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导演发文

时事 2024-11-21 15:39 湖北

今天（11月21日）

长江日报《江花》周刊刊发

作家祝勇的作品

《贫瘠而丰饶的大学时光》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等数十部著作。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十月》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任《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

以下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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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瘠而丰饶的大学时光

作者：祝勇

在我的印象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就像一个大县城，朴素、灰暗，充满旧年的气息，只有二环以内霸气、辉煌，因为二环以内有壮丽的故宫、有气势恢宏的天安门广场，二环上还有现代化的立交桥，到北京之前，我还没有亲眼见过立交桥，沈阳的立交桥，是在我离开沈阳以后才修建起来的。但在北京更广大的区域里，新建筑并不多，那些建筑也不是历史建筑，而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建起的火柴盒式楼房，既不新也不旧。在西部的高墙大院儿里，还潜伏着一些苏式办公楼和大礼堂，也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起来的。那些苏式建筑建成也才30年，人们司空见惯，没谁把它们当作文物，直到201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被拆（后保留了三栋办公楼），原址被一个房地产项目取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些修建不过几十年的现代建筑群，因为是特定年代的产物，体现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化气息，而同样具有文物价值。

但相比于现在的高楼林立，我更喜欢八十年代的北京。这不是因为我守旧，而是因为当下的城市规划有太多的缺点，尤其是建筑、街道的尺度过大，完全忽略了人的感受，会给人带来压迫与不适，更不用说带来很多不方便。很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你看得见马路对面，你却走不过去。人与建筑的关系不是和谐的，而是被割裂了。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城市是为人服务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人的感受，许多现代建筑则违背了这个原则，让城市变得“高大上”的同时，日益让人产生隔膜感，遥不可及。

八十年代的北京虽然有些陈旧，却是温暖的、可爱的。那时候还没有三环，从今天紫竹桥到苏州桥的那一段三环路，两边的行道树是高大的银杏树，每逢秋天，走在这条西三环北路上，抬头可见一树金黄，低头可见一地金黄，随手捡起一片银杏树叶，都可以当作书签。公主坟立交桥那时是一个环岛，环岛内是一片树林，可以徜徉漫步，树林里有长椅，可以坐在上面小憩，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下来，有如一片片飘落的银杏叶。公主坟环岛周边有许多公交车站，许多线路在这里换乘，那时每逢周末，我都从西北郊的大学去丰台张叔叔家，从颐和园新建宫门（东南门）坐374路，依着昆明湖东路一路南行，又沿着昆玉河开往公主坟，再从公主坟换335路到岔路口，就到了张叔叔住的那个部队大院儿，两条公交线纵贯北京西北和西南，都在二环以外（今天的三环和四环的位置上），沿途街景一点不繁华（那时的公主坟连现在的城乡贸易大厦也没有），但那时北京的宁谧气质，让我这个离家的学子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坐在公交车上，抬眼可见西山，黛青的山影一路陪伴自己，内心一点不会感到孤独。

国关是一所培养国际关系人才的学校，校名是陈毅所题，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绝佳舞台，在这里可以及时看到外国知名媒体的新闻，看到欧美流行的文艺大片，还有世界各国新闻和时政类杂志，像《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亚洲周刊》等，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这些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的。但它更是一个具有文艺范儿的学校，出了许多文艺人才，代表人物之一，就是84级日法系的刘欢。刘欢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没事就在我们那个破礼堂里，用公家的乐器弹弹唱唱，竟无师自通。刘欢后来毕业留校，我选修过他的西方音乐史。他自备一台录音机，放在讲台上，从贝多芬到莫扎特，他讲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刘欢出名是在我上大二的时候，他为电视剧《雪城》唱了主题歌《心中的太阳》，又为电视剧《便衣警察》主唱了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一下火遍全国，演唱会邀约不断，但在校园里，他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教师。我记得有一次费翔在首体开演唱会，演出名单里有刘欢，但那天晚上刚好有他的课，我心里还在嘀咕，这课还上不上，因为没有收到教学处的通知，我们就按时去了教室，上课时间一到，他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根本没有去演唱会，我对刘欢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住2号楼教工单身宿舍，与我的班主任李家兴老师的宿舍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楼梯），那时他们都没有结婚，我们去李家兴老师的宿舍蹭吃蹭喝，扭身就拐进了刘欢的房间。那是筒子楼里的一间，里面摆着一架钢琴，时常在夜晚，刘欢给我们弹琴唱歌，为了不影响楼里居民的休息，他会压低嗓音，低吟轻唱，现在回想起来，何等奢侈。

那时大学的主要文娱活动有：周末在食堂办舞会，我们开玩笑，一转圈儿可能踩到一块排骨；在电教室或者大礼堂看大片，欧洲美国、苏联日本都有，但都是原版，没有翻译的，也有时由我们的同学或者老师做同声传译，至今难忘的，是看苏联喜剧片《三个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遭遇》，因是同声翻译，现场感极强，全场同时爆笑，气氛真是热烈；大学的网球运动也是如火如荼，校园虽小，但网球场地很多，在北京高校算是凤毛麟角，在北京大学生网球比赛中也一直名列前茅，我大学时的体育课就是选修网球，我的一位学长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竟然考上了国际网球裁判资格，成为温布尔登网球赛的裁判，据说当时中国能获此种资格的人凤毛麟角；但最值得一提的，却是我们的“春晚”——其实是“新年晚会”，因为春节是放假的。可以说，因为有刘欢在，所以我们“春晚”水平一直不逊于央视的春晚，因为每年“春晚”（“新年晚会”），刘欢都是“总策划”兼“总导演”，请来最顶尖的“大腕儿”，像毛阿敏、那英、解小东、李金斗、陈涌泉、侯耀文、石富宽等，最后压轴的，当然是刘欢。只是硬件差了点，只能在那个红砖砌成的旧礼堂里，好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的，什么现代化设备也没有。当然演员们也没有“出场费”，全部都是友情出演。但那种近乎狂热的气氛，我后来在任何一个演唱会都没有见过。

我们经历着转型时代的中国，转型时代的中国依旧是贫穷的，我们与中国一起成长。我读大学时，爸妈每个月给我生活费50元，我记得那时我爸爸的月工资一百多元，妈妈的月工资六十多元，他们都是军人，军人的待遇比地方要高，家里的孩子又少（只有我一个），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算不上拮据，但爸爸并不打算让我过得太“富裕”，为的是让我养成“计划经济”的习惯。我们这代人，都是数着钱花的，不会毫无目的地浪费钱。我们每天吃食堂，花费不能超过一块多。大学食堂的小炒（记得有香菇肉片、宫保鸡丁什么的），每份一块到一块二不等，我可以偶尔“涉猎”，打一下牙祭，但不敢敞开吃，因为在“计划经济”思想主导下，不能为所欲为，至少要留一些钱购买书籍和生活用品。我为校报写稿，有时能得稿费十元，立刻会觉得阔绰许多，可以买十份小炒，有“一夜暴富”的幻觉。

有一次从微信上看到刘震云老师在北大的演讲视频，说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大食堂里的菜分成四个“阶级”，有五分钱的（如炒土豆丝、炒洋白菜），有一毛钱的（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一毛五的开始有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两毛钱的就是回锅肉、红烧肉、四喜丸子了。他说他是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他从没接触过，跟它们不熟，他能够享受的人间美味是锅塌豆腐。人生最大的惊喜，不是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你排到时，发现你是最后一个买锅塌豆腐的人，盆里的汤汤水水，全归你一人所有，拌着米饭吃，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个人有锅塌豆腐，到你没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以后会看你一眼，这就进入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范畴，里面有庆幸，也有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听了这段演讲，我的感受是：第一，北大的伙食比我们大学好，品种丰富供应充足，在我的大学里至少没有见到过锅塌豆腐；第二，刘震云老师比我年长十岁，他读大学（78级）也比我早八年，八年来物价涨了不少，我们虽然出手比他大方，但在大食堂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多少，没有实现吃饭自由。刘震云老师对于在大学吃食堂的状态和心态的把握，堪称传神。

除去吃饭，我们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手头再阔绰一点，还可以买港台歌星的盒带。北京大学三角地那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和同学们去买书，经常要排队，有时还要预订，书店会提前贴出预订海报，我们先去交了书钱，几日以后才能拿到书。我的许多书都是这样买的，包括李泽厚《美的历程》，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赵园《艰难的选择》，程德培、吴亮主编的《探索小说集》、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等。我们的宿舍里，每个人床边靠墙的位置上都有一个用木板搭起来的简易书架，我们每天课余躺在床上读书，夜里伴书而眠。好在那时很瘦，一米八一的我只有一百二十六斤，所以原本不宽的单人床被书籍占了一部分空间，依然不觉得狭窄。四年下来，饭都吃不饱的我们居然攒了一批书，有些书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很多年后我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董事长董秀玉老师聊天，她说到有一次她们去书市上卖书，听到有两个年轻女工悄悄商量，从今天开始她们俩合吃一份饭，省出一份饭钱买书。说到这里董老师哽咽了，我的眼圈也红了。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买书，那一代大学生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后来我参加江苏卫视《我在岛屿读书》节目拍摄，才听余华、苏童说到他们都曾用“书票”买过书。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于是各种票证应运而生，每张票上都印有数量，比如粮票上印有一市斤、五市斤等，有钱有票，才能购物。我印象中的票证有粮票、布票、糖票、油票、酒票、烟票、肉票、盐票、煤票、豆腐票、糕点票、酱油票、粉丝票、肥皂票、火柴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商店里的商品寥寥无几，并不令人眼花缭乱，各种票证品种之多，倒是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票，涵盖了柴米油盐、烟酒糖茶等各类商品，其实是对有限的物资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但也仅能保证每个家庭最低程度的需求。没有票，什么也甭想买到。我上大学，爸妈还专门给我带了全国粮票（地方发行的粮票在北京不能用），在食堂买饭，不仅要钱，也要粮票。然而买书还要票，我却闻所未闻。余华说，因为纸张缺乏，所以买书要凭书票。书票不仅规定着买书的数量，而且规定只能买什么书。他说：“在我们海盐，最早是大家都在外面排队，他们是发书票的，而且书票是随机发放，每一张书票上还写着书名。比如给你的是《高老头》，给我的是《战争与和平》，那我就感觉发达了。因为《战争与和平》有四本，《高老头》只有薄薄的一本。可五十张书票发完以后，后面排队的人什么书也买不到了。”

苏童说他当年凭票买书的经历更惨，因为轮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本《微积分》。书店店员问他：“只有这本书，你要不要？”苏童说：“要。”他说：“我数学很好，跟读过这本《微积分》有关系，《微积分》天天照耀着我。”

食堂的饭菜没有油水，深夜读书时常饥饿难耐，实在忍不住了才肯泡方便面吃。我们舍不得买成袋的方便面，成袋的方便面每袋五毛钱，我们从西苑百货商店买里面的干面饼，每块只要一毛钱，缺点是没有调味包，对我们来说，能充饥就好，对味道没有要求。对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的双重渴望，伴我们度过了贫瘠而丰饶的大学时光。

图书馆是免费阅读之地，或许是同学们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图书馆的座位非常紧张，去那里需要提前占座，去晚了就座无虚席。开门之前，同学们都云集在门口，大门一开就蜂拥而入，占领各自的领地。我有一位学长，与他的夫人就是在图书馆抢座位认识的，不打不相识，相识成一家，终于结成夫妻。

校园里夜深人静，图书馆里却灯光明亮，人满为患，每个人案头都摊着书，专注地阅读。我喜欢图书馆的气氛，也喜欢图书馆里的味道，那是由陈年的木器与纸墨的芳香混合成的味道，多年后依然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图书馆里最吸引我的是现刊阅览室，王蒙、刘心武、冯骥才、张贤亮、蒋子龙、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马原、乔良、洪峰等当代作家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里读到的。大学办学术讲座，大讲堂永远人满为患，连窗台、过道、楼梯上都坐满了人。

这就是我经历过的八十年代，重精神，轻物质，充满理想主义，每个人心中都想着未来，因而每个人的精神都是饱满的。虽说转型时代的中国依旧贫穷，但依旧贫穷的中国充满希望。八十年代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以至于我经常一厢情愿地把人分成两种，不是男人和女人，不是好人和坏人，而是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和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

像其他大学一样，我的大学也有文学社，叫“先河文学社”，也是从学长们那里传承下来的。到我们这一届，我、紫光等人都主持过《先河》杂志。没有经费，我自己画插图，请朋友帮助打字，是打在蜡纸上，然后拿到打印社去刷印（不能叫印刷）。那时圆明园周边是一些村庄，我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窜来窜去，找到一家打印社，几期的《先河》杂志都是这样油印出来的。

我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国际关系方面的人才，因为我最钟爱的还是写作，决心把写作的“牢底”坐穿。因为在我眼中，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我后来在《故宫的书法风流》一书中说：“古代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由汉字连接起来的王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必定会想到统一汉字，因为当时各国的大篆千差万别，只有‘书同文’，‘国’才算是真正地统一。没有文字的统一，秦朝的江山就不是真正的一统。”而汉字的艺术，无疑是一切艺术的根基。汉字与汉语之美，让我对它们始终充满迷恋，那是我心中永不消逝的电波。

记者| 周璐编辑| 余梦菲

校对| 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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