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朱学勤《平静的坏心情》 原载《天涯》杂志1996年第3期
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一九五七年是个右派，在前不久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
从来只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一直传到千里之外，传到我耳里。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
万没料到他还有这么一手，这一下轮到我为难了。直到今天，我也琢磨不透，怎么能把这两件事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只好这样想：人只要离开具体环境、具体利益的纠缠，都会浮现出与具体行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
可见距离的重要。人性中多少东西，只有在拉开足够的距离后才能出现。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看不够的，就是人性，最不能把握的，也是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给人性预留各种可能，各种不可预测的故事。
我的叙述就从这个无可奈何处开始。
▌缺席者
不要去张望谁在发言，谁在出席。要记住的是谁在缺席，哪一副刀叉的后面是空缺。
出席者用眼睛可以看到，用耳朵可以听到。缺席者看不见，听不到，肉体的五官对缺席者失效，只能动用另一副五官才能知道缺席者的存在。
缺席者早已出席，所以我说，对缺席者要默识，而不是张望。
结束这桌喧闹的晚宴，并不是由于后来者与先到者争夺座位，而是因为早在其中的缺席者突然开口说话。
缺席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事件？也可能只是一个常识。常识只是一个短打，既不穿燕尾西装，也不着花翎礼服。
因此，不必打听缺席者是谁，只要在一个热闹的宴席上，记住常识可能缺席，这就够了。
▌缺席者的出席
最基本的运算符号是加与减。一个话语世界的形成就是由无数个廉价正数组成的。在这个长长的运算系列里，只有一个负数，但是它被一个括号括起来了。它是负数，它只能沉默。它是被括号挟持着参加了这场只加不减的运算。
然而，它是一个不祥的异数。它的沉默，预示着这一长列和式的虚假之和迟早一天会发生颠覆。
每一个时代都有括号，都有被括号括起的缺席者。正数是热冰——一群热闹的浮冰，它们的职业是配合括号，以浮冰砌成一堵墙，将负数冻结在里面。
但是一旦括号脱落——括号是与负号一起脱落的，负数以正数的形式露显本身，缺席者说话，那一堵墙就会倾塌，在此之前的言说就会瘫软在地，成为一摊等待晒干的水。
▌感谢括号
括号有巨大的威力，括号能强迫一个负数以正数形式加入这场加号家庭的游戏。由于它被括起，它左右的正数才那样轻佻、那样放肆。
正数们依偎着那个括号，就像无数宠妾依偎着一个帝王，欣赏一个囚徒——尽管戴着镣铐，也只能与他们共同起舞。
括号是与负数前面的负号一起脱落的。那时，负数变为正数，缺席者变为出席者，下一轮正数挟持新负数的宴席就开始了。在这场有正数、负数、括号组成的宴席中，永远站在那里欢呼的是那些正数，后来发言的才是那些迟默的负数。
然而，永恒的赢家却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的括号，它总能括住点儿什么。有谁能永远居住在那个括号里，以始终缺席为代价，抵消括号的永恒优势？
先感谢括号吧。它是正数的寄主，也是负数的护使。它表面上使正数与负数的运算得以延续，暗地里鄙视正数，将那个珍贵的负数小心翼翼地隔离。
括号对负数是又敬又恨，对寄生在它两侧的正数则从不尊重。有时它发怒，并不是因为恼怒括号里的负数，而是要抖落两侧过多的寄生者。它比正数更离不开负数，它才是最关心负数，甚至与负数相依为命的人。
再一次感谢括号。它使缺席者钳口，又为缺席者监守。当无数出席者任意挥霍，甚至提前透支语码时，幸亏有括号，以它的狞厉枷具，终于括住了一些什么。
▌余数
面对自然，人生永远是一堆偶然的沙粒。因此，人生永远留有一幸：人身难得。
那么，人身最难得的是什么？是余数，是经过社会整合以后，剩下最后那一点儿加减乘除后除不尽的余数，小数点后的余数。
面对宇宙，人身是余数；面对历史，艺术是余数；面对国家，宗教是余数；面对白昼，夜梦是余数；面对成人，孩子是余数；面对你自己，你的记忆是余数。
应该经常清点的就是这些除不尽的东西。这才是最后剩给你的财富，这才是提醒你还有一具人身的证据。
▌珍惜这一声“不”
人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抛掷的时候，根本不会征询你说“是”，还是说“不”。你被一个无言的巨大的“是”抛掷到这个时空区段。
你所有的反抗就是从学会说“不”开始的。一个具体的、有声的“不”，相对那个抽象的、无声的、如天幕般笼罩一切的“是”，实在是太渺小、太微弱了。
然而唯有这一声“不”，才是你获得具体存在的开始，应该珍惜的就是这一声“不”。
▌第二条命
人并没有选择生，却都接受了生。人可以选择死，却大多不选择死。人就这样与生相连，居然还到处说人生，“人生”一词就这样流传开来了。这是从不必想，但是只要一想，就觉得最为乖谬的地方。
然而，不是说只有学会说“不”，人才开始了自己吗？
所有以后的“不”，都是以默认最初那个“是”开始的。而恰恰那个“是”，是唯一一个不是你发出的“是”，但是它竟决定了一切，它高出以后发出的所有“是”与“不”。
你一生中所说的“不”加起来，也没有那一个“是”大。这样一种“生”，确实是比“死”还要可怕，还要不堪重负。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敬佩所有的自杀者，他们是用最后一个“不”，否定了最初那个“是”。
只有最后这一个“不”，才是与最初那一个“是”等值的。也只有等到这样一个“不”发出，最初那个“是”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还有没有稍微折中一点儿的办法，让我们这些怯弱的普通人不说那个最后的“不”，或者在说那个“不”以前，活得还像个“不”呢？
大概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长出一条命来，一条与肉体生命对位而立的精神生命来。只有这一条命——第二条命，是从你最初说出的那个“不”开始的。
我思来想去，人生所有有关精神的事物，就是在这样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妥协基础上长起来的。然而，为什么经常发生那样的事，有人为了第二条命，却拼掉了第一条命？
这是因为第二条命的出现是软弱的妥协结果，第二条命是已经退了一步，退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再长出来的。从一开始，它这个软弱的东西，就成了一个脆弱的东西、刚性的东西。
这一点与第一条命恰恰相反，第一条命是开始时不经你同意，就狠狠一摔，突然冒出来的东西。它以刚性的形式开始，以后就充满妥协，每走一步，都会东倒西歪，时刻准备让步。
第二条命在出生时把该让的东西都让完了，所以，这个软弱的第二条命反而比刚性的第一条命更为刚性，一碰就要拼命。
人为了区区精神尊严，为何准备付出那样大的肉体代价？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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