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2日，上海科技大学刘志教授在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建设场地送了我这部Big Science Transformed: Scienc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转型“大科学” : 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政治和组织》）著作。作为近年来深度参与上海张江光子科学大装置集群建设组织管理工作的我，从开始阅读这部著作起就被它涵盖的内容、阐述的观点、谨慎的论证及给出的结论所吸引，尽管作者使用了比标准学术论文更加复杂的文字结构和“晦涩难懂”的言辞句式，给我有限的英语阅读和理解能力带来了很大挑战。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内心越来越充满了把它译成中文并奉献给在国内“大科学”领域里耕耘实践的科研和管理人员的冲动和激情，并在书的扉页上认真写下了“上海光源，刘志送我的礼物”这几个字，以志纪念。
转型“大科学” : 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政治和组织
(瑞典) 奥洛夫·哈伦斯腾 (Olof Hallonsten) 著
施尔畏 译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4. 7
这部著作的作者是瑞典学者奥洛夫·哈伦斯腾，他现为瑞典隆德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学研究高级讲师和副教授。根据公开资料，哈伦斯腾是一位科学政策学博士，没有证据说明他曾受过高能物理或加速器物理专业的系统教育，也没有曾被某个“大科学”实验室聘用的经历。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学者，却能够紧紧抓住“大科学”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崭露头角，而后又迅速移步至科学舞台中央的领域主题，跳出从科学技术内在发展逻辑来观察科技领域的现象、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习惯思维，展示了不是从物理学而是主要从科学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出发刻画“大科学”演进史的精彩画卷，给读者创造了新的思辨空间。这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特色。
当代科学技术不仅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向社会奉献基础知识、公共物品及专属财富，而且为非自然科学领域（包括科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及哲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题材矿藏。这部著作所体现的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深度融合的鲜明特征，也许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作者对这种趋势作了这样的表述：
当今“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和动力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种交流和合作尝试新的跨越学科边界的研究问题方法，放弃过于简单的学科分类和定义，有利于深化和扩展对当前现象的认识，这尤其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流动性的日益增强”。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基本原理的阐述、历史事件和背景的列举、定义、概念及资料的引证方面更加强调可靠性和完整性，在理论和分析工具的使用方面更加强调多样性。作者以附录形式给出了中子散射、同步辐射和自由电子激光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常规配置，也给出了截至2015年欧美国家正在运行与建造的上述三类装置清单，以及总数为385篇被引用参考文献的详细目录和542条索引。这部分内容大致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在体量上显得比较庞大。就译者从有限的阅读范围及经历来看，在一般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类别著作中，这样的结构并不多见。这是这部著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表明这部著作建立在厚实的研究积累和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并给读者的延伸与拓展性阅读提供了许多线索。作者认为，大量非常有用和启发性研究对科学政策与组织研究、科学在社会中作用研究及相关现象研究作出了真正有贡献的补充；这些概念有着潜在的用途，它们必须在互相之间和与其他可对手头问题增添解释价值的概念对比中加以使用，从而成为深思熟虑分析的一部分，这既适用于理论和方法，也适用于经验性素材的选择。
作者在贯穿整部著作的研究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了多样性和折中主义的观点。他指出：“为了尽可能多地解释复杂主题的各个方面，对它们的分析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并采用开放和折中的方法。”很少有或根本不存在对历史的“一刀切”式的概念化或者解释。科学没有单一的组织模式、单一的体制和单一的与社会连接的方式；科学也没有单一的政策体制、单一的实验室组织模式和单一的大型实验室变化路径。进一步说，没有两个科学案例会是相同的，没有两个国家的科学政策体系会是相同的，也没有两个科学学科会是相同的。因此，这部著作“理论框架大纲的多样性反映在本书实证分析和理论讨论的多样性”。译者本人及其他许多在追究因果关系的实证主义传统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通常习惯于“丁是丁、卯是卯”式的概念化和最终得出明确结论的分析，面对像这部著作这样的折中主义理论书籍，自然会感到有些晦涩难懂和不得要领了。
作者对“大科学”的含义作了概括，指出“大科学”是当代科学活动的一个分支，是科学的一种自然状态，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大科学”这个术语表示在特别“大”的组织安排下使用特别“大”的装置及仪器的一类科学活动，这类科学活动是在与公众对社会进步标志的需求相关联的体制模式中展开，并与政治有着特别纠葛的关系。作者把以探索亚原子世界奥秘为主体的“大科学”定义为旧“大科学”，把以向广泛学科领域的大量小型用户群体提供科学服务为主体的“大科学”定义为转型“大科学”，并且从“大机器”、“大组织”和“大政治”三个维度上观察和分析旧“大科学”向转型“大科学”转变的过程、特征及动力学机制。对于“大科学”这个主题，作者在正文最终结束之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大科学’的转型在科学史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尽管（迄今为止）本书记述和（部分）分析的‘大科学’转型的事件及过程仿佛发生在世界科学舞台之外。”译者从中隐约感悟到作者对“大科学”这个主题没有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得到应有重视表示的不平和无奈。
在整部著作中，作者始终避免将“大科学”概念过度简单化，甚至把它简化成“容易传播的要点”，并认为如果这样做，“关于‘大科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内涵、作用及意义的讨论将成为悖论并走进死胡同”。作者明确指出，具有科学成分但主体为实际应用的大型科学事业不属于“大科学”的范畴，由于“大科学”中的“大机器”都与特定的地理位置绑定在一起，“大科学”不涵盖诸如网络设施、超级计算、基因测序、气候变化建模等依赖于网格化基础设施的科学活动。译者还想指出，“大科学”中的“大机器”不是大量的小型市售或定制仪器设备的简单堆积，“大科学”的转型使其不再是少数人独占的活动领域，而是面向广泛科学领域用户的基础设施，因此，转型“大科学”装置已与诸如地基或天基天文观测装置、无人或有人航天飞行器等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此外，作者指出，无论旧“大科学”还是转型“大科学”都是异常昂贵的，需要巨额公共财政资金的支撑，但“大资金”不能被作为描绘“大科学”的第四个维度，因为这样做势必会带来对转型“大科学”装置的成本与产出进行不公平的“绩效考核”。
作者为读者搭建了一个由若干个共轭概念组（理论分析工具）构成的思辨空间。译者试图以以下五个共轭概念组为线条，为读者全面理解本书内容提供一些线索。
▋第一个共轭概念组是连续性（continuity）和变化（change）。
作者指出，科学已经或正在变化，只是部分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而科学的一些基本特性依然存在，并且保持着联系性。“大科学”的连续性体现在它最初存在的依据早已消失，但其本身却始终存在，并表现出非凡的自我更新和适应能力。“大机器”和“大组织”的耐用性，“大政治”对以庞大科技项目作为社会公众的期望与祈愿中心的需要，共同构筑了“大科学”的连续性。“大科学”变化的媒介是其基本的实验技术，体现在新的技术、新的应用和植根社会的新形式能够在其整体框架内出现和发展，并很好地与社会优先事项的不断转移和公共科学政治及组织的随之调整相适应。不存在脱离连续性的变化，连续性则在变化中延续和发展。过度强调连续性而忽略变化，或者过度强调变化而忽略连续性，都会使对事物的现象与本质的观察和分析走入方向错误的死胡同。“大科学”的连续性和变化在上述三个维度上都有独特的表现。
“大机器”以其超大规模、超高技术集约度和复杂度而成为一种耐用品，孕育了自身的连续性。同时，“大机器”的科学技术体系从未停下过不断改进、更新和变革的步伐。同步辐射装置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从寄生于粒子物理实验装置的第一代“机器”发展到使用储存环技术的第二代“机器”，再发展到采用插入件的第三代“机器”，现又发展到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正是“大机器”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不断变化的例证。
“大组织”的连续性体现在“大机器”必须由“大组织”来建造、运行、维护和升级。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于旧“大科学”，运行机器的“大组织”和将机器应用于粒子物理研究的实验组织是重叠的；对于转型“大科学”，运行机器的“大组织”和将机器应用于大跨度学科领域的实验组织（外部用户群体）是分离的。这是转型“大科学”与旧“大科学”的关键区别。
在“大政治”维度，连续性体现在虽然“大科学”和“大政治”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逻辑，但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则是共生的，或者说，“大科学”本质上有着强烈的政治属性。“大政治”的变化则体现在每一次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都会给“大科学”带来重大影响，虽然这些影响在深度、广度或强度上是不相同的。例如，二战结束时，政治层面对核力量的信仰让“大科学”迅速登上了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舞台；在后冷战时期，对“大科学”投入则把“有助于获得或提升科学技术竞争力的预期”作为政治决策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化又导致“大科学”被植入了更多的市场逻辑。
▲ 美国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夜景照片，2017 年5 月，这个实验室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创立的。战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大科学”以政府赞助的粒子加速器计划的形式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由物理学家、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内斯特·劳伦斯领导的项目，他的实验室和资源由代号为“曼哈顿工程师区”的美国原子弹研制项目所利用，这个项目后以1941年启动的“曼哈顿计划”为人们所熟知
▋第二个共轭概念组是密集型科学（intensive sciences）和广泛型科学（extensive sciences）。
密集型科学体现了认知上“强化”和组织上“浓缩”的强烈特征，而且拥有朝这两个方向继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广泛型科学通过专业分工和学科重构，形成更直接瞄准社会目标或更接近商业应用的新领域，朝着认知上“扩散”和组织上“分散”的方向发展。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政府的决策者还是科学领域的领导者都信奉，只要获得大量政府资金资助，在（部分）采用分级指挥结构的庞大复杂活动体系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能够带来惊人的结果。这为密集型科学在这个时期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20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国家的公众对巨额研发投入产生具体成果的状况日趋不满，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对包括公共科学体系在内的现有政治建制发起了猛烈抨击。进入8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及“绩效考核”、“审计社会”等浪潮中，欧美国家的科学政策学说朝着科学的“商品化”、“经济化”和“战略转型”方向转变。与密集型科学相对立的广泛型科学的崛起无疑是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动荡变化的必然结果。
旧“大科学”是密集型科学的集中代表。旧“大科学”依赖于中央计划、高度集中及官僚主义的制度体系，它的进步与机器、组织及资金的巨大规模密不可分。只要它不主张要获得太多的可用于其他领域的研发资金，旧“大科学”当然可以继续朝密集型方向发展，尽管这会使它与其他科学领域和社会越行越远。然而，旧“大科学”没有获得实现“光荣的孤独”的环境，始终面临着科学界和社会的拷问：它的发展是否会把看似取之不竭，实质上终有极限的公共研发资金消耗殆尽？它的扩张究竟有没有不可逾越的规模界限和资源界限？
旧“大科学”向转型“大科学”的转变本质上是密集型科学向广泛型科学的转变。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同步辐射技术及装置为例，说明了密集型科学的坚固堡垒已经崩塌，广泛型科学成为当今科学发展主流的现实。他指出，同步辐射从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室珍品发展成为在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实验工具，是科学体系内部的组织与制度变化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学科群体内部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粒子加速器从二战期间及战后为核武器生产核材料和为核医学研究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相当有限的应用，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成为物理学家群体探索亚原子世界的工具，再到20世纪末完全转变为极其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仆人”，走完了从密集型科学向广泛型科学转变的完整历程。
▋第三个共轭概念组是同质组织（homogeneous organization）和异质组织（heterogeneous organization）。
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社会生活压倒性地控制着人的行为，人依赖制度和组织来影响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作者在组织学角度上定义了学科领域。学科领域是科学家发展独特能力和研究技能的社会环境，使得科学家能够从集体的身份、目标和实践方面来理解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由聘用组织的领导人和其他重要社会影响调节的。大学和常规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通常都是以学科领域作为基础的。在这类组织中，无论体量多大、层级多高、目标多么宏伟的研发（工作）计划最终都将被分解到个体行动者的手中，这些人对次级计划的执行和特定工作程序的使用保持着相当大的控制权。因此，在这类组织中，任何追求集中计划、统一领导、分级指挥的管理模式除了滋生官僚主义之外，不会带来任何更有效率的活动和更有成效的结果。对于这类组织，把管理的权利与责任放在科学家的肩上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在曼哈顿计划等战时研发计划的工作场地及物质遗产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创造了旧“大科学”时代广受赞誉与青睐的科学组织模式。许多美国国家实验室都有“军事-产业-科学综合体”成员的经历，与军事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雇佣着规模上大学及常规科学研究机构无法想象的人员，簇拥着大学及常规科学研究机构无力建造与运行的“大机器”，执行着政府确定的任务，尽管也有自主部署研发项目的适度自由。它们严格执行优先级排序、同行评审、岗位聘用、绩效考核等为核心的巨复杂层级制度体系，并受到了以“特里弗尔皮斯规划”为代表的政治保护。概括起来，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科技“脸面”和综合竞争力象征，是社会公众以宏大科技项目作为共同期望及祈愿的中心。与异质组织观念相对称，这类组织可被称为同质组织。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旧“大科学”的同质组织是“在深奥的科学和超大型机器上浪费开支的重大冒险”，它们“聘用数千个人，肯定会创造大量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也把有权势的人抬高到可以让他们狂妄横行的位置”。
旧“大科学”向转型“大科学”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同质组织的衰老或没落。所谓异质组织，指由有着不同隶属关系、不同（有时可能发生冲突）利益和不同文化传统的行动者群体构成的组织，能够产生单个行动者群体及其中每个个体都认为独自无法产生的重要结果。转型“大科学”实验室本质上是由负责装置建造和运行的行动者群体、负责实验站仪器开发和应用的行动者群体和大量外部“小科学”用户群体组成的异质组织。不同行动者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mutual dependence）关系是异质组织存在的基础，而相互依赖又分为战略依赖（strategic dependence）和功能依赖（functional dependence）。例如，在上述三类群体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群体在战略上依赖于第三类群体，因为第三类群体的重要科学产出才能给前两类群体带来信誉，增强实验室存在与发展的理由；第三类群体在战略上也依赖于前两类群体，因为只有在这两类群体创造的独特实验手段及工具帮助下，他们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科学抱负。同时，这三类群体之间还存在着功能依赖，即任何一类群体的缺失都将导致其余两类群体无法实现自己的功能。在异质组织中，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降低了学科领域之间和人员隶属组织之间的边界强度，跨学科领域的技术体系和工作程序才会诞生，以功能分工为基础、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标的次级行动者群体才会形成。这是异质组织与同质组织的最主要区别。
▲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先进光子源”装置的纳米尺度材料研究实验站照片。标志这些转型“大科学”实验室的差异性、多样性及其内在技术灵活性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对实验室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里的内在技术灵活性指随着科学需求的变化，装置的一些实验站可被拆除，其他实验站可在原处再建立起来
作者还指出，在异质组织中，存在的是合作的博弈（cooperative games），而不是非合作的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这意味着“异质组织需要有可共享的利益，需要规定利益分享的基本手段，还需要组织合作的一些方法”，并依赖某种游戏规则和制度实践。集体的协议、说服的逻辑和对权利进行平衡对异质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异质组织有可能成为适应后工业时代及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科学活动的组织模式。
▋第四个共轭概念组是委托（principal）和代理（agent）。
当代公共科学领域的各类研发活动是由委托人和代理人在行政权力分解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支撑起来的。在宏观层面上，代表社会公众的政府机构将自动成为委托人，它们需要把产生科学知识、提高竞争实力、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重大挑战等研发任务委托给那些具有完成特定任务能力与基础的行动者群体和机构，还需要监督代理人是否有效率、有成效地完成任务，从而建立起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当委托人选择了不合适代理人的时候，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风险就出现了；当代理人不具有完成任务能力、但为从委托-代理安排中获得好处而采取欺骗或逃避手段的时候，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就形成了。在微观层面上，类似“大科学”实验室的巨复杂层级化组织内部及其周围也存在着大量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着由此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而形成了保证组织运转的委托链条和指挥链条。此外，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为平衡“大科学”实验室的委托任务与科学自主权之间的关系，实行了所谓的“GOCO”委托-代理管理体制，把部分“大科学”实验室的管理权委托给由若干所大学的负责人组成的“代理人”。
委托的基础是委托人对代理人长期积累而成的信誉的认可，这种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又转化为信任。二战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科学政策学说是以科学的“社会契约”和“技术创新模型”为核心的，它们是决策者及社会公众对科学必定创造不可估量财富、不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不会滋生腐败的信任“几乎不那么自然的强烈表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科学领域所证明正在“交付”的东西和被希望“交付”的东西之间出现了差距，科学家专业活动的实际内容和这些活动如何转变为可“交付”东西的之间也出现差距，两者消耗了决策者及社会公众对公共科学领域的信誉和认可，最终演变成为受科学的“商品化”和“经济化”驱动的绩效评估和问责的浪潮。不同层级的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绩效评估和问责现已被概念化和制度化，并被抬举到当今科学政策的至高无上教义的地位。因此，当今公共科学领域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整体处于非稳定的状态，往往是利益相关者围绕“国家目标”与“社会需求”这两个表意文字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旧“大科学”向转型“大科学”的历史性转变也许为公共科学领域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亚稳态转为平衡态提供了一个模板。
▲ 被遗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装置隧道照片。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启动“大型强子对撞机”装置项目之前，美国就开始了建造世界上最大粒子加速器的计划。该装置建造地点位于得克萨斯州瓦萨哈奇附近，隧道设计周长为87.1km，每束质子能量为20TeV，目前正在运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装置的隧道周长为27km，每束质子能量为7TeV。1993 年，美国国会终止了该装置项目
在书中，作者用较大篇幅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装置项目被取消的过程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是公共科学领域委托-代理关系猛然垮塌的典型案例。时至今日，在公共科学领域中充当代理人的行动者群体，似乎都应把这个事件视为将达摩克利斯（Damocles）利剑悬挂于公共科学“殿堂”屋顶的那根马鬃突然断裂的实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科学政策学说对这个事件作了很好的阐释：“（美国）在一个与健康、就业或工业竞争力几乎没有直接影响的昂贵、深奥的学科里成为世界第一，并不在他们（指美国政府科学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优先事项清单中占据很高的位置”。
▋第五个共轭概念组是承诺（promise）和期望（expectation）。
在“大科学”装置项目及类似的大型科技项目中，充塞着许许多多承诺和期望。具体地说，委托人为了证明某项投资的正当性，需要构筑关于该项目未来影响力的期望；候选的代理人为了获取决策者及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需要从最普遍已知的或可被公众感知的事实出发来编制自己的承诺。现实是，如果特定研发投入具有貌似明确的实用性期望和貌似匹配的承诺，即使实现这些承诺和期望需要很长时间并充满了不确定性，该项目仍可能被视为具有战略价值而得到优先考虑。甚至是，承诺越宏大，期望越长远，项目越容易受到决策者及社会公众的肯定，越容易得到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承诺和期望不应被视为可能实现的前景，而是组织动员与获取支持的力量。
期望被定义为各种各样的信任，期望的不确定性使得它更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信任不是建立在由观察和推理证明其正当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的安全感基础之上。更有安全感的信任可能在第一次让人失望的时候就会崩塌；更没有安全感的信任则可通过期望的反面威胁和给政治行动留出更大空间的不确定性而得到加强。然而，承诺和期望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作用。一个承诺一旦被提出，期望就扎下了根。期望不应变成梦想，承诺不应变成谎话。始终以谎言作为承诺的人，终将被自己创造的承诺所淹埋。对于想成为或已经成为代理人的行动者群体和机构，唯一负责任的行动方针是努力履行自己的承诺，以满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的期望。在本书中，作者给出了对美国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通过“科学项目”、“装置”、“组织”三个层面的“分层”、“转化”、“取代”、“废除”四个变化过程实现自我更新的详细分析，从另一个视角说明了努力履行旧的承诺、适时作出新的承诺对于“大科学”实验室的生存和发展有多么重要。换言之，旧“大科学”向转型“大科学”的历史性转变正是承诺与期望相互作用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个共轭概念组并不能概括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此外，作者在全书中给出了7幅表格和13幅插图。受此启发，译者从公开发表的资料中，遴选了共计91幅插图，并将它们尽可能合理地安排在有关章节之中，向读者给出正文中几乎所有提到的“大科学”装置的直观形象，以加深对“大机器”的感性认识。此外，译者采用脚注形式给出了这部著作在正文中提及的76位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公共科学机构主要管理者、企业家及政治家的简要生平，试图为读者更全面理解全书内容搭建一个“人物”维度，并增添译稿的资料性。
让我们对未来20年乃至半个世纪内“大科学”的发展图景作些设想，这显然超出了本书确定的科学史学研究的范畴。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依然是“大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这将极大地削弱任何对未来设想的价值，甚至过若干年后，没有人会想到当年有什么人曾经作出了什么设想，以及这些设想与现实之间有怎样的差距。这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
20世纪初，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物理学家克里斯·奎格（Chris Quigg）对未来加速器技术发展走向作了设想。他认为：对电子、质子和它们的反粒子进行加速和碰撞的已知技术在未来将得到进一步改进，与粒子能量、检测灵敏度和精确控制相关的新技术将被推到新的前沿；与此相关的非寻常（非已知）技术也可能取得重要突破，这将给粒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应用科学、医学诊断与治疗、加工制造及安全应用带来全新的可能性；同时，用于加速器和对撞机的非标准束流（如μ子储存环、μ子对撞机、光子-光子对撞机等）有可能出现，给粒子物理实验和范围广泛的学科领域应用带来新的机会。
我们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设想：未来若干年里，源自革除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危机长时间肆虐全球，高通货膨胀率及货币大幅度贬值实际上掏空了转型“大科学”所依赖的公共研发基本支出，转型“大科学”作为公共科技基础设施的地位受到了极大削弱，整体发展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期。
我们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设想：意识形态铁幕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落下，地缘政治再次成为主导经济和科技发展格局的主要力量；在此政治背景下，“大科学”又回到了显示某些国家相对于另一些国家竞争优势的中心位置，本书定义的转型“大科学”开始向旧“大科学”转变，进而建立起全新的“大科学”。
我们也许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自然灾害及重大传染性疾病频繁爆发、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整体趋缓中时有反复的背景下，人类社会依然沿着理性选择的道路前行，并将保证效应最大化和对结果进行综合平衡的管理原理及政策工具更加娴熟地应用于应对各种重大社会挑战之中；在此政治背景下，转型“大科学”活动与常规科学活动继续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两者在发展中在新的层面上实现融合和会聚，共同创造出全新的科学活动形态。
这部著作的翻译得到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上海科技大学同志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赵振堂院士、刘志教授、刘波研究员、冯超研究员和阎山川高级工程师仔细校阅了译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他们都是长期在光子科学领域里耕耘的研究人员；除刘志教授外，其余四人都是2018年从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转隶到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团队的成员。译者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译者诚挚地希望本译稿能够以某种形式在更大范围内接受更多读者朋友的批判指正。如能这样，译者才真正实现了为中国的“大科学”发展提供具有启迪价值的思想工具的祈愿，并会对此感到十分的欣慰。
本文摘编自《转型“大科学” : 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政治和组织》[(瑞典) 奥洛夫·哈伦斯腾 (Olof Hallonsten) 著 ; 施尔畏译.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4. 7]一书“译后记”，略有修改。
ISBN 978-7-03-079121-4
责任编辑：钱 俊 周 涵 崔慧娴
本书是一部深入探讨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政治和组织在“大科学”领域内相互作用和转变的著作。本书通过详细分析历史背景、理论框架和具体案例，揭示了从冷战时期的军事- 产业- 科学综合体，到后冷战时期以创新和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科学政策体系的演变。书中特别关注了中子散射、同步辐射和自由电子激光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们如何推动科学研究的边界，并在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领域产生影响。此外，本书还讨论了“大科学”在组织结构、资金模式和治理机制方面的连续性和变化，以及它如何适应并影响当代知识社会的发展。
本书的目标读者对象主要是对科学史、科技政策和科学社会学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学者和研究生。同时，对于政策制定者、科研管理人员以及对科学与社会关系有深入了解需求的专业人士，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和理论分析，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科学研究的组织和政策环境。此外，对于广大公众，书中对“大科学”转型的讨论也能增进对科学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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