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水“清风之旅”感知“古城廉韵”

戒石坊上的“公正廉明”。跨过临安府署里的仪门，一座宏伟的石构建筑“戒石坊”格外醒目，正面书有“公生明”三个大字，意为“只有做到公平公正才能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警示为官者要爱护百姓，不做贪官污吏。背面拓有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题写的《戒石铭》“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是说作为一名官员，你们的俸禄，都是来自百姓的辛勤劳动，百姓容易受到虐待，但上天难以被欺骗。以此来告诫为官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手握公权，就要为民办事。

忠孝廉节碑里的“嘉言善行”。清廉是为官从政者应当坚守的底线。府衙忠爱堂右侧立有“忠孝”“廉节”两块石碑，为清雍正六年（1728）临安知府栗尔璋手书，是为官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忠，就是要诚心任事，正直厚道；孝，就是要敬顺父母，尽心奉养；廉，就是要清廉俭朴，品行端方；节，就是要节制自律，坚守气节。石碑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和警世价值，其所蕴含的尽忠职守、廉洁奉公的价值观具有深刻的意义。

廉洁楹联中的“为民情怀”。走进临安府署，各房、门、厅等处镌刻着众多的楹联（牌匾）等40余副。这些楹联多是封建官吏题联明志、告诫部属、戒约自勉之作，其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体现了有远见卓识封建官吏的抱负、政愿、治安、修身等重要为政思想，至今还闪烁着它的思想光芒。“忠爱堂”门柱上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管不辱，谁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对联揭示了官民关系，充分反映古人当官为民的思想理念和自律修养的传统文化美德。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省荷泽市考察时，也曾给参加座谈会的官员们推荐了这幅楹联，引起广泛关注。类似的楹联还有府署大门两旁“治临安，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邑民，十年踏地脚跟牢”；“仪门”上的“民情虽有顺逆，从修齐治平可造盛世；官品本无高下，能公正廉明才是青天”；正堂“明镜高悬”匾两旁的“水可载舟水亦覆舟，掌舵应先知水性；民殷兴国民贪伤国，当官务必察民情”；“宣惠堂”前的“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国事常如家事，力所能勉，持其平，还酌其通”等，不仅体现了儒家的民本仁爱思想和忠孝观念，也蕴含了现代社会治理中公平正义、责任担当和自我约束的精神。

清官循吏中的“遗痕印记”。翻阅历代临安官员名录，一些名宦循吏、清官贤令兢兢业业干事，勤勤恳恳为民事迹跃入眼帘，时至今日，还可看到他们在兴修水利、勤廉从政、义行善举等的方面的历史遗存。

如干练知府赖瑛，在任期间，组织官兵疏浚泸江河河道，打桩培埂，在河堤两岸种柳。几年后的泸江河畔“密柳成排，柳荫匝地，细柳拂水波，人在柳下行”，成为建水古十景之一——“泸江烟柳”；对洗马塘进行疏浚、平整，在塘中种植荷藕。自此，洗马塘内“荷叶盖绿水，四面飘荷香，烟霭浮塘面，芙蓉披红鲜”，成为滇南最早的城市公园（今小桂湖公园）。清廉知府张玉树，在升任云南临安知府后，不仅清廉自守，还捐出自己的禄米数百石，设立义仓，以备荒年赈济灾民。两年间，重修文庙，复“泮池”旧制；重修关帝庙、城隍庙、黄龙寺、董庄愍公祠，将学政考棚坐号以石易木，继修书院、河堤，宵衣旰食，积劳成疾，卒于任上。临安百姓感念其功德，自发组织为他守灵，男女老幼皆穿白戴孝，整个临安城一片雪白，时称“临安一片雪”。有记载称其“性清廉，不受馈，勤于诉讼，审断如神”，“年六十卒于官，临人悲号送梓归”。“两度知府”栗尔璋，其两度出任临安知府，任期内勘察泸江河沿途水文情况，走访民情听取民意，制定措施治理泸江河水患；捐出俸银，号召社会捐资造桥解决群众出行问题，至今其亲自题写的“天缘桥”桥名和撰写的《新建天缘桥碑记》还矗立在桥上，向后人讲述着曾经的过往；手书的文庙“太和元气”坊恢宏大气，政绩可圈可点。“淡墨探花”王文治，任期内，他的足迹遍及临安府境内的建水、开远、石屏、蒙自、个旧、通海以及滇南各地，留下了大量诗篇墨迹，现在临安府署中原址复建有王文治书房，东门“朝阳楼”、文庙“先师庙”为其亲笔书写。

交流任职里的“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我国传统的重要任官制度，始于东汉，后为历代沿袭，至清代已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清朝进一步细化，有“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任职；非本省人，但原籍与任地相距五百里以内，也得回避”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杜绝官员由于种种人情网络的牵制而渎职徇情、营私舞弊，客观上遏制了官场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在临安府署中有一张临安知府籍贯地图，上面展示从明洪武十五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529年中，担任过临安知府的184人（其中明代59人，清代125人）的籍贯，他们大多来自满洲（包含黑龙江、吉林、辽宁三地）、江苏、四川、江西、湖北等地，这为我们研究古代官员交流任职制度提供了参考。

乡贤事迹中的“廉洁本色”。建水文庙里的乡贤祠，陈列着36位建水人出去做官颇有政声的官员。

如廉明知府张隆，任杭州知府，浚西湖，维修白堤、苏堤，治理彰河，政绩优异，清正廉明，得以觐见皇帝。后因母亲病逝，回乡守墓。明代嘉靖年间建水首祀四贤祠，张隆居四贤之首。状元杨升庵称赞张公“官处脂膏不自肥，润西湖广其利，彰水安其锸，考绩三年，最于全浙”。申法御史傅为詝，乾隆年间任贵州道监察御史、奉天府府丞，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力主去奸民，除冗苛，申法禁，清狱讼而端风化等，人称“直谏名臣”。后以赡养老母告假归家，著书立说。著有《读礼偶存》《读汉书论》《藏密诗抄》等，卷帙浩繁，实为大儒。慈惠吏儒张履程，乾隆举人，先后在陕西大荔、华阴等县任知县。居官慈惠，唯民为亲，开仓出麦，赈济灾民，督工开河，勤治水患，免劳役，垫课税等，每离任老幼泣送，爱民如子，还乡后主讲崇正书院。诗作有《彩云百咏》《彩云续咏》等。所咏史事，可补志乘之缺，为云南方志界所推重，有“出为名吏，处为名儒”之赞。四次却金萧崇业，在出使琉球期间，倡廉且“四次却金”。到达琉球后祭礼结束返回“天使馆”时，二位琉球官员突然拿出两块金饼要送给萧崇业，以感谢他对先王的祭祀，被萧崇业婉拒，还亲笔致书世子尚永，说明原委。接下来，琉球官员又分别在册封大典、告别宴及随同萧崇业一起到中国谢恩之时，分别拿出金银宝器答谢萧崇业，均被断然谢绝。其“四次却金”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子孙，并作有《却金行》一诗，教育后人要廉洁自守、轻财重义。

文物古迹中的“儒廉遗痕”。穿过文庙泮池，“礼门”“义路”牌坊静立于唇台两旁，向世人展示着孔子的廉政思想。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在传统道德伦理的文化中，“礼义廉耻”是一个集中成果和体现。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在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门、义路两座牌坊，就是警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以“礼义”做为行为准则。驻足于杏坛，周围石刻中的儒家“修身之道”涤荡身心。如《论语·源源》：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已正，孰敢不正？”，意思是：季康子向孔子问起政治的事，孔子回答：“政就是端正的意思，你带头端正了，谁又不敢不端正呢？”。《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于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法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心归顺。

华英/摄

革命旧址上的“爱国情怀”。

文昌阁中的“燎原星火”。文昌阁曾是中国共产党滇南地下负责人张华俊1947-1948年间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省教育厅加强对省立临安中学（现建水一中）的控制，国民党派特务对临安中学进步师生进行监视。国民党建水县教育会提造罪名，向省民政厅诬告刘宝煊，要求对其“依法究办”。刘宝煊、方仲伯被列为国民党云南省警备司令部的通缉对象。8月，刘宝煊被迫辞去省立临安中学校长职务，与方仲伯一起到澄江隐蔽。随后，学校的党员也离开了临安中学。以此同时，省工委决定滇南党的工作由张华俊负责。为了方便工作，张华俊由石屏宝秀中学到临安中学任教，是当时临安中学唯一的党员，文昌阁成了滇南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

残缺基石上的“弹痕遗泪”。1941年4月16日、18日及5月7日，日本飞机共计十五架次连续三次轰炸建水县城。在4月16日轰炸文庙时，投掷数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文庙大成门古建筑基石旁，爆炸后的弹痕遗留至今，另外的数粒炸弹弹片残留在左侧柏树树体中。通过参观革命遗址，开展红色教育，让人们亲身感悟革命先烈心系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精神，在党性锤炼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涵养清廉本色。同时也警示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稳定的生活。

建水建城1200多年来，人们通过耕读传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祖训”“家训”等家风文化。

朱氏家族的“朱子家训”。在素有“滇南大观园”之美誉的朱家花园，从《朱子家训》及“循规蹈矩”“谨言慎行”石刻中，我们了解了朱氏家族的立身治家处世之道。其中家训对后世影响深刻。如“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生骄态者，贱莫甚”“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张氏家族的“百忍家风”。在建水团山古村，家家户户门房、板壁、门窗等布满寓意家风家训书法绘画，主题均围绕“忍、善、勤、德、孝、俭”等传统文化。张氏宗祠里的“兵书三卷桥边授，忍字百篇家内存”“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和”等对联及《百忍歌》，展示着张氏家族“百忍家风”的文化氛围。曾氏家族的“书香世第”。位于东林寺街的曾家大院，“八字”花大门上方高悬“书香世第”几个大字，左右门联上题写着“三省传家承燕冀、一经教子绍箕裘”，曾姓后人世代遵循“孝友传家”祖训和“书香世第”的耕读家风。

在《水浒传》第三回有这样的描述：“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輳集，车马軿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昔日的临安城亦是如此。查阅相关史料，到民国30年后建水本地商号已经有400多家，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借助临近边境的优势，建水本地商帮大量从事采矿、进出口贸易等业务，呈现出繁盛之势。

刘坤/摄

建水商帮的“诚信印记”。建水商帮，在临安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曾经“金临安”的真实写照，在商贾贸易中，他们恪守着“公平买卖、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善举应乡”的经商之道。如“义成号”商号，道光年间建水罗姓商人开设，主要从事红糖、铁锅、鞍具贩卖转销等，因信誉较好，经营有方，至1944年有资本10余万元，总共经历了5代人，1952年停业，为建水文献记载中开设较早、经营时间较长的商号。“朱恒泰”商号，建水县人朱广福在个旧矿山创办，主要从事开采、冶炼、运销大锡，为临安商帮中的首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败停业，建盖的园林式住宅和宗祠——朱家花园至今还在向世人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团山商帮的“勤俭持家”。在锡都个旧，活跃着一批来自建水团山的张姓走厂人，他们吃苦耐劳，严以律己，百忍成风，通过团山村脚的驿道和富起来的走厂人，在个旧实现了生存和致富的愿望，被世人称为“团山商帮”。富起来的团山人没有贪图享乐，而是将大量财富带回建水，择地起屋，聚族成势，建成了具有滇南乡村特色的风貌建筑，被世界濒危遗产基金会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