930年，两次随“玉溪青年改进会”回到玉溪，开展宣传工作。在玉溪乡村师范学校的操场上，他表演了《高矮人讲话》《卖花姑娘》等节目，还参加乐队伴奏，他的多才多艺给家乡人留下深刻印象。

　　玉溪河畔，古老的榕树枝繁叶茂、静默如画。不远处，传来阵阵富有地方特色的花灯戏曲调，动感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在耳畔久久回荡。在玉溪街头漫步，我仿佛理解了这位热爱家乡的游子。玉溪特有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聂耳的血脉，并深深影响着他。后来，聂耳用花灯戏曲牌《玉娥郎》改编创作了歌曲《一个女明星》，可见他对故乡的感情。

　　在聂耳故居的展示柜里，我看到了一张聂耳音乐作品的年表。上面清晰记录着创作时间、曲名、作词等，在短暂的一生里他创作了35首歌曲和4首民族器乐曲。他的作品犹如号角，又如战鼓，奏响振聋发聩的强音。

　　我慢下脚步，仔细感受着这位音乐家的气息。了解了聂耳的成长史，才知道他没有进过音乐院校。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引起共鸣，是因为他内心蕴藏着对劳苦大众的悲悯情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敌人的仇恨。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一个叫“小毛头”的报童，被她苦难的家庭和悲惨的遭遇触动。聂耳创作了《卖报歌》，反映了旧社会报童的艰辛及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多年后，“小毛头”的原型杨碧君始终感动于这首歌。2012年，在上海组织的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年过九旬的杨碧君用颤抖的手写下“《卖报歌》经典永恒”七个字，以表达对聂耳的缅怀之情。

　　在故居里流连，仿佛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声。聂耳对人民怀有深情，他经常跑到码头、工厂、贫民区，跑到劳动者、民间艺人中间，搜集素材，聆听人民心声。1932年6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聂耳的作品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无论是愤怒的呐喊还是轻柔的低诉，都给予人们强烈的震撼和温存的抚慰。正如田汉所言，“他是自己真正站在了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要求”。冼星海对聂耳十分敬仰，并给予高度评价：“聂耳先生摆脱旧社会的音乐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对中华民族新兴音乐的一个伟大贡献，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族音乐。”

　　1933年初，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中国共产党一边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一边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做殊死斗争。中华儿女需要一种能够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力量，在这个背景下，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应运而生。

　　为了让乐曲更加大众化，聂耳将中国传统五音的“宫商角徵羽”融入其中，将2/4拍大调式与进行曲风格相结合，注入浓厚的中国底色，迸发出雄劲刚健、节奏有力的旋律。

　　设计了整体曲调后，聂耳又对歌词的节奏进行精心处理。当时田汉被捕入狱，聂耳无法与之商量。“冒着敌人的炮火”这句，原文是“飞机大炮”，词汇拖沓，不好演唱，改为“炮火”。“起来”改为重复三遍。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重复两遍，用叠句来强调，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强劲的旋律。田汉出狱后，听到这首曲子，被深深折服。

　　其实，早在少年时代，聂耳就立下雄心壮志，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可以说，《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来自聂耳的初心。

　　为了唤起大家的抗日斗志，聂耳在“中华民族”这几个音上特别把力度加强，运用了全曲中最高、最强音。中华儿女无不被这激情澎湃的旋律感染。

　　创作过程中，聂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思绪如潮水般在脑海里涌动，有时都来不及记下来。

　　《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据《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回忆，聂耳告诉他：写到激情处，他一会在桌子上拍打，一会在琴上试奏，一会在楼板上踱步，一会又高声歌唱，完全忘记是深夜，惹得房东太太忍不住跑到楼上指责，搞得聂耳很不好意思。两晚时间，聂耳就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又用两个星期做了修改。

　　歌曲结尾，采用了强弱拍倒置处理法，将最后一个“前进”简缩为一个“进”字，使整个曲子的节奏，在铿锵的同时又显得有力，增加了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那一刻，奔放豪迈的革命热情、高亢激昂的优美旋律，震撼人心地唱出了当时民族危机的深重，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是中华儿女坚强不屈的象征。

　　他的音符里，有巍峨的长城，有浩荡的江海，有伟大的家国情怀。就像音乐评论家李凌所说，他的歌声像燎原的火种，划破黑暗，放出火焰；这歌声是那样的雄壮嘹亮，给亿万人民以无限鼓舞，成为民族解放的号角。

　　没想到，这竟是聂耳献给祖国的“绝唱”。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后来，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被郭沫若称赞为“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

　　如今，在玉溪随处都能感受到聂耳的存在。聂耳文化广场、聂耳路、聂耳大剧院，等等。每年7月17日，是这里的“聂耳纪念日”。玉溪，把对聂耳的尊崇铭刻在骨子里，融入到城市规划和建设之中。

　　当地先后4次对聂耳故居进行了修缮，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保持了故居原有的建筑风格，使这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每年干部入职、党团活动，当地各部门都会组织大家到这里参观学习，站在国旗下，高唱国歌，接受最庄严的洗礼。

　　在玉溪的几日，我常会跨过玉溪河，步行到聂耳文化广场，这里是玉溪的文化地标。广场山顶矗立着一尊聂耳铜像，他昂首挺胸，拉奏着小提琴，象征着在民族危难时刻，以音符为武器，以乐曲为力量。那旋律仿佛从琴弦间流淌而出，流入玉溪水。

　　伫立在铜像前，我感慨万千。聂耳的爱国情怀同故乡土地的滋养分不开，就在他谱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同时，他的故乡也掀起一股股抗战文化浪潮。1937年冬，玉溪成立了“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编演了《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陈大麻抗日》等一批救亡花灯剧目，到滇中、滇西和滇南等地演出。起到了团结人民、鼓舞人心、打击敌人的作用。

　　我曾看过聂耳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并非是为个人谋幸福，以为自己能除去衣食住的忧虑，就是幸福；或是吃酒、弄麻雀，就是我的幸福了；也非是为幸福社的社员谋幸福。反之，即为中国谋幸福，为世界谋幸福。”可以看出，当时的聂耳已经成为一名革命者，并在磨练中形成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对于儿子的成长，聂耳的母亲这样说：“生聂耳的是我，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

　　夜幕低垂，灯火闪烁。从高处俯瞰，聂耳文化广场主体设计犹如一把巨大的小提琴镶嵌在大地上，景象壮观，秀丽无比。那一刻，我想起了贺敬之的《献给聂耳》：“无产阶级音乐的前驱不朽，中国人民大众的歌手永生。你的歌，是唤醒民族的号角，你的歌，筑成人民心的长城。中华腾飞，永远需要聂耳——永远需要这样的热血，这样的心灵，这样的步伐，这样的歌声！”（作者：孙现富，本文在采写中得到了云南省玉溪市纪委监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