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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口 述：李 德 整 理：舒 云（文史学者）
本文转自公号新史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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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林彪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为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要在会上就形势与任务发表讲话。新任伊始，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回答，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此时在国际上被搅得十分混乱。虽然林彪并不是发表公开讲话，但面对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林彪决定从列宁的著作中看一看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因为列宁的话更具权威性。他向秘书交代：“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借一套《列宁全集》来，现在就要！”
秘书把书找来后，他数了数共有38卷。林问：“就这些吗？”秘书答现在已出版这么多。于是林彪和秘书分了工，第1卷至19卷由秘书看，第20卷至38卷由他自己读。他指示秘书把凡是讲到战争问题的语句章节都摘抄下来做成卡片。他自己读的部分由他用红笔划出，找别人帮助摘抄。并且要求两天之内完成。秘书担心，后19卷分量大，是不是秘书多承担一些，林彪回答说：“从1914年到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段时间，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的论述最多，还是我自己来看。”两天过去了，林彪的办公桌上放着200多张卡片。他一边翻检，一边分类，有的还用红笔在旁边加注，显然已胸有成竹。为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回答，竟然把《列宁全集》全面复习了一遍，这种严谨的态度确实不同寻常。随后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会议结束了，大政方针基本上定下来了，于是如何带兵、爱兵、用兵的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会上确定的大政方针也要一项一项落实。林彪对秘书说：“你再给我找一些书，主要是古代的兵书。这些书里有许多带兵之道、养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处。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这时已进入2月，临近春节，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较少日常公务的干扰，多读些书。秘书从广东省图书馆古籍书刊部查出一部《武经七书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10册，看起来还未曾借出过。秘书立刻请广州军区政治部协同办了借书手续，把书借到手。《武经七书直解》是从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后刊行的七部兵书的合编，包括《孙子兵法》等。![]()
林彪看到这部书十分高兴，像得到什么宝物似的，马上喊叫“叶群，叶群！”没等叶群问话就说：“叶群，我告诉你，今天借到一部好书，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看。”就这样整个2月份，林彪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埋头读这部书。叶群也跟着读。办公室也忙起来，两个秘书，一个尉官，还有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内勤，一齐动手，都来参加抄兵书语录。按照林彪红笔勾画的记号，一句或一段话抄一张。然后分别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七个专题分类汇集。从林彪的神情看，这段时间，他显得轻松、惬意，一有空就和叶群谈这部书，说这是“中国古代兵家的重要遗产”，还说“要是都翻译成白话文就好了，可以让干部都读一读”。后来叶剑英来看林彪，林彪向叶帅推荐了《武经七书直解》，并且建议：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专家，把该书翻译成白话文。（事过20多年，到了1980年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成的古文和现代文对照的《武经七书》终于出版，这是后话。）提起这部《武经七书直解》，还有一段插曲。林彪有个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就单独保存，其他人员甚至叶群都不能随意翻动。这部书是借图书馆的，只能用一个月。40天过去了，图书馆向广州军区政治部经办人催要。秘书向叶群请示怎么办好。叶群知道林彪的习惯，又何况林彪十分珍爱这部古籍，就让秘书以国防部办公厅秘书的名义同图书馆商量，再延期三几个月归还，但一定不要透露是林彪正在用这部书，等回到北京想办法买一部。秘书也只好这样办了。后来回到北京，秘书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都没有找到，而且许多老营业员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典籍。秘书几乎绝望了。每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逛旧书店。一天偶然在隆福寺小街，发现一家门面很小的旧书店，就进去询问有没有这样一部书。营业员回答说没有，但又说店后面有两间书库，你要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秘书在书库足足翻了两个小时，终于发现一部《武经七书直解》，与广州借的那一部同一个版本，只花了10元钱就买下了。秘书向叶群汇报了买书经过，叶群也喜出望外，向林彪作了报告：“101，我们又买到一部《武经七书直解》。这回好了，可以还给广东省图书馆了。”从此，林彪给秘书交代了一个任务：“有空的时候多去旧书店走走，发现好书就买下来，就算是你们替我逛书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01”是林彪在东北野战军任司令员时的代号，叶群几十年来一直用“101”称呼林彪。3月，林彪看到叶群通读《武经七书直解》后，打下了一定的读古籍文献的基础，就让她趁热打铁，读《纲鉴易知录》。他自己读《资治通鉴》。林彪读书很快，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秘书们有时也一起议论，首长看书速度怎么这么快。后来有一次林彪和秘书闲谈时谈到，如何读大部头书。他说：每读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有些章节要精读，有些可以粗读，有些索性不读。读书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时一目一页，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则十目一行，这样就可以大省精力。为了让秘书提高读书的效率，事半功倍，林彪曾多次重复讲这些话。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让秘书到书店买一些古代名家论述政治方面的书。秘书听后有些发愣，不知该买些什么书。林彪立刻补充说：比如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都属于这一类。秘书恍然大悟，于是到书店给他买回了一部线装的《昭明文选》。林彪连连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一连十多天，他就读这部《昭明文选》。![]()
在读书上，林彪还有个习惯，他的书桌平时只摆一部书，其他书刊统统不能放。这部书读完，再换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位古人说过的话：“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做学问。这一年4、5月间，林彪围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个命题，反复研读了毛泽东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提炼了“政治工作是提高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这句话，以题词的形式公开发表。1960年8月间，林办收到军委办公厅秘书处转来的一封群众来信。信封上写着：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林彪部长亲收。因为是亲启信件，秘书处信访组未擅自拆封，林彪秘书拆开信封看完，是一封控告信，控告军人违法乱纪，信写得很长，主要内容是：
我是一名女青年，我热爱解放军。解放军是保卫老百姓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里也有坏人。上星期日，在卢沟桥以西，我步行回家，有一名穿着军服的人在身后跟着走，因为是解放军我没在意。当走到一片玉米地时，该人突然从后边抱住我，把我强行拽到庄稼地里，我拼命挣扎喊叫，四周无人，我敌不过他，无可奈何……请您帮助我把这个衣冠禽兽查出来，给我雪耻。我受害地点附近有一所装甲兵学校。我记得在我跟他拼打时，曾揪掉他军上衣的一个扣子。请林部长快点清查，把坏人从军队里清除出去……秘书看过信后，向林彪作了口头汇报。林彪对这封信极为重视，让秘书把原信再从头至尾念一遍。他紧锁双眉，一言不发。停了好一会儿，让秘书把控告信放在桌上，语气沉重地说：“你给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打电话，请他来一趟。现在就来。”此时，前毛家湾的寓所正在翻修，林彪的小办公室暂时设在万寿路新六所，这里离国防部大楼约15公里，萧向荣最快也要20分钟才能到达。林彪就在过厅散步，这是他的老习惯。每逢约见客人的时候，他总在门道或过厅漫步，边想问题，边等客人。当萧向荣在秘书引导下走进客厅时，林彪立即朝沙发的方向一指：“来得好，请坐。”随着话音自己也坐到沙发上。林彪对萧向荣说：“刚刚看到一封群众来信，告状的。写信人对解放军很热爱，可是她受了害。你把信带回去多打印几份，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每人一份。当前部队思想工作有不少问题，有的领导人什么都抓，就是不抓作风建设，忙于事务。这样忙下去，坏人坏事越来越多，没有人管嘛！这封信又是一个警告，切中要害，军委要考虑开个会，专门议一议这件事。”林彪又交代说：“可以先开一次军委办公会议，把这封信作为一个议题，同时告诉总政治部，尽快查明坏人，严肃处理。”
由于这封信提供了具体时间地点，特别是“揪掉一个扣子”这个情节，总政保卫部在装甲兵学校密切配合下，很快查到作案人，公审后判了刑。有关部门对受害人也做了善后工作。作为一个案件可以说告段落了，但林彪的思路并未停止，他仍在思考。联系前不久看到的海军所属某水警区一个基层单位党支部“基本烂掉”的《情况通报》，林彪更加肯定地认为思想工作松不得。林彪感到不解的是，近几年来每次讲话都特别强调政治的重要，给政治机关撑腰，鼓励政治干部大胆工作，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回声？![]()
林彪意识到虽然断断续续讲得不少，之所以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可能是讲话缺乏深度，遂决定从调查研究做起。林彪让秘书帮忙办两件事，一件是让秘书到附近的连队、机关搜集现在连队士兵使用的政治教材，从总政治部、大军区政治部直到军政治部编写的统统要；同时找一些不同类型的连队指导员，了解连队政治课是怎么讲的，连队对上级政治机关有什么要求，教材搜集得越多越好。林彪对秘书说：“我想知道现在连队政治教育是怎么抓的，必要的话你可以找几个战士座谈。”
林彪让秘书做的另一件事，是要秘书看一些书，搜集理论资料，主要是马、恩、列、毛关于物质第一性、物质的作用，精神第二性、精神的作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精神、思想起不起重大的决定作用。林彪嘱咐秘书把这些相关内容摘抄成卡片，并说：“这些天我想了很久，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是就世界的本原讲的。但是，是不是第一性就是第一等的重要，第二性就是第二等的重要？它们之间能不能相互转化？有关这方面的论断不怕多，摘录的越多越好。不同年代讲的同样内容的话，即使一字不差也摘下来，注明不同的出处。”![]()
秘书从附近的连队、驻京院校图书馆、总政治部宣传部士兵教育处等部门一共找到30余种连队政治教材。整整一个月，林彪一直翻阅这些材料和讲话，还有一张张卡片。他对搜集到的士兵政治教材看得很细，说：“红军时期不用说，就是解放战争时期连队要看张报纸也很困难，更难得有这么多教材。现在连队要比以往条件好得多，有条件把政治教育搞好，这些教材编得不错，问题在于不应该照本宣读。很好的一本教材，硬是规定几个月分几次讲完，像教科书一样，缺乏生气。青年人的思想很活跃，不同时间、不同任务都有不同的变化，硬性规定讲一本书，讲来讲去老一套，听不听一点钟。长此下去，势必流于形式。”
林彪研究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卡片时，不时有旁批。在这些日子里，内勤公务员每天早晨做清洁时，总要从林彪床边的地板上收拾起一些写有几个字的办公用纸。这是林彪的重要工作习惯之一，在他的办公桌、客厅、床头柜都要放一些十六开的白报纸和削好的一支支铅笔。每逢他思考问题有所得的时候，就立即随手记下，有时是整句的话，有时只是反映思想火花的一两个字。夜间也是如此。当他躺在床上突然想到什么问题或有所悟的时候，不必开灯，顺手在床头柜摸到铅笔写在纸上，为了避免重叠而字迹不清，他写一张就往地上扔一张，既不会遗忘，又不致影响入睡。他把这一点一滴的思路看成是思想智慧的“珍珠”。第二天把这些零散的“珍珠”收拢起来，经过逻辑排列，编织成连贯的讲话提纲。他的大部分讲话，特别是党内、军内重要会议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深思熟虑而成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的独特风格。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种方法也算难能可贵了。（顺便提一下，7月林彪全家到庐山度假时，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注孙子》，也就是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评注。这本书他不知已读过多少遍，封面都破了，还在书上做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林彪读过许多西方名著，他的小图书室内陈列的书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也是他比较喜欢的西方名著有“四论”，即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语：“四论四论，都是学问。”）
需要是创造之母。通过几个月的读书、思考、查资料，林彪终于完成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准备工作。
1960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林彪匆匆吃过早饭，招呼副官：“走！开会去。”这时候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四行大字：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200多名高级军官聚精会神地听林彪讲话。林彪胸有成竹，滔滔不绝，一气呵成。酝酿了几个月，讲了一小时。最后林彪如释重负，“四个第一”产生了。会议期间，决定仿照古田会议的形式起草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了广泛汲取到会同志的智慧和¾-验，成立了两个起草小组，一组由空军吴法宪中将牵头，二组由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主持。两个组同步进行，拟两个决议稿，然后分发各组研究讨论、比较。最后确定一组的稿子为主，吸收二组的有关章节，合二为一成为送审稿。会议结束后，林彪的讲话和《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送毛泽东审批，同时报送中共中央各常委。
总政治部在上报决议草案时，把林彪所讲的“四个第一”的部分，稍加文字修改后纳入决议的序言中。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三是政治工作中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林彪讲话的记录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立即批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林彪看过毛泽东的批件之后，默默一笑，随口说：“四个第一也是逼出来的，这本来是总政治部的事，我越俎代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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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史学家吕思勉说：“要前进，必先了解现状；而要了解现状，则非追溯到既往不可，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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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如同尘埃一样随风逝去，只有一样东西会留下来，那就是历史。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我们翻开历史，我们才能读懂我们的现实世界。因为，人的生命不过百年，世界却跨越万年之久。
因此，我们要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就不可以不读历史。读历史，首先要读的就是本国史。
钱穆先生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我们各自的自己”。
通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眼里才能有更大的世界，心里有更广的格局。
但只要一提到中国史，很多小伙伴的脑海里都想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类似这些“花一辈子也看不明白”的史书巨作。
其实身为普通读者，要了解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古史，在林林总总的浩瀚史籍中，想 “不费力就能知晓中国千年历史的来龙去脉”，一部《纲鉴易知录》足矣，它最适合作为学习中国史入门之钥匙，登堂之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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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它的名字如今让人觉得陌生，事实上，这部经典著作，自问世以来，便成为许多人学习中国历史的入门读物。
比如吕思勉、梁启超、胡适、林语堂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都是靠它入门的中国历史。
南怀瑾甚至说，这本书，一天只要读三页，就有用处。我特地找来市面罕见的文白对照版《纲鉴易知录》，套装总共含有八册，一个月我就看完了四册，真的太好读了。
《纲鉴易知录》共107卷，180多万字，全书按照帝王在位的年限编年，从盘古时代讲至明末，可谓观古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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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鉴易知录》以纲目体编辑而成，被誉为《资治通鉴》的“精华版”和“扩充版”。
比如，《卷五十·唐记》写道：
【纲】乙未，十四载，春二月，安禄山请以蕃将代汉将，从之。你会好奇，玄宗为什么会答应？安禄山不是叛将吗？当我们往后看【目】才知道，原来朝廷早有察觉安禄山反叛之心，只不过玄宗太相信自己的直觉，误判形势。紧接着作者用三条简短的【纲】，告诉你玄宗本可阻止这场叛变，但他一直在错失良机，为后来唐朝的没落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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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南怀瑾说“《纲鉴易知录》一天只要读三页，就有用处”，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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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鉴易知录》曾经多次被选为中学生文言文学习的阅读材料。因此，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丰富历史知识，也是学习文言文的经典读本。送给孩子，有助于语文和历史的学习。
可以说，这部书是国人读史的入门级读物，文化家庭必要藏一套。
《纲鉴易知录》是清代学者吴乘权编辑的简明中国通史读本，初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二百余年中，刊刻了二十余次，并译成外文，传播海外。主编吴乘权，又名吴楚材，曾与吴调侯合编《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不是原创作品，是以他人著作为基础改编而成。全书共107卷，180多万字。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其间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有简略的记载。由于纪事简明，头绪清楚，使人一看了然，所以叫做《易知录》。《纲鉴易知录》由于通俗易懂，从前流传较广。解放后由中华书局重印，受到读者欢迎。可是，此书只写到明末，到了民国初年，许国英为之续编，仍用纲鉴的体裁，记载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所以叫做《清鉴易知录》，上接《纲鉴易知录》，一直延续到清末，独立别行，又可以成为一本简明的清代编年体史书。众所周知，一代伟人毛泽东酷爱读史。而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史著作，就是《纲鉴易知录》。1910年，毛泽东在他的私塾老师毛麓钟的指导下，点读了《纲鉴易知录》。少年毛泽东由此获得了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他现存最早的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是一篇典型的史论文章，就和他很早读过《纲鉴易知录》深有关系。毛泽东读史、论史，起步很早，起点很高，可以说就是从读这部书打下的基础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日理万机的他后来又重读过这部书（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他终生热爱此书，并多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阅读此书，学习历史。《纲鉴易知录》也是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历史启蒙读物，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其中就提到他的祖父让他读《史记》和《纲鉴易知录》。他发愤读书，很年轻就考取了秀才、举人。这和他从小就有很好的读书训练是息息相关的。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小时候也曾经熟读该书，他曾回忆说：“大概在十一岁时。这时候我已能够自己看古文书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教我改看《御批通鉴辑览》。《易知录》有句读，故我不觉吃力。”
国学前辈南怀瑾曾经作过一个“中国文化”推荐书目，选书少而精，其中就有《纲鉴易知录》。他在一次讲座上说：“你读历史读什么呢？《纲鉴易知录》，先把它读会，这部书是一部中国通史，作者吴楚才，编过《古文观止》，做私塾先生的。由《纲鉴易知录》配合前面的几部书，中国文化一定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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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纲鉴易知录》（8册），南怀瑾、梁启超、
胡适靠它入门中国史，简明易读
这样看史书，线索清晰、层次分明，历史事件的缘由、人物的心理活动等，都能一目了然。几千年历史读下来却甚是流畅过瘾，绝不枯燥晦涩。
就算是忙碌的上班族，一个月看三四册，真的不是难事。
整套书看完，对整个中国历史有更全面系统的了解。学习历史人物的智慧、经验，要比看其他史书要更快速、直观，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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