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任教于美国乔治城大学等校，现已退休）
1960年秋天，我到语言研究所做吕叔湘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直到1987年离所。
一
1960年8月份，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门化毕业。毕业后面临工作分配。那年吕先生要带一个研究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就把我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语言研究所做吕先生的研究生。当时，语言研究所设在北京西城的端王府夹道的端王府大院里。那个院子很大，除了语言研究所，还有心理研究所、科学院的幼儿园以及科学院的房产局。科学院的花房也在这儿。心理研究所跟语言研究所在一座楼里。语言研究所用西边半座楼。吕先生住在端王府大院对面胡同里的平房，每天走路十分钟来上班，十分方便。我在北京虽然有父母的家，但为了节省每天跑路的时间，我还是住进了所里分配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就在办公楼后边，很方便。我很高兴，觉得这个单位不错，有人情味儿。白天上班，晚上就在办公室看书。
吕先生是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领导着现代汉语研究室。当时现代汉语研究室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室里有傅婧、刘坚、范继淹、饶长荣、李临定、范方莲、陈建民等几位先进。我是唯一的一个研究生。
做研究生，首先要定学习的方向。吕先生是汉语语法大家，但是他很重视汉语语音跟汉语语法的关系，早就注意到音节数目对语法有影响，所以就把汉语语音跟汉语语法的关系定为我学习和研究的方向。
吕先生请所里语音实验室的周殿福和吴宗济两位先生辅导我学习语音学及语音实验，又让我读北大中文系的林焘和西语系的齐声乔两位先生写的关于汉语轻声问题的文章，还让我登门去请教他们。
我在周、吴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在语音室用频谱仪做了轻重音的实验。实验结果用来确定汉语轻重音的类型。
参考书主要是英文著作。首先读的是英国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的《英语语音学概论》（An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读了这本书，语音学的基本知识就都有了。另外一本是关于英语上加成分 suprasegmental 对语法的影响的著作，主要是讲英语的音节轻重、高低、长短以及句子的节奏和语调等与语义的关系。
吕先生很重视外语。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到大学才开始学英语。有点基础，可是不能阅读。所以吕先生手把手教我英语，一个星期至少跟他学三次。我到他办公室去，面对面坐着。我先读一段，讲意思。吕先生再给我讲解，告诉我哪儿读得不对、理解得不对，直到我完全读懂。
二
在现代汉语研究室里，我除了跟吕先生上课，也跟其他人学作语法研究，写一些语法方面的小文章。文章都是吕先生看后亲手改好了再发表。
“文革”以前，现代汉语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具体的语法问题、写专题文章。组内每个人都由吕先生指导，在一年内定一个专题。自己找资料，自己写。发表前由吕先生审阅修改。总之，现代汉语研究室那时都是各人干各人的，没有合作项目，没有出专著。我到语言研究所的时候，虽然《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已经出版了，但作者以丁声树先生和吕先生两位为首，还有其他组室的人员，并不是现代汉语研究室的成果。
“文革”期间，由于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我们的研究工作停止了。在干校，年轻人盖房、下地干活儿，几位老先生包括吕先生做养猪、取报纸、送邮件、烧热水的工作。从干校回来后，现代汉语研究室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集体完成了一本专著《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最能体现吕先生的学术路线，即注重研究语言事实，而不侈谈理论。
中国文化传统是不研究语法的。1898 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是第一本描写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利用拉丁语语法以古汉语为对象分析汉语语法。1949年以前，中国语言学界出版了四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重要著作：1924 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43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7年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以及 1948 年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这些研究都借助了西方的语法理论和方法。这些前辈看到了汉语和印欧语的异同，都在努力挖掘汉语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美国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兴起，中国语言学也受到影响。赵元任在美国教授汉语的同时，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用英文写成汉语语法著作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后来有丁邦新和吕叔湘的两种中文译本。吕先生的译本叫《中国话的文法》。1961年语言研究所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就是在赵元任的汉语语法著作影响下完成的。
可以说，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是很短的，中国语法学界当时对汉语事实尚无非常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因此，吕先生特别重视汉语语法事实的研究，室内各同人发表的文章也都是这方面的研究。
在开始编写《现代汉语八百词》之前，组里决定第一要跟所外的单位合作，第二要先作调查。
合作单位方面，我们联系了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派了史有为、马树钧两位老师，北京语言学院派了李珠老师协助我们的工作。我们还联系了北京印染厂，他们派陶宝祥师傅来协助我们。
调查方面，组里派我、范方莲和马树钧三人到南方几所大学的中文系去访问，了解他们对语法研究的需求与看法。我们去了南京、苏州、上海的几所大学，跟那里的中文系老师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征求他们的意见。
大概是1977年左右，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为了尽量弄清汉语的语言事实，大家决定对汉语的常用虚词及一些重要动词的语法功能进行个体式的穷尽描写研究。研究目的除了弄清语言事实，更重要的是为把汉语作为目的语的学习者提供一本实用的工具书。
选定了收录的词目以后，开始讨论书名。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学习英语的热潮，《英语九百句》热销。在一次例行的讨论会上，我想到此前已有讲汉语虚词的书叫作“例释”，如北大中文系55级语言班编写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遂建议我们可以仿照《英语九百句》，把我们的书叫作“八百词”。大家都觉得可以。
编写方式是一批一批地编写。每个人认领几个词条，自己找参考资料、例句进行编写，写好后交吕先生审阅、修改，最后定夺。每一个词条的编写都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据史有为回忆，助词“了”的最原始稿是我和陈建民二人认领编写的，吕先生审阅后重新拟定提纲，再交史有为编写，最后由吕先生定稿。定稿行文简洁，条理清晰，内容精准，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大的提升，显示了吕先生深厚的语言功力。《现代汉语八百词》的每一个词条都是吕先生修订的，有不少是吕先生重写的。吕先生对这部词典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是现代汉语研究室的第一本集体著作。在这以后，在吕先生的指导下，我跟室内的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合作编写了《现代汉语动词词典》。后来，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还编写了《现代汉语形容词词典》。
吕先生注重培养年轻人，乐于亲自带领、指点年轻人。大家都知道丁声树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大学者，但是丁先生过于谦虚，不愿意收研究生，说怕耽误了人家。吕先生则说我不怕耽误人家。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又收了陈平、江蓝生
文章来源 |《语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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